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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过高的容积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与观赏空间，带来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高楼和高架桥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thesecond…handcity）。
……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还保存有一些“古都风貌”，因为目前尚有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和国子监等支撑着旧城的基本格局；事实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风貌”已然仅仅是暂时的存在，因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陆续得到批准，并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继续进行之中，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旧城保护工作将愈发不可收拾，今后就再难有回天之术了。
2001年10月11日。河北廊坊。
由国内多学科100多位学者参与编制的“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由建设部主持审定。
评审会上，“大北京规划”课题主持人、79岁高龄的吴良镛，向人们描绘了大北京地区未来发展蓝图。
他提出，发展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大北京地区应该借助它作为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地区之一，为参与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最必要的基础。
“大北京规划”提出了一个对北京城市发展的疏解性计划。研究表明，北京与12个国家同等规模的城市比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的8811人、伦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北京长期实行的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的城市规划，已使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市中心区内，不但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陷于被动，还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吴良镛提出，放眼京、津、冀北地区，对北京城市功能进行有机疏散已刻不容缓，必须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对大城市进行区域性规划，在国际上并不鲜见。二战之后，伦敦制定了“大伦敦规划”、巴黎制定了“大巴黎规划”，调整了城市发展战略，在更大的区域空间内，转移了城市过度集中的功能，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模式。
中国建筑学者梁思成、陈占祥曾于1950年试图完成北京的区域性规划，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本书探索的主题——但是，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他们未能成功。
50年过去了，吴良镛仍倔强地延续着这两位学者的理想，而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当年那保存完好的古都。
评审会上，有记者提问：“‘大北京规划’能否真正实现？会不会再过50年，人们再来怀念这个计划？就像今天，人们怀念梁思成那样？”
“让历史来回答吧！”吴良镛大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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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与保的交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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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三千九百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
面对这一情形，文化界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
作家刘心武在其《四合院与抽水马桶》一文中，对现在四合院里居民们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风呼啸的严冬）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
作家李国文甚至提出，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对居民的文化心态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他在《超越四合院》一文中说：“封闭得紧紧的，是四合院最大的特色。”“中国人要不从心灵里走出这种紧闭着的四合院，要想有大发展，大成就，恐怕也难。”
有“京味作家”之称的陈建功甚至为拆胡同而欣喜，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被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向不便的告别。〃
作家王朔索性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烦胡同》：〃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像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什么快乐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然而，对立面的声音也同样强大——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已故作家萧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一文中，为拆胡同而伤心，“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作家冯骥才提出，保存胡同、四合院，就是保护一种文化。2000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对于城市的历史遗存，文物与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文物是历史过程中具有经典性的人文创造，以皇家和宗教建筑为主；而文化多为民居。正是这些民居保留着大量历史文化的财富，鲜活的历史血肉，以及这一方水土独有的精神气质。比方，北京的文化特征，并不在天坛与故宫，而在胡同和四合院中。但我国只有文物保护，没有文化保护，民居不纳入文物范畴，拆起来从无禁忌。而现在问题之严重已经发展到，只要眼前有利可图，即使文物保护单位也照样可以动手拆除。”
老舍之子、作家舒乙是一位态度强硬的保护派。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随着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进，随着商业大厦和行政大厦的拔地而起，北京城区内的胡同和四合院开始被大规模地、成片地消灭。北京人，以及全国来北京出差的人，甚至国外的旅游者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北京还叫北京吗？”
为北京古城命运担忧的还有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
1999年9月与2001年6月，贝聿铭两次访问北京，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均提出北京应该向巴黎学习，实现新旧城市分开发展——
记者：有学者提出，北京应该像巴黎建德方斯那样，把新的建筑都拿到外面去盖，您对此有何评论？
贝聿铭：这是最好、最理想的办法，即里面不动，只进行改良，高楼建在旧城的外面。四合院应该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这儿找一个王府，那儿找一个王府，孤零零地保，这个是不行的。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还是中国的代表建筑。
记者：您的观点与梁思成先生很相似，5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在旧城外面建一个行政中心区，把长安街两边的新建筑都拿到那儿去建，从整体上保护古城。
贝聿铭：是的，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我跟梁思成先生没有谈过这件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北京。大概是在一九四七、四八年的时候，梁先生在联合国做建筑顾问，我跟他见过面，他说你应该回来，帮帮我的忙。那时候我回不来了，拿不着护照了。
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政府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地以改造古城为发展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与连续性。这是错误的。如果城墙还在，北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记者：您对北京城市建设有何评价与建议？
贝聿铭：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目前，古城虽已遭到一些破坏，但仍基本保持着原来的空间格局，并且还保留有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映衬着宫殿庙宇。一些国际人士建议北京市政府妥善保护古城，并且争取以皇城为核心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可见，古城虽已遭到一定破坏，但仍应得到积极的保护。北京古城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因此，对北京古城的保护要着眼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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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与保的交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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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它的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它们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现在的天际线已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北京应以故宫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中心区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从二环路到三环路，可以越来越高。应该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像巴黎那样，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向巴黎学习”的建议，并不为一些学者理解。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向巴黎学习，似乎更应该学习19世纪巴黎的市政长官欧斯曼，因为他给巴黎做了一次“大手术”。
2000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吴焕加以《北京城市风貌之我见》为题，在《北京规划建设》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杰出创造’也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也罢，北京城从17世纪起的二百多年漫长时间内没有更新，没有进步，终究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我们对中国在近代经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保守落后深感惋惜。城市也是如此，也有令我们深感遗憾的地方。”“北京的古城风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随之出现。因而，全面维护其古状、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预言，如此下去，北京终有一天将变成香港、新加坡。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把问题简单化了。”“对于北京城原状建筑与环境只可采取扬弃的方针。”
在这篇文章里，吴焕加举出了欧斯曼拆巴黎老城的例子，以佐证他的观点：
巴黎于9世纪末成为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巴黎的街道曲折狭窄，到处是木造房屋。文艺复兴时期，巴黎才渐渐脱去旧时的面貌。17世纪以后，法国的国王们致力于对巴黎的改造，低矮破旧的房屋被陆续拆除，代之以多层砖石建筑，开辟了许多马路和广场。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年）拆除旧城墙，改为环城马路。著名的星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道也是那个时期开始形成的。至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巴黎人口大增，建造了大量五六层的楼房，出现了公共马车和煤气街灯。拿破仑三世时期（1852—1870年，相当于我国清咸丰二年至同治九年）巴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剧烈改造，即著名的由巴黎市政长官欧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