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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年，笔者拜访了张先得，写下这段文字：
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地道的“老北京”：穿着一件中式褂衫，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满脸老北京人特有的和气。
谈起城墙，张先得的眼里闪动着思绪。他没法忘记当年北京沦落于日寇之手时，由于家境衰落，年仅13岁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天津当学徒。在天津，面对满街洋房，张先得想家、想北京。每次乘火车回家，从前门车站下车，正阳门像慈父一般召唤着这位游子归来；他没法忘记小时候他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他似乎感到自己永远也走不出这城门的雄视；还有他和小伙伴们上城墙玩耍的情景—城墙上长出碗口粗的酸枣树，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古朴的历史情调。“城墙是岁月的记忆，是时间的痕迹。城墙像一位老人，它身上的裂缝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我爱城墙就是爱它的古老，爱浓缩在它上面的北京城悠久的历史。”张先得动情地向我诉说着。
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的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大败敌军，大将军石亨挥舞铁斧，追杀来寇至阜成门外；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大败清军，威震敌胆。
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墙是不容割舍的；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城墙也是不容割舍的。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因为巍巍城墙的环抱，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从50年代开始，古老的城墙却被视为封建腐朽的东西遭到无情的批判。尽管有一介书生梁思成竭死为之辩护，可这并不能改变它最终的命运。
古城墙终于走到了它漫长岁月的尽头。先是开豁口、拆毁一些城门，再是如“蚂蚁啃骨头”般被逐段肢解、蚕食，最后干脆是“墙倒众人推”、连根挖掉。小人物张先得又能奈何什么？他只能拿起手中的画笔，在工作之余赶赴拆除现场，记载下古城墙的风烛残年。
张先得的这项工作是从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开始的。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1954年底拆地安门的时候，在拆除者的铁钎之下，在一堆瓦砾之中，那即将被砸毁的巨大的龙吻足有近两米之高。在这段时间里，张先得每隔一两天就要去看一次地安门，而每一次都使他越发地心碎。他痛苦地支起画夹，他的画笔在颤抖。
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外城城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即被拆光。
在外城的城门中，永定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雄伟的城市中轴线的起点。1956年，张先得匆匆赶到永定门的时候，永定门已像一位孤苦的老人徒手等待着末日——它周围的城墙已被挖毁。强抑着悲伤，张先得画下了它那孤独残破的身躯……
这段时间是北京外城城墙最后的日子，张先得痛苦地挥动画笔，他的心与古城墙一同哭泣。
在拆城墙这个问题上，梁思成等反对者是孤独的。
1952年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吴良镛表示可以通过城墙开券洞的办法解决交通问题，戴念慈认为“城墙可保留，可拆一段，保留一段”，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则“主张拆城墙，砖做市建”。
1957年5月，红学家俞平伯以人大代表身份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考察，对北京城市建设工作发表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拆除内城城墙”，“城市建设同保存古文物是有矛盾的，但是对这个问题应该全面考虑。城墙的存废，中央应当从全国范围考虑，确定保留哪几个城市的城墙，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从北京远景规划考虑，要发展地下交通，那末保存内城城墙并不妨碍交通”。他特别提出，“不同意拆除前三门”，“天安门所以显得突出和壮丽，是因为有一套东西互相配合陪衬起来的。如果把前三门拆掉，广场四周都变成了新建筑，那天安门就会显得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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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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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陈公培、刘定五均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掉。陈公培认为，城墙应该拆除，但是要有计划地拆除。他曾经沿着四城城墙步行一圈，看到有些地方的城墙已经坍塌或损坏，有的城门楼也已经成了危险建筑物，所以迟早都要拆除。但是，目前还比较完整的城墙，如陶然亭和西便门一些墙段，现在应该绿化，加以利用。叶恭绰也同意有计划地拆除城墙。他建议先作计划，如可以考虑用前三门的城砖砌护城河两岸。刘定五认为，北京城墙应以拆除为原则，可以选择完整的墙段作为文物遗迹保存下来。
1955年，在梁思成遭到批判之后，中国建筑学会召开会议。梁思成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班同学陈植为北京城墙的命运焦虑万分，他说，梁先生说话不方便了，现在得我们说了。很快，学会会员陶宗震写出了意见书，陈植率先签名，任震英等学者也签名响应，但华揽洪拒绝参加。意见书交上去了。不久，上面有人发话：查一查是谁写的？幸亏学会秘书长汪季琦抹了稀泥。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也是坚决反对拆除城墙者。1957年6月3日，他以辛辣的笔法，写了一篇题为《拆除城墙问题》的文章，发表于《政协会刊》，全文附下：
