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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发起统一运动，用民意对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当换旗的条件尚未成熟时，他劝阻部下勿操之过急，而要善于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职员制做了一千多面新国旗，准备在各商店的门口悬挂，以示东北归属中央。张学良即令吉林当局，劝阻下属，晓喻利害，暂缓实行。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以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加上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张学良看准了时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⑤……
无疑地，这件事是办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这也正象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所说的“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还说“其富于国家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对于东北易帜表示赞赏，肯定它是反日的爱国行动，同时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以及领土主权完整的愿望，应予肯定，这是多数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认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张学良易帜归顺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是加强了买办豪绅阶级的反革命力量，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讨的。不过，从心怀叵测的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分裂中国、迫不及待地要使东北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来看，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毅然易帜，坚决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控制东北政局的局面，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大势所趋。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统一时，就强大，就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争必然贫弱。但正如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样，革命与反革命性质不同。广东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和北伐是革命的；吴佩孚叫喊‘武力统一’，要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则是反动的。共产党搞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蒋介石组织‘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是反动的。但以上只是一般情况，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因为日本插手东北，妄图独占‘满蒙’，蒋介石决定和平统一，张学良主动易帜，避免战乱，使我国东北回归祖国，这是符合广大人民意愿，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张学良搞‘独立’，象溥仪一样甘当儿皇帝，则东北三千万同胞将受日本奴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领土亦将丧失。”⑥至于说，在那时，不应该联合国民党，归顺国民党南京政权，而只有投身革命、即联俄联共才是值得肯定的，这个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张学良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同时那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大都处于地下状态，张学良不仅还不可能走这一步，即使他这样做了，在那时不利条件也是很多的，国民党以及英、美反对，自不待言，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是很难行得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总觉得，“蒋介石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的对象，如果肯定张学良的易帜是进步的话，好象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东北，则是民族矛盾。我们不应该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列，更不应该置阶级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否则的话，如果认为张学良归顺国民党政府，投靠蒋介石，是加强反动统治力量，不可赞扬，难道我们可以赞扬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吗？对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难道我们可以支持汉奸的分裂活动吗？”⑦
显然不能。所以，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后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将它称之为爱国主义行动决非溢美之词，而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张学良能做到这一步，能够力排众议、真正实现自己的主张，也并不容易。那时，他不仅遇到日本人的粗暴干涉，而且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令人震惊的“杨常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有人也许会说，东北易帜取得胜利后，天下并不太平，张学良本当团结部属，砺精图治，共保东北河山，以不负众望才对呀，为什么在换旗后不久，就突然处决了在东北领导集团当中举足轻重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呢？有人说，少帅刚刚主政，极需维护他的权威。在此特殊历史条件下，张对野心很大的杨、常采取断然措施，消除隐患，从此事无掣肘，有利于巩固东北政权，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有人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们有致死之忧，无该杀之罪，杨、常二人的被杀，主要是由于日本人的挑拨，张学良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了；有的则认为，杨、常固然是有错误的，但处置的方式是不是过于严厉了？难道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吗？实际，这一点张学良并不是没有想到，他曾耐心地等待过，也作过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不过，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因为张学良被逼得要使用武力，就说明他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之深，同时也不仅仅是什么政见不同的问题，而实际“是当年东北统治者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很难避免的政变。有的同志说，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与法制的结果，不免有些‘书生之见’。翻开中外的历史，考察当今世界，有哪些政变是事先经过法律的程序呢？当时，张、杨的矛盾已势不两立，杨欲杀张的风闻，亦时有传说，杨之进逼，使张已达到了‘实难忍受’的地步，已远非法律程序所能解决的了。”⑧当然，也有甚感惋惜的。略谓：“如果杨‘退归乡里’或‘冥鸿海外’，或可免一死，但象杨宇霆这样贪恋权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怎能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呢？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死我话。’张之除杨，实出于不得已，如果不除杨，东北将政出多门，更加混乱，这是日本侵略者最欢迎的。”⑨
这就清楚表明，张学良之杀杨不是偶然的。说是杨专权跋扈也好，是权力之争也好，总之杨之所作所为已成为东北政权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和严重威胁，既是他要孤注一掷，张学良也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当然，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认为问题是存在的，但并不那么严重，主要是张学良多疑，或谓这是以私废公，公报私仇等；有的说是因为日本人的挑拨，还有的说是中了南京方面的反间计，因“张之杀杨，主要因为杨与白崇禧勾结，白要杨‘推翻张学良，取而代之’，蒋介石探知，密告张，要他‘先下手为强’。”……
这些说法，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若只强调某一点，以偏概全，特别是忽略了促使张学良必欲除之的他的亲日问题，也是欠妥的。至于说，还有的认为杨、常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做，“使东北当局的对日对苏交涉失掉了樽俎折冲的人，东北外交完全委之于南京政府”，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丧，似乎是闯了大祸，这就更未免言过其实了。
对杨、常事件究竟应当怎么看？它的真相和内幕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个比较复杂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必要再作些专门的研究、探讨。而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且待另辟专题，详加评析。
① 引自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文摘周报》卢瑞升的摘编文章，原作发表于《文化周报》，作者：王海、连义。
② 张华柱，《辽宁锦县张作霖墓园》，载１９８７年２月５日《西安晚报》。
③⑤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④ 周毅：《为国家统一而矢志奋斗的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⑦ 丁雍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述评》，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⑧⑨ 常城：《再论“枪毙杨、常”》，见《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杨常事件
在东北政权中名噪一时的杨宇霆、常荫槐，究竟是两个怎样的人？杨常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实质和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这还得先作点历史的回顾。
杨宇霆，宇邻葛（自比诸葛亮之意），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９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城东十五里的蛇山沟村。他早年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正值赵尔巽督奉，他被调进奉天军械局，负责军械厂的安全工作，以军纪严明、治厂有方而著称，很快升任军械局局长。不久，又当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参谋、总参议，并兼任兵工厂督办，权倾朝野，成为张作霖手下的红人。
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权欲和野心日益膨胀，持才傲物，不可一世。尤其张作霖皇姑屯遇难，杨认为张学良压不住阵脚，大有东北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谁之概，野心更加发展。但不料事与愿违，大家还是推戴张学良主政东北，杨宇霆的美梦破灭了。当时张学良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他拒绝了；让他当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他也不干。张学良看他显然有情绪，就劝他权且出国考察（其实，真若如是，那还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他偏不离开东北半步，偏要逞强，终于走上了绝路），他也加以拒绝。而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则更骄横了，谈话“一如训饬子弟”。“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有一次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