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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兰州方面的东北军在接到西安举义的密令后,也在兰州采取了必要的军事行动,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然而,也有拒不执行命令的,这便是当时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和驻大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黄永安拒不执行阻止中央军西进的指示,向国民党巩洛军事当局告密,表示听从南京指挥。冯钦哉则不听杨虎城调遣,公开通电反对发动西安事变。由于他们的叛变,致使潼洛防线,不攻自破,“讨逆”军越潼关,进驻二华(华阴、华县),迫进渭南,西安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
这里,值得一提,也使人惊讶的是冯钦哉的行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张、杨二将军为防走漏风声,没有通知远在同州府(今大荔县)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但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开始,即事变爆发当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给他,向他传达兵谏蒋氏的决定,并下达作战命令。可是他却拒绝了。原来,在西安事变前,他对张、杨联共抗日的活动已有所觉察,而他对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对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我认为张学良是胡闹,杨虎城是盲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坚决拥护的。所以,我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如我过去从不亲自带部队上操,这时也天天同部队一起上操了,以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⑧因此,当杨虎城要他率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以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时,他竟“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杨虎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杨察觉我的意图,也就没和我多说什么了。”⑨但杨将军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这位老部下的争取教育,他先后派续范亭、续式甫、许海仙等在十七路军中有些名气的人前往劝说,均无结果。后来甚至还发生了枪杀来使的事件,这就是张逸中(也有说是叫张依忠)之死。这件事冯钦哉虽然强调张是前来策动他的部下弃暗投明,是来瓦解他的部队的,使他很反感;另外,张也未说明他是杨将军派来的等。但他这样做,毕竟是错误的。对此,赵亚宣有一篇记述详尽、而且也是过去历史资料不曾涉及的别具一格的回忆文章,向读者展现了一桩不大为人所知的历史公案。作者说:
张逸忠(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后为十七路军军官,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引者)骑在马上,瘦削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气,一双眼睛轻蔑地注视着前方萧瑟的景物……他心里正想象着冯钦哉迎接时,对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哪里知道,等待他的却是猝然间修筑起来的坟墓。
张逸忠此行意在谒见冯钦哉,令其揭竿而起。不料张却出人意料地先到冯钦哉的部属武勉之的司令部去了,他将西安发生的事情向武勉之作了简单介绍,最后对目瞪口呆的武勉之说:
“你部的任务,就是要在同州府一带就地摆开,狙击随时前来寻衅闹事的武装力量,还要联合友邻部队,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候主任调遣。”
武勉之心头一震。兵谏蒋介石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心想要是一个师那就好了,行动方便,可我仅仅只有一个旅,上有冯钦哉,邻有柳吕(有的说是“彦”)彪,稍有疏忽,后悔莫及,何不先听听柳吕(彦)彪的意见呢?于是笑着说:“处长,还是先到柳吕(彦)彪那里去一下,然后决定不迟。”柳吕(彦)彪也内心惶惶地拿不准主意。在踌躇万分之时,柳吕(彦)彪就摇动电话机,将此情况向冯钦哉作了汇报。
不想柳吕(彦)彪的话音未落,话筒里传来了一声震怒:
“把他押过来!”
简直和爆炸的声音没有两样,柳吕(彦)彪刹那间头皮发麻,稍一回神,才知道师长的命令违抗不得,便放下电话,沉下脸来,大喝一声:
“来人,给我拿下!”
风云突变,事前未曾预料,张逸忠愤怒咆哮着:“我是奉杨主任的命令来的。”“我是堂堂的军法处处长。”
“我要把你们军法处理。”整个儿司令部回荡着他怒吼的声音。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拥上前来的警卫人员捆了个结结实实。
武柳二人押着张逸忠来到冯钦哉住处时,冯钦哉早就杀气腾腾地等在那里,刚等到张逸忠站稳,便恶狠狠地扑上去,在张逸忠的身上咬了两口。
两口咬得好狠,使从来未曾受过皮肉之若的张逸忠大声嘶叫起来:“冯钦哉,有朝一日,我要剥下你的皮!”
可是,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了。
冯钦哉为何咬张逸忠两口?原来张逸忠和冯钦哉早就因为争买一片空地而结下了冤仇……他咬张逸忠的第一口,是还报买空地时的羞辱。这块冯想购买的在西安城内的地皮,因张逸忠的不合作态度,使他的愿望落了空。他咬张逸忠第二口,是还报离间部属之仇。杀张的原因,还不在反对张杨兵谏蒋介石的义举。
张逸忠还在破口大骂,冯钦哉“啪”地一掌击在桌子上,大吼一声:“拉出去,枪毙!”
一群警卫人员,抱着拼命挣扎的张逸忠出去了。冯钦哉还不解恨,一直尾随其后,亲自听到执行的枪声,看到张逸忠的脑浆迸裂,才回转身来,心满意足地走了。⑩突然,就象在12月12日清晨其它突然出现的事件一样,这起枪杀来使的事,也是猝不及防,出人意料的。这也难怪,一场石破天惊的壮举,尽管作了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伤亡有时又常常是难免的。只是情况不同,有的是由于不明真相和顽抗造成的。如在华清池交火中的伤亡者;有的是预料不到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如邵元冲之死;有的是不该发生的,如后来王以哲将军的遇害;有的则显然是“在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面前,见私仇而忘大义,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如张逸忠的被枪杀。人们谴责那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而对于为国为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那些义无反顾的志士仁人,则将永志不忘,并且始终对他们怀着深切思念之情。
①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对于这个电文该书编者还有一个按语,指出:据《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蒋12月15日给宋美龄的遗嘱之有关内容应是“余决为国牺牲。……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
②⑥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③④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出版。
⑤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⑦ 安危:《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原载1986年12月2日《西安晚报》。
⑧⑨ 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⑩ 赵亚宣口述,杜鹏霄整理:《西安事变中一起枪杀“特使”案件》,原载《当代青年》1986年第9期。此系摘引。
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时被人们誉为救国领袖的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由于符合广大群众的抗日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深得人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事变初爆发的那些日子里,它虽然不象在兵谏时那么惊心动魄,却也是很不平静的。当“双十二事变”的清脆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把一向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的西安市民从睡梦中惊醒时,都吃了一惊。最初,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胆小的把门窗关得更严了,商店推迟了开门的时间;但胆子大些的,则悄悄走出来,观察动静,见“街上站满了十七路军的战士在阻止行人通过。大约九时左右,分驻所的警察,拍铺子的门叫喊‘掌柜的,铺子开门照常营业,没啥事。’早饭后,十七路军政治处的宣传车驶向街头,向行人散发‘张杨向蒋实行兵谏和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人们争相阅读,喜形于色。大约十一时左右,钟楼聚集的人群很多,西安二中、西安高中、女师等校的同学列队游行高呼:‘拥护张、杨二将军八大主张’,‘改组南京政府’等口号。有的慷慨陈词,作街头演讲。讲到日寇在平津横行时,声泪俱下,并高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①
事变爆发的当天上午,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曾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谈到此次行动,纯为国家民族,绝非为个人利害打算,一俟达成一定的协议,他们以及委员长都可以返回南京。接着,他拿出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当众宣布道:“‘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黄英斌、缪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