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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言志”，到了“诗到语言为止”，终于过渡到了“诗到下半身”，从大而无当的内容为先、形式为先的诗歌直接到达肉体本身，无论别人如何诅咒，都不能阻挡“我等”的痛快，诗就是直接表达欲望的，假模假式的东西应该离开诗歌“市场”了。
下半身，是一种现象，是年轻一代试图冲破既定话语封锁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成功了。
还有什么办法能迫使“老一代”就范呢？除了看起来极端的方式，实在没别的招数了。
下半身的示范意义绝对不只在于诗歌或者诗歌界本身。
和前辈们打砸抢过后开始玩深沉的“抢班”办法比起来，下半身起码是文明的，虽然他们有可能过多地展览了自己的性器。
中产阶级
前些年，这些人叫“雅皮”。曾经流传过某雅皮和一个无赖遗产继承人斗富的故事，故事以雅皮的获胜而告终。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斗的还是财产的丰厚程度，如果那个雅皮和洛克菲勒的后人斗，结尾可能让很多人笑不起来。当然，前提是洛克菲勒的后人要足够粗俗。
中产阶级给人的印象是文质彬彬的，富有而不炫耀，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应该向往的生活方式。
但是，只有“中产”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阶级”。广州一家报纸九月某日报道，中国将出现大量的百万富翁，这些人将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富足和稳定程度的晴雨表。理想的社会是梭型，也就是中产阶级占大部分，超级富豪和穷人占少数。新加坡几年前已经提出了“消灭穷人”的政策（可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中国应该还能赶得上趟。
伪摇滚
几乎所有搞摇滚的人都斥责其他摇滚乐队为“伪摇滚”。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但摇滚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人搞的是伪摇滚的话，那应该就是那个接受采访的贝司手了，他属于一个地下乐队，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搞摇滚的时候，他回答：搞摇滚至少能多操几个漂亮姑娘。
不过，说不定这也是摇滚精神的一部分呢，鉴于我不懂摇滚，就不乱说了。
有一则消息，一个乐队在上海某酒吧演出，唱到酣处，主唱褪了下衣，掏出鸡巴，对着听众摇晃，喊着：就是这个，能怎么样？
这是被压抑久了的欲望的总爆发，总要有人表现出来，不是他也会是别人，想想那些染了头发的青少年，在迪厅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拼命摇摆，能让人感受的生命原本应该具有的力量。
但是当你试图接近并表示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会瞪大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你——原来他们根本不需要你的理解。
假如你不理解，请在现出厌恶的表情之前想想：如果他们不对，该怪的究竟是谁？
数字英雄
网络是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而数字英雄则是最早依靠网络改变了自己生活的一批人。
目前，中国网络业最早被称为或自称为数字英雄的人中，包括张树新、王志东、王峻滔（老榕）等一大批已经被当初看中他们前途的资本所抛弃，或者暂时抛弃。
但是他们是弄潮儿，至少曾经是。
第一部分从十个词语看新文化（2）
中国和世界的大潮被他们（包括杨致远、贝索斯等）弄得波澜起伏，经济指数也他们炒得沸腾滔天。
在数字经济的标志——纳斯达克指数比高峰时跌掉了2/3的今天，没人要求这些人进行什么解释或者负该负的责任。或许他们也没有什么责任，说到底，所谓的网络经济……1841年，查里斯·麦基出版了可能是经济学史上最广为人知的著作之一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集中讲述了群众性狂想与幻灭的故事，其最主要的笔墨集中在了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疯狂、1720年英国的南海泡沫和法国的密西西比阴谋这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我相信，如果作者能活到今天，会将互联网的案例收入他的续集，但是我也同样相信，“郁金香疯狂”过后郁金香本身依然是美丽的，网络经济的泡沫之后，互联网上依然会美丽下去。不过，它将不再是一些人让自己成为所谓“英雄”的工具了。
当然，这种工具很可能还会出现，这也用不着郁闷，历史嘛，还不就这么波峰浪谷的。
新媒体
随着媒体热的出现，新开办的媒体逐渐增加，连那些发愁报纸杂志太多摆不下的报贩都嘀咕：媒体会不会是网络一样的“泡沫”，说不定还能创造出类似的“媒体英雄”来。
另一个“新媒体”的概念，来自两套丛书，一是四本的《新媒体女性丛书》，一是五本的《新媒体散文》。后者的主编王义军介绍“新媒体散文”时，说：2000年的新媒体散文真是花团锦簇，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在疯狂地刊发这些以“酷”自居的小文章，而一些都市报、晚报或以都市人为目标人群的报纸也在这一年或新辟版面或增加分量，大力将这种新的散文推向前台……老实讲，列举作者的名单实在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这类散文始终是以群体的面目出现的——它或许致力于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它不一定代表着什么方向，但它的形式是贴近心灵，摈弃了杨朔式散文之浮华外表。应该是一种以个人形式存在而又以群体面目造势的新兴力量。
