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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杀富济贫的思考》一文摘录：
构筑强者的道德平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道德平台太低，势必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而过高的道德平台又必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很少有人能攀援上去，没有可操作性。其次是过多的帮助不利于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得到的输血越多，则自身的造血功能就越差，就越接近死亡。道德平台理想的高度，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与人人平等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平衡。主流的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文化，是不给落后观念生存空间的文化。然而，如果不关爱弱势，道德还有价值吗？等级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连等级的存在都不敢承认，社会又怎么可能去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道德文化？如果没有个体的文化价值的量变，又怎么可能会产生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质变？
《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一文摘录：
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社会为弱势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温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于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社会利益调节机制。计划经济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惟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通道多种多样。获取平等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惰性的代价；获取活力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等级的代价。这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这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规律，而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制定则有赖于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和对社会稳定的天然需要。
《最好的强盗 最坏的英雄》一文摘录：
某某某杀了一个与他无怨无仇的人，葬送了这个行业惟一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这不叫扶贫，这是杀富济贫。他把“扶贫”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扬起，用那么多人的劳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把这面旗帜染得更红。
《当奶妈走了以后……》一文摘录：
假如没有某某某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能有今天吗？然而有了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就真能得救吗？它的本质仍然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拼的就是“不是人”。这种以农舍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具有先天发育不全的缺陷，根本谈不上高端技术储备和后续产品开发。如果以牺牲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来换取竞争优势，将把相当一部分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业拖入绝境，无异于打家劫舍、开仓放粮，陷入小农经济的低水平恶性竞争。
《扶贫的出路在哪里？救世主在哪儿？》一文摘录：
民无“主”，并非真的无主，而是没有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主”，只有依赖强者道德的“主”，即为“你要为我做主”，等待父母官的拯救。杀富可以济贫，但本质是济，不是得救。基督教让他们靠上帝，佛教让他们靠佛恩，传统文化给了农民什么？谁来给农民做主？农民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假如“格律诗模式”蔓延》……
《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得救的标准是什么？》……
《以扶贫的名义……》……
《痞性？德性？道性？》……
《强者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
在这种特别时间、特别事件的大背景下，丁元英知道各种社会评论会铺天盖地，也知道自己会招惹一片嘘声。至于别人是什么观点？对与不对？他已经不再关心了，因为芮小丹不在了，这一切于他而言就没有意义了。
谁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属性是沉积了几千年的问题，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一次讨论就可以有所觉悟。得救之道是一个久远的话题，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道德和文化属性的讨论仅仅是一种延续，人们今天讨论，将来还会因为别的事件继续讨论下去。
然而，丁元英这个名字却无疑已经臭名昭著。
1998年10月4日下午，肖亚文和刘冰应丁元英的约见同车从北京来古城。肖亚文按丁元英的交代，把刘冰送到丁元英的楼下，然后开车去维纳斯酒店，回避了。
