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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AMS测年法而言，无论是测木头还是骨质样品，都要经过事先化学处理这一环节，而对有字甲骨的测定，这个环节就尤其显得重要。为此，工程特设了“骨质样品的制备和研究”专题，由14C测年制样实验室的原思训教授主持，其主要工作程序为：
1．对骨质样品14C测年中的分离与纯化作了深入研究，经前处理分离，纯化得到的测年能够满足高精度测年要求。
2．建成了用元素分析仪作燃烧、分析与制备装置的AMS测年用C02制备系统。
3．建立了4套合成石墨装置。
4．研制成功样品气体回收系统。
5．至1999年底共制备石墨样品514个，其中断代工程测年石墨样品274个。
当上述一系列程序完成之后，再交加速器质谱仪进行测定，所得数据见下表。
从甲骨样品测定并拟合后的情况看，所得日历年代与“工程”确立的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利用AMS法进行有字甲骨测年，在标志着这门技术为商后期年代学研究做出独特贡献的同时，也对世界AMS测年学科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甲骨卜辞透露的隐密
由于甲骨、铜器多为考古发掘而得，其中甲骨文、铜器铭文记载的天象、历日是当时的记录，这些记录不像文献记载，成书较晚，真伪掺杂，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已发现的铜器铭文中，除月相外，未发现其他天象的记录。因而，甲骨文中的天象记录就更加珍贵，其中的日月食记录，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可望得出天文定年结果的重要依据。
在已发现15万片甲骨文中，被学术界认为可以用来推算的日月食记录有：
1．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
2．宾组卜辞中一条被释读为“三焰食日”并认为是日全食见日珥的记录。
3．历组卜辞中五条带有干支，并且可能是日月食的记录，其中一条记“日月有食”三条记“日又哉”一条记“月又哉”
在以上三种天象记录中，有关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记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并且经学者们研究，这组卜辞属商王武丁到祖庚时期。在3000多年前，于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食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历组卜辞中，关于卜辞的时代和所记是否为日月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较大的争议，尽管断代工程开始后，学者们又进行了重新研究，但由于仍存异议，工程专家组决定，历组卜辞的记录暂不作为依据用于讨论商后期年代。用于工程讨论的只有第1、第2两种天象记录。
对于“三焰食日”这条天象记录，最早注意和研究者之一是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作为安阳殷墟最早的发掘者之一，董作宾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历，他在研究“大版四龟”之时，就从第四版卜旬之辞中发现了殷历有大月和小月之分。1934—1943年间，董作宾积时十载，潜心钻研，终于写出了鸿篇巨著《殷历谱》从而开创了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年代之先河。就在这部著作中，董作宾曾举出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作为商代日食的例证。这片卜甲的拓本后来发表于《殷墟文字乙编》其卜辞为：
甲寅卜觳贞，翼乙卯易日。一。
贞，翼乙卯（乙卯）不其易日。一。
王占曰：“止勿荐，雨。”乙卯允明■，乞■，食日大星。
这里，董作宾把卜甲上面卜辞的验辞后半段“乞■，食日大星”解释为“三焰食日，大星”之后许多学者沿袭其说，并认为是一次日全食时出现巨大日珥的记录。著名天文学家刘朝阳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一文中，也认为这段卜辞为“三舀食日，大星”
董、刘等人对卜辞的这个解释，在很长时间没有人表示怀疑，直到很多年之后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但由于董作宾在甲骨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该版卜辞拓本不很清楚，即所谓“三焰食日”的卜辞位于腹甲上部反面，文字夹刻于钻凿之间，且该处甲质疏松，在拓本上显示为一片麻点，使字的笔画难以辨认等等原因，董作宾之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引用和予以推算。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此说才被“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之一李学勤正式否定。
根据台湾甲骨学家严一萍对所谓“三焰食日”卜甲所做的摹本，李学勤在反复考证后认为：董作宾所说“三焰”的“三”其实是一个“乞”字，而下一个字“焰”应是“■”字。“食日”不是日食发生的天象，而是一天中的时段名。至于“大星”的“星”字，应释读为“晴”不是平时看到的某颗星象。
按李学勤的考证释读，这版卜甲的卜辞内容大致是：
在甲寅这一天，由殼贞问次日乙卯是否天晴，这是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据占卜的结果，判断说：不要陈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时果然阴天，停止陈放祭品，上午吃饭的时候天气大晴。
甲寅日又贞问武丁鼻子有病是否神灵降祸。正面贞辞附记“王占曰”却没有内容，大概是武丁身体不适，活动中断。反面贞辞改由王臣判断，认为应该停止“金■”一事，这无疑是为了照顾武丁的健康状况。
有了这版卜辞的正确释读，李学勤认为：这条颇为著名的几乎被国际甲骨学界和天文史界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甲骨文“日食”材料——“三焰食日”与日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此条卜辞排除在殷商年代学研究的应用、参考之外。
