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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
蒋介石如此倒行逆施，怎能不激起天怒人怨，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呢？
张学良被囚于阳明洞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在这个时期虽然仍很苦闷，但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也参加一些活动。曾磊（在阳明洞时担任过张学良的“警卫”，是个连长）说：“当时的张将军才四十来岁，常穿一件咖啡色丝绵袍，布鞋纱袜，可是仍掩不住他那英武的军人气魄。他生性豪爽，待人很随和。每逢宪兵打球时，他都来充当义务教练，有时还当裁判，球兴大发时，他就亲自上场了，打得满头大汗。他为排遣寂寞，时常到我们营房来看看，尤其喜欢和那些‘宪兵娃娃’打交道。有次和一个宪兵下棋，他先提出条件：输了的要打五板手心。头一盘，宪兵输了，他果真拿米达尺打了他五板。第二盘，他自己输了，伸着手要那宪兵打，宪兵不敢打，他说：‘你不打就是不履行我们的双边条约，要受罚，要罚打五板。’那宪兵很乐意地伸出手让他又打了五板，大家都觉得有趣极了。
“张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里，从不为自己的事怨天尤人，发牢骚。他虽然不能与外界接触，可是常关注战局的进展。有一回，听到他在楼上拍桌打椅，大声怒骂：‘忘八蛋！饭桶！一个个该枪毙！……’我忙问楼下的人：‘出了什么事？’他们说：‘副座看到报纸上打败仗的消息，正在发脾气。’每当目睹张将军这种情状，我们都非常同情他，深深地为他感到惋惜。”⑤
张学良是１９３８年冬由湘西沅陵凤凰山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在这里住了两年多。１９４１年５月，张学良因患急性阑尾炎，遂离开修文，到贵阳手术治疗。那时他的病由于入院过迟，已经恶化，最后由杨静波大夫为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他的病才得以痊愈。因为修文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而他的病又未根治，还有复发的可能，所以张学良提出，希望住在贵阳。军统局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贵阳是省会，对于他们的特殊使命多有不便，但又怕张学良真的旧病复发，措手不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难交代，所以也只好答应了。
住市区当然是不会允许的，最后让他住在贵阳的麒麟洞。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５月至１９４２年２月，对于这一时期的囚居生活，於英复曾作过一些实地调查，他介绍说：
“麒麟洞是贵阳风景区——黔灵山的一个景观，有尼姑庵（白衣庵）一座，尼姑师徒四人住此。当时，曾亲眼目睹张学良将军关押情况的白衣庵小尼姑王启华回忆说：‘我１４岁左右和我师傅等四人住在麒麟洞，推点豆花接待游人和香客。张学良关进来后，就只准我们四人进出。卫兵对我们说：“出去不准讲张学良关在这里。”当时，在麒麟洞四周的山上架有三挺机枪和驻扎了三个连的兵，大门旁边架有三部电话（包括电台）。每天白天和夜晚分别由几个便衣特务跟着张学良，寸步不离。和张学良一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赵一荻小姐和她的女佣人。当时，赵一荻小姐只有二十多岁，常穿旗袍。张学良住左边小房，一荻小姐和女佣人住右边小房，中间是会客和用餐的地方。张和赵有时也一起出去走一走，但不得超过挂有‘禁止’的木牌（注：即现在的白象桥处），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是抱着肘坐着在想。住室内除了床和坐椅，四壁没有一样东西。’
“一九四一年初冬，张学良阑尾炎再次复发，又作了阑尾切除手术。因张第一次住中央医院时，涉及面广，外界传出了他在贵阳治病的消息，这次军统局决定不住医院，就在囚禁地麒麟洞给张作手术。手术仍由贵阳医学院兼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大夫主刀，李迎汉、杨洁泉作助手。在局部麻醉中，张学良很沉着，配合了手术的顺利进行，给在场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学良囚禁前身体是健壮的，长期囚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竟连续两次做手术，抗病能力如此之低，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六月间，张学良第一次手术后，在贵阳麒麟洞囚禁期间，应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邀请，在特务监视下到花溪参加了一次诗会。出于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与会者纷纷以诗词贺慰张。张学良见大家的诗词都是对他的慰勉，很受感动，不顾特务的监视，即席吟七律一首，答谢诗友：
犯上已是祸当头，
作乱原非原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
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
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
权把贵州当荆州。