刘冰自从退股以后一直处在一种尴尬而懊悔的心态里，此时来见丁元英不免生出几分生疏和拘谨。他敲开门，极不自然地笑笑说：“丁哥，你找我？”
丁元英请刘冰坐下，把烟递过去，说：“我这儿准备准备，最近就走了。趁中秋节叫你过来，有几句话咱们絮叨絮叨，你也趁这空儿回家过个节。”
刘冰说：“丁哥，你看小丹的事我也没啥表示……”
丁元英摆摆手不让他说这个，自己点上一支烟，把打火机递过去，说：“刘冰，咱们终归是有段唱片的交情，临走我多句嘴问问，以后怎么打算？”
刘冰这次把烟点上了，说：“没啥打算，先混着呗，看看以后咋样。这公司咋说也是我从白手起家就跟着干起来的，有感情了，只要公司不赶我，我就跟着走。”
丁元英说：“公司刚筹建那会儿，好多事都得顾及人情。现在公司改组了，就得走新章程了，搞市场只靠人情不行。你心里得有个数，只有你行，你才有机会。”
刘冰摇摇头说：“退股的事我把欧阳雪伤了，肖总对我肯定有看法，她现在正忙着跟乐圣公司谈判，好多事顾不过来，等她腾出手，我估计就该收拾我了。”
丁元英问：“既然你预见到结果了，你的坚持为的是什么？”
刘冰说：“我好歹也是创建公司的元老，我的资历只有在这个公司才有用，换个地方就没用了。肖总真要赶我，我认命。肖总要是给我个机会，那我在公司就有希望。我也想过自己干点事，可现在啥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呆在公司里稳当，起码不至于赔钱吧。”
丁元英问：“如果当时对诉讼没点判断，你们会不会退股？”
刘冰说：“不会，我们不知道丁哥已经事先算计好了。”
丁元英到里屋拿来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放到刘冰面前，文件袋的纸张、颜色、字迹都显得有些陈旧，档案袋被封线缠上，用胶水和纸条把口和白线全部封住，上面又覆盖一层红色蜡封。档案袋上的建档日期是1996年11月12日，封条的日期是1998年10月3日，档案袋的名称是《格律诗公司文件》。
过去的两年里，刘冰在不同场合曾经多次见到过这个档案袋。
丁元英说：“根据民事诉讼法，如果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可以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出再审申请。公司要赶你不会等到两年，这个档案袋里的原始文件作为新发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如果再审推翻原判决，你清楚公司会面临什么后果。”
刘冰呆呆地看着，神情紧张，顿时有一种阴森森、冷飕飕的阴谋感。他下意识地把这个用封条和封蜡双层密封的档案袋拿在手里，仿佛抓住了命运的主宰。
丁元英说：“这点唱片的交情，我能帮你做的就这些了。你记住，这东西只能用来保住工作，不能成为你要挟别人的筹码。我这么做已经很不要脸了，你别让我更丢脸。”
刘冰连连点头说：“我懂，我懂。”
丁元英说：“行，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明天是中秋节，你早点回家看看。”
刘冰从拿起那个档案袋就一直没有放下，似乎生怕丁元英改了主意。这时他马上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丁哥，你还要和肖总谈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丁元英把刘冰送到门口，临开门时嘱咐道：“刘冰，肖总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只要你行，你就有机会。如果你自己不行，你走到哪儿都一样。”
刘冰再次连连点头，一边出门一边说：“我懂，我懂。”
刘冰走后20分钟，肖亚文接到电话来见丁元英。
肖亚文提着一个精致的月饼礼品袋上楼，一进门就从礼品袋里拿出一盒月饼和一个快递邮件放到茶几上，说：“大哥，明天是中秋节，给你买了几块稻香村的月饼。邮件是小丹父亲寄来的，昨天刚收到，上面写的转交给你。”
丁元英打开快递邮件，里面是一个信封，信封邮戳和文字显示是8月17日古城公安局寄给上海远恒影业公司芮伟峰。这个信封里还套着一个信封，是法兰克福大学寄给古城刑警
队芮小丹的，里面是一张入学通知书，入学时间是1998年10月20日。
从时间上推算，这份入学通知书在芮伟峰手里搁置了一个多月。芮伟峰很清楚，丁元英不必亲眼所见也会知道这份入学通知书的存在，因为芮小丹留学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芮伟峰时隔一个多月把芮小丹的入学通知书寄来，显然是在寄与不寄的问题上曾经犹豫。入学通知书本身并不重要，而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表达一种抗议和愤怒。
肖亚文看着一个套一个的信封，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也明白了芮伟峰的寓意。芮伟峰的做法无可指责，但是芮伟峰并不真正理解女儿的幸福和满足，也不真正理解芮小丹在丁元英心里的分量。她自己就被芮小丹那种超然、豁达的生死观深深地感动了，能够从容地跨越这一步需要许许多多因素的组合，需要超越常人的境界。类不同，价值观必有不同，那是两个世界不必相互关注也不必非要听懂的声音。肖亚文理解芮伟峰的做法，却在心里为丁元英抱不平，她知道失去芮小丹对丁元英是多么残酷。
丁元英把入学通知书和三个信封收到一起，问：“谈判谈到第几轮了？”
肖亚文说：“大的合作框架还没谈就基本确定了，昨天是第3轮谈判，主要是解决细节上的一点争议，确定10月9日晚上8点19分在古城明珠饭店举行签约仪式。”
丁元英不解地问：“8点19分，怎么还有整有零？”
肖亚文解释道：“这是乐圣方面的意思，公历10月9日正好是农历8月19日，按公历是取‘实在长久’的寓意，按农历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个双吉日。签字时间也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个吉利时辰。南方的商人讲究这个，就随他们了。在古城签约主要是照顾王庙村的农户，因为有几个项目是乐圣与农户直接签约，农户能省点去北京的费用，也显得乐圣公司亲和。”
丁元英将一把钥匙放到肖亚文面前，说：“冻结在索林特的资金5月份就到期了，柏林那边的事情得处理，我就不在古城呆着了。”
肖亚文说：“这个我想到了。我什么时候来接你？订几号的机票？”
丁元英说：“最近几天你正忙，这些事由楚风安排人去办就行了。这房子的租金12月份到期，承租人现在是欧阳雪的名字。我走了以后搬家的事还得麻烦你，等你忙过这阵子以后抽空儿把房子退了，东西还放在楚风那套房子里。”
肖亚文收起钥匙说：“行。”
丁元英说：“我在古城卖过唱片，也因为这个跟刘冰有一段唱片的交情。你是格律诗的掌门人，念我过去给公司做过点事，我卖个老脸，跟你提个要求。”
肖亚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