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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日本的十五架B—25轰炸机，好不容易飞抵中国海岸。一架飞机的油快完了，改变方向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机组人员立即被吃了一惊的俄国人扣留。黑暗、大雾、缺油排除了试图在国民党人的机场着陆的可能性，尽管已经通知这些机场接待他们。杜利特尔的飞行员被迫跳伞，但在中国游击队的帮助下，除了十一人外其余的人终于被安全护送到国民党战线的后方。三人在强迫着陆时死去，八人被俘虏，受到审问和拷打。《朝日新闻》题为《敌机轰炸校园》的文章，谴责这次袭击是“惨无人道、贪得无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从而激起了公众的愤怒。美国飞行员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两名飞行员和一名机枪手被处决，其他人受到帝国的“宽大”，死刑改为长期徒刑——后来只有四人活了下来。
除了破坏九十座建筑物和造成五十名平民的死亡以外，这次袭击没有造成多少实际的损失。但是，正如总统所预料的那样，它直接地激发了美国的士气。“杜利特尔干得漂亮，”《洛杉矶时报》赞扬说。罗斯福为这件事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他说，这次进攻是从“香格里拉”（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Lost Horizon》里面的神秘天堂）发动的。其实，他是为了掩盖使用了航空母舰这一事实。日本人已经猜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用严刑拷打才从俘虏那里得到口供。与此同时，联合舰队立即出海追击敌舰。山本海军大将由于自己的战舰未能阻止美国轰炸机侵犯皇宫的神圣领空而感到极度痛苦，他退到旗舰上自己的舱室里，让他的参谋长指挥这场徒劳的搜索。哈尔西的特遣舰队轻易地躲开了追击的飞机，有雷达放哨，舰队穿过阴霾雾障航行，两天以后，帝国海军放弃了追逐。
袭击东京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对帝国参谋本部的巨大心理冲击。陆、海军将领们丢尽了脸，他们由于愤怒作出的过分反应，终于导致一系列的战略灾难。陆军立即削减在中国大陆的前线空军力量，把战斗机群调回保卫本土岛屿。但海军参谋本部的成员感到极为羞耻。海军参谋长南云原来对即将到来的中途岛战役一直有不同的考虑，现在却接受了山本的观点，即除非把攻占太平洋中部岛屿以扩大日本的边防当作当务之急，否则整个帝国海军很快就要巡逻，阻止航空母舰对日本发动进一步的袭击。轰炸东京之后两天，帝国参谋本部决定准许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这次战役提前到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进行，紧接着预定的攻占莫尔斯比港的登陆作战和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基地的活动。将这三个背靠背的入侵行动安排得很紧很紧，不留任何回旋余地，也就使每一个行动艇而走险。但是，“胜利病”使海军参谋本部盲目自信。
轰炸东京的最直接的后果，是陆军参谋本部给侵华远征军的一道命令，侵华远征军派遣五十三个营讨伐国民党控制的浙江省和江苏省。七名美国飞行员因为参与袭击将被处死。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约有二十五万中国农民被屠杀。十万日本兵在乡村烧、杀、奸、掳，野蛮和凶残不亚于南京大屠杀。这次严厉的报复是要警告国民党人不得再与美国的轰炸机合作。它还使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愉快，因为美国事前没有征求蒋介石的同意，害怕他的极易走漏风声的司令部泄露计划。日本的野蛮报复是在严厉警告美国人：对日本神圣领上的任何袭击，必将受到激烈的报复。
缅甸的战斗撤退
袭击东京促使饭田将军对在缅甸的十五军团催得更紧，要它加速进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国民党人根据祖借法获得的物资供应。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日军推进到离腊戍不到二百英里的地方，腊戍是掸邦高原脚下的一个小镇，滇缅公路的起点，蒋介石正在紧急从中国向这个地方派遣三个精锐陆军师。这位中国领袖原来相信杜利特尔的轰炸机是来增援陈纳德上校实力日蹙的“飞虎队”的，当他发现非但没有增援的空军，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反而被派往印度并在维韦尔的指挥下作战的时候，他当然非常愤怒。
为了守住缅甸，英国人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支持。亚历山大将军现在面临着日军的北上攻势，但印度洋上的英国船只遭到袭击却使他得不到增援部队和供应品。日本部队向印度推进的速度导致印度爆发内乱，给予甘地的独立运动以新的推动力。二月，蒋介石飞到印度，企图劝告这位圣雄在面临日本的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时候放弃他的独立运动。但是甘地，这位印度人眼中的圣人，却说必须利用这场危机来推进独立。“他们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平等对待我们，”他对这位委员长说。这句话打动了蒋介石的同情心，他本人由于被排除在同盟国最高作战委员会之外，提出抗议的次数够多的了。