既然殷墟甲骨文中共三条被认为是日月食的记录已连续排除了两条，那么只有第一条，也就是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可以应用了。
按前文所列的第一种月食记录可以看到，这五次月食最独到之处是都记有日名和干支，分别为：
1．癸未夕月食。
2．甲午夕月食。
3．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
4．壬申夕月食。
5．乙酉夕月食。
由于上述五条记有月食的记录皆出于验辞，故学术界并不怀疑它们的可信性，但因月食易见，任何一个地点平均每年都能见到一次月食，而同一干支的月食有时五年后重新出现，所以对上述五次月食的不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各不相同的结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据学者们推算，这五次月食的年代有22家提出的40种不同的结果。由于“乙酉夕”和“己未夕■（向）庚申”两次月食记有月名，因而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研究的重点。天文学家张培瑜，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裘锡圭、黄天树、彭裕商和甲骨学家常玉芝、刘一曼、曹定云等都对五次月食进行了深人研究。尽管学者们对五次月食发生的年代和日期存有异议，但争议最大的则是“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这条卜辞的记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商代月食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董作宾的说法，认为这次月食是庚申那一天发生的月食。只是后来有德效骞、周法高两位学者提出异议，并认为是己未那一天夜里向庚申那一天凌晨过渡时发生的月食。很明显，这前后两说对月食认识不同的关键点是取决于对卜辞中“己未”和“庚申”两个相接的干支日之间“■”字的解释。别看这个不起眼的“■”字，却对月食的推算起着重大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是差之毫厘便谬之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董作宾认为这个“■”字是祭名，或指天象，而德效骞和周法高则认为此字意味着“中夜”或“连续到”之意。德效骞还基于商代纪日法是以夜半为始的观点，推算出这次月食发生于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到28日，即安阳当地日期己未日下午九时五十三分，复圆在庚申日凌晨零时四十分。
除董作宾、德效骞、周法高等学者外，关于卜辞中的“■”字，学者们还有多种解释，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常玉芝在其所著《殷商历法研究》中搜集的材料看，不同的解释有十数种。但这些解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无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真正对“■”字给予正确释读和考证出其含义并在学术界取得共识的，当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裘锡圭。
1993年，裘锡圭在其发表的论文《释殷墟卜辞中的“■”“■”等字》中，通过细致严密的考证，认为“■”字应释为“皿”它“插在前后相接的两个日名之间而构成词组（前一日名之后有时加‘夕’字，这种日名并可用‘之’代替），如‘甲乙皿乙丑’……都应该是表示介于前后两天之间的一段时间的”同时指出，这种用法的“皿”应读为“鄉（■）”即“向”与《诗经》“夜鄉晨”的“鄉”同义。如“甲子鄉乙丑”可言“甲子夕鄉乙丑”是指甲子日即将结束，乙丑日即将开始之时。按同类词组的意义类推，则“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的意思是：月食发生在己未夜向庚申这一天过渡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即这是一次在己未日夜间快要结束时发生的月食，该次月食发生的日期是己未日，不是庚申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甲骨学家曹定云又将这个“■”字释为“敦”字，按他的解释，“敦”字是过渡之意，和“向”字的意思基本相同。由此，流传日久的董作宾的“庚申月食”说就此宣告终结。
有了对卜辞的正确释读，就可对“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发生的具体年份进行天文推算。不过，对这个年份的推算，又涉及另外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即商代的“日界”是从半夜开始，还是从天明开始？这是甲骨学界和天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裘锡圭、张培瑜为代表的专家，认为商代的“日界”从半夜开始，而以常玉芝、刘一曼、曹定云为代表的专家，则认为应从天明开始。一个“半夜”一个“天明”尽管看起来时间相差不多，但要以此推算几千年的月食，其结果就有了很大不同。“工程”开始后，关于甲骨文天象记录中五次月食的推算由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具体负责。
此前，张培瑜积几十年刻苦研究之经验，相继完成、推出了《中国先秦史历表》和《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两部著作，填补了古代天文历法和年代学研究的空白。这两部著作由此成为历史年代学家、考古年代学家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参考书。张培瑜也因为这两部力作的问世，奠定了他在这门学科中的重要学术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工程首席科学家聘为“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课题的负责人，并主持“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