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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种反应可以称作父权化（paternalization）。当“不信任文化”发展了，生存的“焦虑和恐惧”变得不能忍受了，人们开始梦想一个具有父亲特征的人物、一个非常独裁的领导者、一个性格具有非凡魅力的人（元首或领袖），他将用铁的手腕清除所有不值得信任（“可疑的”或“异己的”）的人、组织和机构，并且如果需要的话，他将用武力在社会生活中重建秩序、可预测性和连续性的表象。“在一个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社会中，弱者将喜欢一种用强有力的手腕维持秩序的政权制度”（Banfield 1967： 93）。当这种领导出现时，他很容易变成盲目的替代性信任的焦点。“有非凡魅力的领导（比如塞比太·塞维（Sabbatai Sevi）、隐士彼得（Peter）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出现很可能发生在信任或合法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时期”（Coleman 1990： 106）。对放弃责任的相似的渴求也通过其它的机构：广泛传播的异教、派系、要求完全的忠诚和全部的未分割的承诺的“贪婪的共同体”（voracious munity）得到满足（Coser 1974）。它们变成了有着强有力的代用性父亲完全照看其成员的准家庭，。
第七种反应可以被称作信任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of trust）。在对当地的政治家、机构、产品等的不信任氛围中，人们转向外部社会并把他们的信任存放在它们的领导、组织或物品身上。“结果似乎是，无论在生活的哪个舞台上信任被撤回，那么信任一定会安置于其它的某个地方”（Coleman 1990： 196）。与对当地的对象的不信任相反，这种对外部对象的信任经常是盲目理想化的，因为距离远、媒体的选择性偏差以及缺乏直接的相反证据，这样做甚至是更容易的。沿着这种思路，我们相信外国的经济援助或军事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或欧盟的成员关系，好像它们能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提供万能药。
注 释
1 它总的来说只是一个机会，因为可信性总的来说只是一种建立在我们关于声誉（信任证明）、表现、外表、责任性和情景的促进性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可能性。如果它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确定性，信任就不再被需要。
2 作为对检查员的角色要求中的一条，他们必须假定相反的原则：“在被证明是清白之前，人们都可能是有罪的”。
3 政治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革命前的“从当权政府那里收回合法性”。
4 这似乎是意大利警方在与黑手党的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主要秘诀。一旦一定数量的黑手党的叛徒打破了忠诚与信任的联结，指证他们的同伙，牢不可破的堡垒就开始崩溃。不信任的病毒就开始扩散并摧毁犯罪组织内部的团结。
5 这是对未来的极度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性的情景的典型反应。我记得紧接在环球航空公司800号客机在纽约长岛上空发生毁灭性的坠毁之后，与在肯尼迪机场登上另一架飞机的旅客的交谈。其中不断重复的词句是：“这都是命运”，“必然发生的，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如果我命中注定要死，如果不乘这架飞机，我也会被汽车轧死”等。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信任的社会生成
可以有两种方式看待信任文化。一种是在第四章中所采取的方式，信任文化被看作人们支撑他们的信任赌博的基础之一。支撑信任的其它的基础是反身性可信性和信任冲动。但是信任的这些基础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事实上给定的，而是通过复杂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我们已经追踪了对他人的可信性的评估的复杂计算，并指向把这种评估推向信任方向的几个结构和制度性安排。我们已经勾画了信任冲动产生并在个体人格中确立的途径，强调了某些社会情景和形势在激发信任过程中的角色（健康有力的家庭生活、亲密和关爱）。在信任文化的讨论中，我们分析的还不够清晰，我们只是指出了它是根源于历史并且是集体地分享信任的积极经验的结果。现在我们必须进行下一步，试着去确定使这种集体分享的经验更可能并因此创立对持久的信任文化的出现有利的环境的社会条件。
一、 信任的社会生成
信任文化的出现过程只是文化、社会结构、规范系统、制度、组织和所有其它宏观社会实体被塑造并定形的更一般的过程的一个特例。在我的早期著作中我曾经提出研究这个过程的一个理论模型，我称之为“社会生成”（social being）（Piotr Sztompka 1991a； 1993a）。我将详细描述并应用这个模型去弄清楚信任文化的社会决定因素。信任文化的生成将只被看成广泛的社会生成过程的一个范例。
社会生成模型有四个假设对于我们进一步的讨论至关重要。第一，社会过程的驱动力量是人的行动（human agency），即特定的有天赋的行动者在现存结构所提供的机会框架内所做的个体和集体的行动、决定和选择。第二，构成社会实践的正在进行的事件总是行动者的某些特质和结构的某些特质相结合产生的复杂产物，换言之，它们是积极的有能力的行动者对现存的结构机会探索的结果。第三，结构性条件自身和它提供的机会被正在进行的实践塑造和再塑造；它们是早期的多样性行动的没有意图的积累的稳定结果。第四，过去实践的结构化影响，形成结构化的传统，变成了未来实践的初始条件，并被作为结构性的资源来开发利用，而这种无限循环的过程使所有的过程都是可能的和开放的。