在随后的一个月中，甘地呼吁全印国大党拒绝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代表团，尽管代表团保证英国人在战后将考虑印度的自治。“英国必须放弃对印度的控制，”甘地宣布，他坚持认为英国在次大陆的存在等于“向日本发出邀请”。对于新德里的军，政当局来说，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屡不妥协，是在面临着外部的实际危险时来自内部的一个威胁。
就在印度和中国处于这种互相冲突的政治和军事动乱的时候，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驾到了。他在中国服务了十三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被罗斯福总统挑选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位坚韧的战士，有着一股“起来就于”的冲劲，的确是一员优秀的战将，但却是一位蹩脚的外交官。他厌恶中国领导人的胆怯和腐败，尤其不喜欢蒋介石，嘲笑他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同时，“英国佬”的“无所作为”的态度使他感到恼火，所以，他不久就要一面打日本人，一面对付盟军司令部。
以往的经验告诉史迪威，中国的将领们是看不起他们的吃不饱、训练差、装备不足的农民军队的战斗力的。然而，史迪威仍然相信好的领导可以灌输战斗精神。蒋介石在用“外行战术”教训他的时候，他驳斥了这位委员长的如下说法：中国军队只有在对日本军队占有五比一的优势时才能发动进攻。史迪威是在最不利的时候到达重庆的，仰光的陷落使国民党人惊慌失措，根据租借法提供的物资是从这个港口运进的，港口陷落后，通往缅甸的供应线就会断绝。尽管如此，史迪威费了一个星期的口舌，说服蒋介石同意由他指挥中国的第五、第六军进军缅甸，保卫腊戍。
亚历山大将军在腊戍和曼德勒之间的眉苗山中避暑地建立了司令部。甚至在仰光的陷落断绝了他的外部援助之前，他就对他面临的军事困难抱有悲观的看法。他不得不以装备很差、由于最近遭到失败而士气低落的军队进行防御。在日本人打算征服的所有国家中，他们指望从缅甸人那里得到最多的援助，因为缅甸人非常憎恨英国的统治。“缅甸独立军”和日本人肩并肩战斗，身穿袈裟的和尚被怀疑向敌人递送情报。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当史迪威到达眉苗，在一家浸礼会建立他的指挥部的时候，这座殖民地夏都的典型英国气派激起了他的“反英国佬”的成见，这里草坪如毡，红砖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总督府旗杆大厦尤其显得醒目，英军司令部现在就设在这座大厦里。在史迪威看来，亚历山大将军这位被丘吉尔委以拯救缅甸重任、在敦克尔刻撤退时打不垮的英雄，好象是一名目中无人的英国皇家禁卫军军官，他“打量着我，似乎我是刚刚从一块石头底下爬出来的”。在一群风姿潇洒的参谋当中，只有新到达的威廉·斯利姆中将才给这位久历戎行的美国将军留下了不屈的战士的印象。
史迪威怀疑英国人保卫缅甸的决心，当他听说，他们的战略目标似乎是暂时阻止日军的进攻，只待经过若开山脉向西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以便他们和剩下的军队以及数以千计的难民可以一起逃之夭夭就行了的时候，他的怀疑就更加强烈了。大约九十万印度人，象一股人潮向北方逃走，当地的缅甸人憎恨他们，把他们当作比英国人更坏的外国剥削者。他们拥挤在天花和霍乱流行的营地里，严重妨碍了军事护送队的行动，两个月来，由于不断遭到缅甸村民、强盗土匪和日本兵的袭击，护送队的兵员已经人大减少了。
英国指挥官几乎甘愿撤退，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士兵保留下来守卫印度，史迪威却不同，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参战仍然有可能守住缅甸北部。他首先希望继续控制缅滇战略公路，以便实现他所制订的计划：从腊戍向西修筑一条通往印度的新公路，英国人认为这个计划异想天开，不切合实际。
亚历山大和史迪威能够在一件事情上取得一致意见，那就是在扩大战斗范围的时候，缅甸的地形决定了他们所要采取的战略。除了南北走向的三大流域以外，复杂的地形阻碍了交通。仰光的陷落意味着将缅甸南部拱乎送给日本人，可是，当盟军退守缅甸北部和脐状的缅滇公路时，缅甸腹地和盟军防守的战略要地却是曼德勒。曼德勒盘据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个弯曲部，如果敌人占领了这座宝塔林立的古都和交通中心，那么英国和中国军队将会发现他们被困在西面的钦敦和东面的喜马拉雅这两个高耸云天的山脉中间。
史迪威到达时，他发现英军正在卑谬前线重新进行部署，卑谬位于伊洛瓦底江的下游，离仰光一百五十英里。他同意他的中国第五军应当进军锡当河岸边的东吁，从萨尔温江由东往西横跨缅甸建立一道平行的防线。北面一百英里的地方是油田，临时凑合的蒸馏塔正在炼油，亚历山大将军依靠这些油田给他的坦克旅和数以百计的车辆提供石油。史迪威和斯利姆意识到，他们的战线大长太弱，阵地防御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打算将卑谬一东吁防线坚守足够长的时间，直至发动反攻。这个希望很快化为泡影，因为蒋介石在向东吁战线派遣更多的增援部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定，而在东吁只有一个中国师。
可是，在三月二十二日，为了报复头一天对仰光的一次袭击，两百架日本轰炸机对缅甸中部的简易机场发动了空袭，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机场上的许多飞机，摧毁了盟军的空军力量。陈纳德“飞虎队”幸存的飞机逃到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皇家空军剩下的飞机飞到印度。日本人虽然在步兵数量上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