当时，因有特务在场，张学良不便明言，但仔细推敲诗意，仍可知张爱国之心未变。所谓‘中流助君舟’，是说：你不抗日，我拖你一把。所谓‘心存广宇’，是说心存国家民族，不计个人得失。龙场愿学王阳明’，是说愿以王阳明为例，虽受谪贬，日后仍能复职，领兵抗战。最后一句是说，贵州乃暂时栖身，终非久留之地。全诗说明了张学良将军在近五年的囚禁生活中，仍怀有不忘国家民族、渴望领兵抗战的高度爱国热忱。”⑥
由于黔灵山麒麟洞距市区太近，游人又多，不利于保密，所以张学良在这里只住了半年多，１９４２年２月，又迁往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刘育乡亦名刘衙，离开阳县还有十里路，不通公路，是个偏僻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个不大为人所知的穷乡僻壤吧，所以这里便又成了张学良的新的栖身之地。因为这里是乡村，就住在老百姓的宅院里，所以戒备更严，更加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呢：
张学良移囚刘育后，国民党军统局便对开阳加紧控制，派军统特务李毓桢为开阳县长，军统特务廖文钦为刘育乡长。对张将军进行监视的，不光是行营副官看守，还有宪兵特务，国民党的一个七十五团围了三层。除了当时随张学良将军来的厨师所住的刘天平家外，张学良将军没有到过任何一户农民家。就是到刘天平家，身后也有近一个班的便衣特务跟着。因此张到刘天平家，仅在院子里和主人打个招呼，向厨师问好，或吩咐厨师做点什么生活琐事。每逢赶刘育场，张将军也到场上转转，既不买什么东西，也不和老百姓说话，特务跟去又跟回。
张将军的住宅，一般是不能靠近的，就是庄户人家出门干活，也得绕道而过，只有放牛的孩子能稍为走近一点，但屋子里是绝对不许进去的。只有大寨的刘洪春老人，不但到过张将军屋里十多二十次，有时张将军还留刘洪春吃饭。其原因是张将军喂的大黄猫不见了，过了一个多星期，被刘洪春捉到送还张将军。张重获心爱之物，心里很高兴，便向副官们说：刘老头是个耿直人，以后让他经常来玩，不要干涉他。
在刘育，军统特务对张将军的监视很严密，张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以“秘书”身份出现的少将军统特务刘乙光的允许。因此张的心情十分苦闷。没有听他唱过，也没有看他拿过书，百无聊赖之时，只在门口的大青杠树下坐坐，凝视蓝天，一言不发。有时，在卫兵的“护送”下，到北安营去钓鱼，或是在划定的范围内散步。看到孩子们用草编织笼子，捉蟋蟀关到笼里相斗……⑦
当年曾在开阳中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得以瞻仰少帅风采、并还有机会与将军和赵四小姐见面及交谈的袁化鹏也有一段感人的追叙：
一九四二年，我还是个少年，在开阳中学读书，和“行营主任”刘乙光家毗邻而居，他有两个儿子刘伯涵、刘仲璞和我在开中同学。一天，我和刘家兄弟在一起玩，忽然见到一大群人抬了一只刚打死不久的大老虎，来到刘家所住院内放下，登时大门外警卫森严，不准百姓往来。不一会，刘乙光和县长李毓桢以及县府的机要人员、行营副官们都来了，黑压压满陀子是人。刘伯涵悄悄对我说：“那个穿麂皮加克、戴藏青色鸭舌帽的，就是张学良将军，我喊他叔叔；他身边那个女的是他的秘书赵四小姐，名叫赵媞，又名赵绮霞或赵一荻，是南开大学的校花（这是传说，不是事实）。”张将军个子比刘乙光高，风度翩翩，英姿飒爽，确是叱咤风云、驰骋战场的宿将，毕竟不凡。他兴致勃勃，语调亲切地向捕虎人问长问短，备极关怀。一会，“行营”一位秘书，把一叠钞票送给捕虎人，说是张先生的犒赏，老乡们喜出望外，抬着死虎扬长而去。事后，我问小刘：“张先生怎么不把这张极好的虎皮买下来呢？”小刘说：“他家有的是长白山虎皮、熊皮、著名的东北豹皮。虎皮是李县长买了，张叔叔奖了他们三十块钱。”
开阳中学校址在北极观，这一带古树参天，石径迂回，山下紫水一泓，校园藤萝泛彩，映衬着古城落霞，风景幽静肃穆，甚是宜人，引起了张将军的游兴。记得是一个深秋时节，我独自一人在古树下背诵古文，正在聚精会神，张将军来了，从我手中拿过国文手抄本，我这才惊觉，忙起来向他行礼致敬。他问我：“你这名字出于何典？”我答：“《庄子》秋水篇。”接着张将军要我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我背了以后，赵四小姐从张将军手内拿过国文，又要我背《费宫人刺虎》，这篇文章我本不够熟悉，有些夹生，这时不知怎么搞的，竟能流畅地背出，没有差错。这时县长、校长以及县政府的一些人都来了，还有一些同学，那些女生见我被“考秀才”，都在那里做鬼脸，出我的“洋相”。但是张将军和赵阿姨却对我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表示对我满意。临别，张将军还要我代问候刘震寰先生。刘是我的国文老师，在刘育经常和张将军谈诗填词。刘老师常对我说：“张先生很有才华，这些年的囚禁，使他在诗词方面有了较深的素养。但诗以言志，他却不敢言志，所作都是风花雪月，咏物写景，虽系抒情而不敢有明心见性之句，他的苦闷心情，不言而喻了。”
一九四三年初夏，学校组织我们作了一次远足，目的地是刘育乡、白岩营。我们到达白岩营的半山后，正巧遇着张将军也来游山。刘伯涵因他父亲在此，便上前鞠躬问安，我们也趋前向长辈问好。张将军见到我们，十分高兴，赵阿姨拉着最小的女生蒋文惠问长问短，并要她唱歌，慧心的文惠毫不迟疑地唱出了流亡三部曲第二部：“泣别了白山黑水……”由于她的带头，我们也和着把第一部《松花江上》和第三部全都唱完。在我们这些童稚的歌声中，我觉察到张将军心情沉重，既显出他对东北三千万同胞的怀念和对国家民族的内心负疚，也体现他失去自由、报国无门的隐痛。此后，我到贵阳读书，寒假回家，张将军已被迁往桐梓，再也无缘见面了。⑧１９４４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交通线，以援救其侵入南洋的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