古老的城墙在古代是发挥了它的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的。在现代的战争里，城墙是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有人主张拆除，也还有人举出几十条理由来助长拆除之风的。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该拆除的东西，非拆不可的东西，那一定得拆，而且应该毫不犹豫的主张拆。可是城墙是不是非拆不可的一类东西呢？是不是今天就要拆除干净了呢？我主张：凡是可拆可不拆、或非在今天就拆不可的东西，应该“刀下留人”，多征求意见，多展开讨论，甚至多留几天、或几年再动手。举一个例。北海前面的团城，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古迹名胜之一。当决定要改宽金鳌玉桥的时候，有好些人主张拆除团城，连根铲平，否则，这道桥就没法修宽。但经专家们的仔细研究的结果，团城是保留下来了，金鳌玉桥的工程也按照计划完成了。这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得益彰，为北京市维护了这个十分美好的风景地，同时，也绝对地没有妨碍交通。
许多名胜古迹或风景区，都应该照此例加以十分的周到的考虑，予以同情的保护，万万不可人云亦云，大刀阔斧的加以铲除，像对付最凶狠的敌人似的，非使之从地图上消灭掉不可。要知道古迹名胜是不可移动的，都市计划是由专家们设计施工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最高明的城市计划的专家们是会好好地把当地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组织在整个都市范围之内，只显得其风景美妙，历史长久，激发人民爱国爱乡之念。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不善于设计的，不懂得文化、历史、艺术的人，则往往认为有碍建设计划，非加以毁坏不可。小孩们走路跌倒，往往归咎于路石，而加以咒骂踢打。仰面向天，大摇大摆的行者，撞到牌坊的柱子上了，就以为那柱子该死，为何不让路给他。古迹名胜或风景区是不会说话的，但人是会动脑筋的。如何技巧地和艺术地处理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是需要很大的辛勤的研究，仔细的考虑，广泛的讨论，而绝不应该由几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决定，就操之过急地判决某某古迹名胜的死刑的。人死不可复生，古迹名胜消灭了岂可照样复建！在下笔判决之前，要怎样地谨慎小心，多方取证啊。城墙也便是属于风景线的一类。“绿杨城廓是扬州。”（如今扬州是没有城的了！）城墙虽失去了“防御”的作用，却仍有添加风景的意义。今天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千万要再加考虑，再加研究一番才是。除了那个都市发展到非拆除城墙不可的程度，绝对不可任意地乱拆乱动。三五百年以上的城砖，拿来铺马路，是绝对经不起重载重高压的。徒毁古物，无补实用。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
苏联专家也站到了梁思成这一边。
1953年1月，穆欣在与梁思成等座谈北京规划建设时，明确提出，“城墙不应拆，应作利用及保存计划”。８月10日，巴拉金与梁思成、陈占祥等讨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甲、乙、丙方案，对保留城墙的乙、丙方案表示赞赏。
1955年，来京帮助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苏联专家勃得列夫，也向中共北京市委明确提出了保留城墙的建议。
“苏联的建筑师在规划改建一个城市时，对于文物建筑的处理是非常温存珍惜的。”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虽然在整体保护北京古城的问题上，苏联专家与梁思成意见不一，但他们对个体文物建筑的保护是相当重视的。
反对拆城墙者的声音迅速被无情的现实湮没。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建设单位开始在外城施工现场附近就地取材，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
同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汗夫的《拆除和兴建》一文，对梁思成等作了不点名批评：“去年，东西四牌楼拆除的时候，听说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着觉，也有人大发感慨道：‘四牌楼，四牌楼，从今以后，徒有其名，连尸骨都找不到了……’”，“有的人爱古建筑，却不怎么热心新建筑，看到城墙拆豁口不顺眼，除掉了牌楼也不顺眼，总之，是破坏了他的习惯看法，于是对新建筑也无好感。由于对旧的留恋，产生了对新的冷淡，这冷淡遮住了他的眼，只往后看而不往前看。”“去掉旧的东西的时候，总难免有些人留恋不舍的，但是当他看到新的东西确比旧东西好时，那留恋就会被快慰代替，觉得那旧的原就该去掉了。这一变的关键在于想不想和肯不肯去爱新的东西，也就是在必要的关头有没有和旧习惯旧传统彻底绝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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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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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9日，朝阳门城楼被拆除完毕。《北京日报》刊登的报道称：“这座城楼有二十四公尺高，墙身楼顶等共重约四千六百吨。由于年久失修，发现墙身多处下沉、裂缝，部分柱子向外歪斜，飞檐和柱子接榫处很多糟朽，南面楼门劈裂下来。如果不拆除，随时都有倒塌危险。为了保障来往行人的安全，以及防止楼坍后砸坏城楼东面（距离不足一公尺）的高压线，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它拆除。”
朝阳门城楼正位于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文化部文物局的专家们从办公室的窗口就可以看见它，拆这座城楼给了他们极大的触动。罗哲文回忆道：
1954年最高当局决定拆北京城墙的时候（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不仅在社会人士、专家学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就是在文物工作者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少数人是主张拆的，多数人是不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