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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原由常导人返求领袖人才，寻求刚毅而诚信的领袖人才，因为像孔子的见解一样我相信伟人以其自身的行为为表率，足以改变全国的风气，如伊藤博文维新的运动。我记得1926年，怎样的全国热烈兴奋以纪念某大领袖，同时一个青健政党出现，好像将拯拔国家出于紊乱与沮丧的现状，怎样的许多青年爬出了学校的墙垣，跋涉数千里加入革命军，视死如归，献身于国家之改造。直至最近，1931年，又见十九路军怎样一度的激动全国沸腾的情绪，老老少少都把最后一分钱献纳出来，表现一种血气，向非任何人梦想所能及者，存在于这个民族里头。老大的中国一时好像重又找获了他的灵魂。
后来不久这把火被浇熄了；它闪烁着余烬的微光，终于全媳而留下一片漆黑，因为缺乏监护培养的人。倘令有这么一个人，这死灰不难再度熊熊地燃烧起来，虽至今犹然。
我们的出路我又想到别的方面。好像我们的步骤被限于黑暗现实的无望纠结里面，但又好像我们的步骤不致被限。因为这一个国家，他的潜力的可能性还没有被发现，却缺乏解放这些潜力的人。这一个国家有优良的斗士及低能的官长，精明的商人及庸暗的商业政策，温良的朋友及散漫的社团，优秀的人民及卑低的政客，纯良的民主党员及腐败的民主国家。它只需要一种制度把这一切纳入正轨，只需要一种东西为这个国家所不幸地缺乏的。这东西是什么？马上有许多煊赫的字眼掠过我的心头，像民主主义、道德、坚忍、血气、效率、一个优良的执政者……但是民主主义是什么？中国人民向来便是地球上最共和最下分阶级最自重的人民。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我们不是有最进步的无政府主义形态吗？它是一种乡村社会主义，自动自治，上面的中央政府所司的职务不过是征收赋税与办理司法而已。即所谓“天高皇帝远”，它永久是如此。基尔特这个名目，掉了一个乡村的名目，它就是你所要的社会主义的最进步之形式。不过也有一桩使我不能坚持此说，即飞机使农村社会主义不可实现而家族关联关系和村庄关联关系已被打碎了，作者不把议会主义就当作民主主义，因为我熟知中国的议员不是一个议员；假使他是中国人，他便不能力议员，议员在中国是一个官，而我们有了大多的议员。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思去选举他们，5000元一票，这些费用将来还是出产在我们自己的头上。
我又不能承认任何主义，因为我看见了许多外国的主义，就是最不褪色的主义，进了中国洗衣作丧失了原来的色彩，只留着恶臭的水蒸汽气息而已。
我也不能承认另一革命，因为我听熟了炮声排枪声，它们现在已不复能惊动我，因为大炮的隆隆声不久会沉默，而排枪的击射声听起来好像屋外的爆竹声，后来我探悉这一来不过庆祝杨先生的任新职典礼。又不相信道德提高主义，因为我听了大多，不复引起我的兴趣。这个国家充斥了道德高唱者，宣道说教已经2000余年，曾未能自救其官僚阶级的贪污和无心肝地压迫人民。
除此之外，这些高唱道德者却是自私自利的人物，非徒他仅欲提高别人的道德，抑且自身又可惜此避免人狱。他倘非宣扬提高道德而讲究法治政府，他便有入狱的资格。这些道德提高者替别个道德提高者死后立起牌坊来以资颂扬，因为他们成为君子，可是正因为他们成为君子，致并未把他们送入牢狱，其实他们多数是窃贼。所能施于别人身上者还有什么未曾干过，有利于己者，有什么不想干。其中就存在着提高道德主义的可爱可快处。
同时，国家必须生存；它不能长此沉降于外国势力控制之下。暂时的民族性的消亡，虽终局可能恢复独立，终属无甚趣味而非真情的慰藉。人民的血液已被吮吸到泛成苍白的程度，人民的生活已弄得无家可归，而无情的道德和农村经济的破坏进程正疾驰而前。务必寻获一条出路。假使这些广大而纯良的人民，以其不屈不挠的勤勉和高兴的性情，他们只需要和平和安全，只有让他们自由生存，不受吸血军阀的压榨，他们将知道怎样自救之道。但谁将出而从吸血者口中解放他们？有谁挺身当此难局？我问问自己，只有抽一口冷气……
最后，我想到大执法官，当我在冥想中见其幻象，深信他能拯救中国。
这才是救主，他挥着大刀，只有服从法律的命令，没有人能够求赦任何人，未经法律的命令。这把大刀是数世纪前遗落于湖水中了的。这口湖应该让许许多多官僚的头颅安葬在里面，可是现在就是这把刀沉着的地方。这个大执法官来了，他从水底抽出他的大刀，前面导以击鼓的鼓手，穿着蓝色的制服。
咚咚咚，仪仗队来了，军号手穿着黄色制服，宣布着法律的条文。咚咚咚，这仪仗队从乡村向城市行进，走进大街，远远里辚辚的鼓声，幌幌的旗影，最高裁判长威仪庄严地坐着，大执法官执着闪光的大刀在他的旁边，人民欢声雷动，可是市长、地方官吏纷纷避匿。啊，看啊！现在救主来了！大执法官把裁判长的旗帜叉在城墙上，命令每一个在它底下通过的人对它鞠躬。布告揭贴于全城各处，任何人自称超越法律而不肯对这旗帜鞠躬的得砍脑袋，而他的脑袋将掷人这口几百年来大刀沉藏的湖中。他走进城中的庙宇，把菩萨一个个撤出来，这些菩萨是面情、命运和私宠，而把这庙字改造为裁判所。
他把向来在菩萨庇护下的统治城市的牧师官吏聚集到这个地方来，挥动他的宝刀，砍掉他们的脑袋，而命令把他们的头颅跟菩萨的偶像一起掼入这口湖中。因为面情、命运、私宠曾阴谋反抗裁判官。而被大执法官砍掉脑袋的人不在少数，许多出自望族，而这口湖给他们的邪恶的血染成殷红。说来稀奇，不过三天工夫，这些望族的亲属向来仗势欺人压榨着人民，突然善自检束，彬彬有士君子风，人民乃最后获得自由而生活于和平安全的环境中，这个城市马上发达起来。
