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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将是不可能的”（Coleman 1990： 97）。还有一个额外的可以看见的好处：被某人信任可以成为其他人也给予信任的证据，所以，收到信任提高了一个人在其它事务中的可信性（例如，当因为一本书是最畅销的，我就买了它时，我是追随千百万读者所给予的信任。随着读者的每一次增加，书的可信性提高了。或如果我知道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把钱存入那个独特的银行，我更可能把钱存入那里。银行的可信性因为每一个可靠的存款人而提高了）。获得能带来可信性提高的信任对于政治家、学者、运动员、临床医生、记者来说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并且对于像军队、警察、政府这样的机构来说也是这样。而不信任正好导致相反的结果。通过其他当事人的时刻警惕和控制，它捆住了一个人的手脚。它把行动者推向安全的、防御性的行动路线并使其避免“做出头鸟”（sticking one's neck out）。它剥夺了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因为不被信任而被拒绝给予或不被委托。总之，它导致积极性的减少、孤立和预防性的敌对行为。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对更广大的共同体的功能
信任不仅对参与者，而且对信任得到普及的更广大的共同体（团体、联合会、组织等）有重要的功能。首先，它激励社会性和与他人一起参与各种形式的联合，并且以这种方式丰富人际联结的网络，扩大互动的范围，以及允许更亲密的人际联系。换句话说，它增加了埃米尔·迪尔凯姆所称的“道德亲密性（moral density）”（Cladis 1992： 196），和现代学者所描述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Putnam 1995a； 1995b； 1995c）、“自发的社会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Fukuyama 1995： 27…29）或“市民的约定（civic engagement）”（Almond and Verba 1965： 228）。其次，信任促进了沟通的扩展，并解决了阻碍自发的集体行动的“众人致误现象”（pluralistic ignorance）（Allport 1954）。第三，信任鼓励对陌生人的宽容和接受，鼓励把文化和政治差异看成合法的——因为它允许以一种没有威胁的方式看待它们。用这种方式，信任抑制了群体内的敌对和陌生人恐怖症（xenophobia）的表现，并缓解了争执（Parry 1976： 129）。第四，由于认同意识，信任文化增强了个体与共同体（家庭、民族、教会等）的联结，并产生强烈的导致合作、互相帮助、以及为他人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倾向的集体团结。第五，当信任文化出现时，交易成本被显著降低，而合作的机会被显著地提高了（Offe 1996： 10）。简言之，“当信任存在时候，参与和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了”（Luhmann 1979： 8）。
另一方面，通过导致孤立、原子化、联系的断裂、以及人际网络的衰退，不信任侵蚀着社会资本。第二，不信任关闭了沟通的通道，导致社会成员孤立，并产生“众人致误现象”（Allport 1954）。第三，不信任动员防御性态度、敌对的刻板印象、流言、偏见、以及彻底的陌生人恐怖症。第四，它疏远并彻底将一个个体排除在外，刺激他寻求另外的、常常是违法的认同感（团伙、黑手党、不正常的亚文化等）。第五，通过一种晕轮效应（halo effect），同与外人的关系一样，弥散的不信任文化很容易扩散到群体内的人际行为。在这两种情形下，由于不断警戒的需要所花费的交易成本显著提高了，而合作的机会受到了阻碍。“互相不信任的人们将结束合作，除非在正式的规则和法令系统下，这个系统必须通过谈判、同意、提起诉讼和强制，有时通过强迫的方法来维持……换句话说，社会中广泛分布的不信任强加了一种税”（Fukuyama 1995： 27…28）。
现在让我们转向随着我们信任的给予参与者的可能的反应。依赖于信任的性格，参与者可能做以下反应：证实所预言的信任，归还所托付的东西，或报之于信任。对于那些给予信任的人，满足了他们的信任，允许他们收获通过信任的赌博所期望的所有利益。如果他们的预言变成现实，行动证明是有效的（例如，如果我投票选举一个政府，期望它降低税收，而它确实降低了税收，那么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如果所托付的东西被照看并归还了，我兑现了我所想获得的（例如，如果银行明智地投资储户的存款并给我带来良好的收益，显然比我把钱放在家里收益更多）。如果试图产生相互信任唤起的信任的确是互惠的，我从被信任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东西中获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还获得了两个额外的好处。第一，我因为打了个好赌得到了心理的满足，这提高了我对自我的评价，而且使我倾向于在未来更信任他人。第二，我扩大了这些对象（人、机构、公司、产品等）的个人储备，他们被证明是值得信任的，并且因此在未来是可以被信任的。相反，如果我们的信任被背叛了，它带来了在给予信任时所委托的资源的损失（承担错误的期望的行动证明是无用的，错误托付的东西丢失了）。因为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同样也会有心理的伤痛，并伴随着自我效能的降低。惟一的安慰是我们在未来可能知道的更好，被警告提防特定的参与者，从而有可能避免未来潜在的损失。