甚至，它都未必是文学的。
下定义还早，虽然它的存在已经是不可忽视的了。
娱商
这个词似乎是专门为邓建国制造的。邓建国是巨星影业公司的老板，一个自称为农民的人。我现在竟然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他，虽然我写过不少讽刺他的文章。
邓建国是根本不讳言自己以炒作起家，甚至以此为荣。他是贩卖娱乐产品的，如果有几天娱乐新闻版面没出现他的名字，相信他身体的某个部位就会发痒。
这是一个流行浅薄的年代，我们拥有浅薄并安之若素，甚至享受浅薄，浅薄的好处就是不累——如果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的话。对个人来说，远大理想很可能是幸福生活的障碍。
从北边的“娱乐现场”到南方的“娱乐串串烧”，从“幸运52”、“开心辞典”到“百万富翁”、“一笔OUT消”，都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笑上一笑了，我们终于把娱乐当成了商品，把贩卖娱乐做成了买卖。
人民需要欢乐。
格瓦拉
沈浩波写过一篇文章《格瓦拉是狗屎〈格瓦拉〉也是狗屎》，前者指那位阿根廷籍的战士，后者指2000年一部流行的小剧场话剧。
格瓦拉是不是狗屎我不知道，那出戏实在狗屎得很。但是，且慢，狗屎即使流行也是有原因的。它的主创人员之一张广天的音乐或许有可取之处，但绝不是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戏说”政治，你看它的主题歌词：“是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冰霜今天要融化，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我们呼唤你的名字，切·格瓦拉……”这种大而无当、不知所云的语言曾经充斥着我们整个的话语空间，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用一种戏耍的态度来对待它，自然会小范围内流行开来。
于是，人们的床头、前胸，开始多了格瓦拉那张双目炯炯的肖像，尽管没几个人知道格瓦拉那些可怕的政治理想。
据说，格瓦拉的“切”在当地话里是一种亲切的称呼，但是，现在，在BBS里聊天时，当网虫们对对方的话不屑或者无可辩驳时，经常回上一个字：“切。”
无厘头
无厘头是周星驰带给珠江以北的人们的，在他们眼里，无厘头就是周星驰，周星驰就是无厘头，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大话西游》成为经典，无厘头渐渐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尽管大多数人看的《大话西游》是普通话版本，失掉了许多更为引人入胜的精华。
你妈贵姓？
这不是在骂你，也不是在夸你的母亲，甚至不是在打招呼，什么都不是，就这么一说而已。
你问我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当我无厘头一回罢——看，我这个“罢”字用得颇有古意吧？
第一部分如何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要讨论如何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面子问题。因为我要谈的不是卖普通的商品，而是人本身。
我们生下来就是卖的，这一点首先要达成共识。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说法，这篇文章就不要看了。
我很尊敬的老先生季羡林在接受杨澜采访时曾经有这样的对话发生：
杨澜：你（当年）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中国，到底是什么驱使你回国呢？
季教授：钱多。
他接着解释说，当时一个副教授五十元，一个正教授八十元。而当时一石谷只两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因此他选择了回国。
季先生的回答实在是太可爱了，看到这个对话，我甚至忘了他到处挂名当主编的那不可爱的一面，乐出了声。因为很明显，季羡林先生的回答不大像是杨澜期待的答案，而看这些波大无脑的主持人尴尬的面孔是我人生的乐趣之一。
如果你和我对季羡林先生一样尊重的话，那就可以解决在出卖自己时的面子问题了——你看，季羡林都可以为了较高的收入而奔走，何况你我呢。这样一来，我和报纸杂志的编辑探讨稿酬多寡时再不会感到害羞了。其实，在我看来，选择一个收入比较多的活计实在正常不过，如果有人因为非理想主义的理由而选择了薪水较少的工作，那只能有两个原因：一，该工作比较轻松；二，他脑子有水。
现在要进入本文的主题了，我想谈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很轰动的事，在报纸上，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标题是《顾晓鸣教授担任IBM品牌代言人》。
顾晓鸣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主编过《中华智慧蕴乐大典》、《网络词典》和《网址导航》等书，也写过跟历史有关的文章，比如《我走路还是路走我》等等。说实话，看到《我走路还是路走我》这个书名，我首先联想到的是王朔笔下那个“作家”宝康的《我想说我不能说但我还是要说》。我知道这样的类比对顾晓鸣教授不大尊重，不过没关系，我本来对他也不大尊重，如果有人不高兴，就不高兴好了，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别人高兴而生的。
而顾晓鸣教授总是能做出惊人之举，说出非常之语，并且他的话总是带有“名言”的色彩，比如：“相对于西方学者，我们的自信在于：我们的外文比他们好，他们的中文绝对没有我们好。”这话听着实在顺耳，总算总结出了“我们”比西方学者强的地方了，虽然我并不相信什么“绝对”。但即使不绝对，大致上也是不错的。我都敢说，大多数西方学者的中文不会比中国普通的中学生更好——其实我更盼望的是西方学者的中文都超过他们的母语，那才叫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