在他的心上，我这样描摩出中国的救主。我将信仰革命，任何革命，信仰政党，任何政党，苟能推翻面情、命运、私宠统治的政府而易以法治的政府。此三者使法律的行使职权与贪官污吏的肃清为不可能。官僚贪污所以存续的唯一理由为吾人从未枪毙一个官吏。唯一对付贪官污吏的办法只有枪毙他们。事情真是简单至此。民主主义也是容易办到，只消我们能够弹劾一下破坏法律的官吏。人民不用训练以民主主义，他们将自然趋向之。当官吏的民主精神够程度，而肯屈驾出庭法院以答辩弹劾，人民便能于一夜之间熟练民主政治而弹劾他们。去除官僚的特权和贪污，中国人民将自会照顾自己。
因为比任何道德为伟大者便是公正的司法，这才是中国所需要者。这是作者私人的信仰，经过长时期精勤苦思而得者。
这个时期是会来的，但它需要观念的改革；关念着家庭的中国人必须变为关念社会的中国人，而这些宠爱的念头，像面情、私宠、特权和官僚的掠夺国家以荣显家族的私心必须废除。改革的进程一定是缓慢而费力，但是这进程随时可以发动，不可目睹，而贯穿于上下社会阶层，它的进展情状将如夭之将晓。一个时期暂时的仍将为丑恶与痛苦，但是过了这片刻，将为安静美丽纯朴，这安静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之特色者，但是更进于此也还有公正的司法，比之这个法治乐土上的人民，我们现在这一代好似黄昏里的孩童。
作者希望中国友人稍待毋躁，但不希望同胞们忍耐，因为他们已有了太过分的忍耐。作者但望国人勇于希望，因为希望即是生存。
1939年版序
本书始成于1934年，那时中国正处在最为黑暗的年代，面临外族入侵，却看不到坚强有力的领导。自那时起，中华民族的精神经历了一次转变，由绝望变成希望，变为团结，变为国民的自信心，正如在英勇的抗战中所见到的那样。在社会与经济的内部重建上，中国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要抢在日本大规模入侵以前得到飞速发展。从精神上来讲，中国人民的热情第一次被不断到来的日本侵略所激发，这种热忱又促成了全国的团结与和解。人民决心不惜任何巨大的牺牲也要获得民族解放，他们对最终的胜利深信不疑。
这样一个4 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国家，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气，如此能干的领袖人物，绝不会被一个外来势力所征服。我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中国获得真正团结之后，她就度过了现代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在新增加的一章中作了阐述。它的标题是“中日战争之我见”。其中，我记述了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获得新生，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1932年至1937年奠定的抗日基础；那些年代中无法忍受的局面，以及我自己的看法——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中国通过战争而获得新生也同样不可避免，不言自明；最后是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作者1939年1 月20日于巴黎
自序
在这本书里，我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这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我没有试图与人辩论，也没有竭力证明自己的观点怎么与众不同。然而我欢迎人们为我辩护，也随时准备接受人们对我的批判，就像孔子谈论他的《春秋》一样。①中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国民生活如此复杂，对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阐释，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我也随时准备支持他，并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正确性。然而，真理终究是真理，它会压倒一切聪明的个人见解。人们能够获得真理、体会真理的时刻并不多，只有这些时刻才能永存，而个人见解则会很快地消失。因此，最为艰难的搜集证据的工作所带来的结论，通常可能仅仅是博学的废话。人们需要更简单、更微妙一些的方式去阐述这些体会，因为真理永远不能被证明，它只能被感知。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会檄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