符合信任的要求对被信任者也有看得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增加可信性，这在未来的交往中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例如，政府可能再次赢得选举，商店被再次光顾，银行吸引更多的存款，或朋友告知更多的秘密）。另一方面，背叛信任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利益（例如，通过欺骗消费者得到额外的好处），但破坏了未来的可信性并关闭了未来有利交易的可能性（例如，消费者再也不会光顾，并且坏名声可能被传播开来）。在有些情形，一旦信任责任机构支持和“保证”，背叛信任可能带来损失惨重的惩罚（债务、诉讼、赔偿）。因此通常背叛信任是非常不利的。
信任总体上被实现——证实、归还、或回报——的情形不仅对参与者，而且对广大的社会都是有作用的。它产生秩序和安全的感觉，并且鼓励合作。因为它提供伴随信任的满意经验，它可能导致信任的提高，并为信任文化的出现做出贡献。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功能的相对化
存在信任的一般功能和功能失调。它们的意思总是明确的吗？无理由的信任（对各种独裁者的盲目的、天真的信任）是好的吗？或以给予相互信任来回报玩世不恭地伪造对我的信任只是为了从我的信任中获益（就像在由商人展示个人关注的模式的伪礼俗社会中）的人是好的吗？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信任的功能性（functionality）和功能失调性（dysfunctionality）是相对于它的知识论基础的：目标的可信性。
（一）相对于可信性的信任功能
简单地说，信任可信任的对象是有用的，而不信任不可信任的对象同样也是有用的。让我们来揭示这个精练的准则的意义。当我们信任那些值得信任的人时，有较大的可能性我们的信任将被实现1，而我们自己和我们所信任的人都收获信任的所有的好处：被信任、使自己的信任实现、达到他人信任的要求。“如果被信任者是值得信任的，寄予信任的人比不寄予信任的人更好”（Coleman 1990： 98）。“在信任被证明是有理由的地方，参与和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Hardin 1993： 512）。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它导致伴随信任的不断满足的经验，包括信任文化的出现等所有有益的结果。
当我们不信任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时（就像通过我们关于他们的坏的声誉、弱的信用、差的表现等最好的知识来判断的那样），我们有同样大的消极的赌博将被证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景中，不信任包括“技术上胜任的表现和/或基于信用的义务与责任将不会出现的基于理性的期望”（Barber 1983： 166）。所以避开接触、使我们自己离的远一些，或如果互动是不可避免的，至少通过严密监督和控制他人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对我们来说是更谨慎的。我们以这种方式使自己远离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及其危险。让我举一些不信任的功能性的例子，它们是比信任的功能性更不可能被直觉的情形。一个已经离过五次婚的人不具有作为可靠的婚姻伴侣的资格。如果一个航空公司有飞机失事的坏记录，旅客将不愿意乘坐该公司飞机。如果一个政府有专制或无效率的长久记录，它几乎不可能期望再次赢得选举。一个明显喝醉的人开车将不会被信任。而当人们知道某轿车生产厂忽视质量控制的时候，人们当然不愿意买它的产品。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信任导致了防御的措施——避免接触、割断任何关系，并且如果那是不可行的，就提高警觉、仔细审查并尝试对他人进行直接控制。它也可以通过动员控制机构的后援保护性措施来防范参与者可能的信任背叛（例如，在有证人在场时做交易，由公证人证明，要求独立的附属担保的债务或诉诸诉讼）。通过提高有害行为的代价，不被信任的参与者可能因此被迫做出更合作的、值得信任的行为。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关于功能失调的信任的简要规则：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和不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同样是功能失调的。作为理想化的总是好的信任在这里破碎了：“信任最终可能是愚蠢的并且甚至可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仅仅信任本身不会必然很好地帮助驾御复杂性——它可能导致灾难性结果，包括快速的毁灭”（Hardin 1993： 513）。信任的最明显的功能失调性出现在第一种情景中，它可以被贴上盲目或天真的信任的标签；并且当一个人忽略了所有的可信任的指标并做了纯粹的“信任跳跃”（leaps of faith）时，或当一个人不考虑消极的证据时，或当一个人被有意识地人为的伪造的可信性误导时，它都可能发生。盲目的或天真的信任为重大的损失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在委托或唤起的信任情形中，它敞开了滥用或自私地利用的大门。参与者将非常可能使用与信任的信用一起得到的给予行动的自由，通过滥用或背叛信任来反对信任的给予者。“如果被信任者不是值得信任的，信任者比信任没有被给予时情况更糟”（Coleman 1990： 98）。设想一下，如果某妇女发现她的丈夫说谎，如果某投资者被一个诈骗犯骗光了钱，或如果某旅行者与明天就要破产倒闭的冒牌旅行社预定了一次旅行，或如果某银行因不讲信用而被注销。除了当时的损失，盲目的和天真的信任将激励未来的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它表明背叛信任可能有利。一个有趣的并且特别不道德的这种信任的病理学情形发生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对独裁的统治者或有魅力的英雄的盲目和天真的信任（例如，在斯大林那里被称作“个人崇拜”，在希特勒那里被称作“元首至上原则”。信任在这里通过教化和宣传，伴随着对可信任暗示的极端的夸大，被人为地操纵。那里有声誉的赞颂（英雄的事迹、战争的胜利、智慧的证明、表现的奇迹），信用证明的制造（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