把这些假设应用于信任文化的建立上，我们必须首先强调这个过程的连续性，它从过去通过现在直到未来，不间断地展开。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个人和集体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人们使用信任并以三种形式做信任的赌博：给予信任、委托某种东西和唤起信任——组成的相应的实践。向后看回到过去，我们将会看到人们在某些接受下来的与信任相关的传统——即普及的信任或相反的不信任的文化氛围——中行动。那种环绕的规范性氛围依据情形使他们的信任的赌博更容易或更困难。向前看达到未来，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信任的赌博带来某些结果：预测的信任被证实了，委托的有价值的东西还回来了，唤起的信任得到了回报。它也可能是相反的：预测的信任落空了，委托被滥用了，唤起的信任被忽视了。这种经验累积起来，如果被广泛传播和分享，将变成正常的惯例，并且最终变成规范性的准则。信任被证实的积极经验将产生信任文化；信任被背叛的消极经验将产生不信任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未来的信任的赌博的规范性氛围将会形成，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传递下去，而这个过程将无限延续。
我们也许注意到以前的信任或不信任传统对目前的信任的赌博以及对未来信任或不信任文化的自我增强效应。存在一种良性循环（virtuous loop），从已经存在的信任文化开始，通过所给予的被证实的信任，其结果是增强的信任文化。存在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loop），从已经存在的不信任文化开始，通过收回信任，其结果是增强的怀疑文化（culture of suspicion）。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是信任被证实或背叛的那一刻。如果信任常常被满足——预测的信任被证实了，委托的东西被偿还了，而唤起的信任得到了回报——这个过程倾向于信任文化的建立，而甚至自我增强的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向信任文化的恢复倾斜。另一方面，如果信任常常被背叛——预测的信任落空了，委托被滥用了，而唤起的信任被忽视了——那么，这个过程转向不信任文化的建立，而甚至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也可能向怀疑规则倾斜。
历史的和当代的证据都表明，一些社会发展了富有生命力的信任文化，而另一些社会则盛行地方性的不信任。也有一些社会从信任文化逐渐演化为广泛、普遍不信任的压抑情绪（例如，过去三十年的美国，参见Bok 1979； Stivers 1994； Putnam 1995b； 1995c； 1996），而其它一些社会则慢慢地脱离普遍的不信任文化，获得了广泛、普遍的信任程度的不断增长（例如，东欧的后共产主义社会，参见Rose 1994； Piotr Sztompka 1995； 1996a）。要寻找解释这些现象原因的因素必须在结构的方向上开展，并对历史的维度和行动者个人的贡献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必须尝试详细说明有益于信任文化，或相反地有益于不信任文化的广阔社会背景，并且了解它们的影响是如何在时间中累积起来，建立起普遍信任或不信任的持久传统的。
是否存在任何为大众提供行动背景的宏观社会条件——它们将会提高实现信任而不是背叛信任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它们将提供结构上的机会去进行能带来报偿的信任赌博，并且能有效地营造信任文化。尽管如此，做这种赌博的实际倾向仍然依赖于行动者的某些普遍特质：他们探究这些机会的意识和意愿。如果结构性机会和行动者的资源相一致，信任文化就易于出现。
当然涉及不信任，这些问题可以被反过来问。是否存在提高背叛信任可能性的宏观社会条件？是否存在这样的行动者资源——它们的存在将更加增强这种结构的强制性效果？如果结构的和行动者的因素相一致，结果可能是不信任文化的出现。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结构的助长性
我将假定五种宏观的社会环境通过实现信任的有益经验会有助于信任文化的出现，或相反，通过背叛信任的挫败经验推进不信任文化。第一种是规范的一致性（normative coherence），它的反面是规范的混乱（normative chaos）或迪尔凯姆意义上的失范（anomie）。法律、道德、风俗的规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可靠的框架，而它们切实可行的强制保证了它们的制约性（binding nature）。这使得社会生活更加没有疑问、更加安全、有秩序、可预测，因为存在固定的脚本（fixed scenarios）表明人们应该和将会做什么。社会生活的这种规范的要求提高了其他人将满足我们期望的可能性。存在的安全感和确定感鼓励对预期的信任的赌博。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与信任、必要的诚实、忠诚和回报更直接相关的可强制执行的规范。它们的存在提高了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并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委托和唤起的信任也将被实现：即参与者将履行他们的职责，并给我们相互的信任。而在失范的条件下，事情就非常不同。在这里指导人们行为和指导强制服从的行动的各种社会规则是混乱的。行动变成了由一时冲动、瞬间的情绪、自私的利益所促动的偶然事件。除了最自我中心的、有利于自己的行为之外什么都是不可预测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感觉要求拒绝给予预言性的信任（也许可将建立在纯粹的效率基础上的工具性信任除外）。而且涉及诚实、忠诚和相互回报的特殊规范和它们的强化物也被悬搁起来。人们失去了任何应尽义务的清晰观念，而且没有人考虑去强化它。所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