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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对古代官吏皆贪财的生动写照。其实，古代的贪官虽说比比皆是，但廉吏也是不乏其人的。徐勉就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史书上说他“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这些话绝非溢美之词。看到他家如此清贫，一些好心人便劝他经营产业，为子孙后代着想。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辎和軿都是古代的车名，此处连用意为家产）；如其不才，终为他有。”
“遗子孙以清白”这一思想绝非徐勉一时的即兴之言，而是发自他内心的真诚表露。只要读读他给儿子徐崧的一封家书，就可证明这一点。他在这封《诫子书》中说：“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大意是说：我家本来就清廉，因此常常过着贫穷素朴的生活。至于产业的事情，不但从来没有经营过，也从未谈起过。古人所说“将清白遗留给子孙，不也是很丰厚的遗产吗？”古人又说：“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传给他们一部经书。”详细探求这些话，确实不是虚妄之词。我虽然不聪敏，但实有这样的志向，希望能够遵循、奉行古人这个教诲，从不敢堕落失误。希望你能够理解和体察我的志向，则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和失望的了。
古往今来，多数父母遗留给子女的往往是多多益善的物质财富，这种父母看似爱子，实则害之，最终只能使子女滋长依赖心理，从而丧失独立创业的勇气和能力，坐吃山空，因而是愚蠢的、不明智的。徐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要以光辉的人格风范传给子女，这对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父母是有所启示的。
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徐勉少而厉志忘食，发愤修身，慎言行，择交游；及居重任，竭诚事主，动师古始，依则先王，提衡端轨，物无异议，为梁宗臣，盛矣。”《资治通鉴》上也说梁朝称得上贤相的只有范云和徐勉二人。
读了以上三则轶闻，估计人们会相信他们说的并非虚言。（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梁书》、《资治通鉴》等）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公元465？—539年？），字彦和，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其著作《文心雕龙》是文艺理论史上最杰出的名著之一。
刘勰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永嘉之乱，其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家相传是汉高祖之子齐王刘肥的后代，但家世不详，只知道南朝刘宋的时候有刘秀之和刘穆之，刘秀之担任过司空职务，刘穆之则是刘裕的心腹秘书。刘秀之的弟弟刘灵真，就是刘勰的祖父，但事迹已不可考。刘勰的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很早就去世了。刘勰大约二十岁的时候，母亲也死掉了。刘勰就出身在这样一个家道中衰的庶族地主家庭。
贫寒的家境使刘勰在少年时代就“笃志好学”（《梁书？刘勰传》），立志通过学业文章踏入仕途，立身扬名。他在七岁的时候曾做过一个梦：满天云蒸霞蔚，灿若锦绣，他缓缓地登攀而上，采撷片片彩霞……（《文心雕龙？序志》）。在少年刘勰的心里，人生似乎是这样的美好，展现在面前的似乎是一派锦绣前程。然而，等待着刘勰的现实却是冷酷无情的。南朝社会是实行门阀制度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身贫寒的庶族子弟，即使才华出众，也难以在仕途上获得发展。这时，一心向学的刘勰便做出了一个影响他终身命运的重要决定：到定林寺去，拜高僧僧祐为师。寺庙宏丽的定林禅寺，典藏丰富，高僧辈出，名流云集，是当时佛教活动的中心。僧祐是定林寺的主持，他佛理精深，学问宏富，不但精通佛理，而且博览群书，是齐梁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在以后的十年里，刘勰夜以继日，潜心攻读，刻苦治学，利用定林寺丰富的藏书，阅读了儒家的经典以及诸子百家、史传和各家的论文集，尤其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入的钻研，为以后撰著《文心雕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刘勰又做了一个梦。这次，他梦见自己手捧丹漆礼器，跟着孔子南行……伟大的先圣竟然垂梦于他，刘勰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刘勰最先想到的是要阐明圣人的思想，莫如替经典作注解了，可是过去马融、郑玄等学者已把圣人的思想阐发得够明白了，他就算有深入的见解，也未必能自成一家。于是，他想到了文章，并选定了文学批评的道路，开始了探索文心的事业。伴着青灯古典，六七个年头过去了，一部寄托着刘勰心意的巨著《文心雕龙》终于问世了！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文之枢纽”，阐述了作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出仕伊始，刘勰先被梁武帝之弟、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引为记室，开始了他的秘书生涯。接着，又调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在秘书岗位上工作了七八年的刘勰出任太末（今浙江衢州市）县令。他在太末虽然“政有清绩”，但他毕竟是一根难得的“笔杆子”，所以不久又被调任梁武帝之子、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并兼任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重新回到了秘书岗位。东宫通事舍人和中书通事舍人一样，在南朝都是颇为重要的职务，出身寒微的刘勰被委任此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重用和殊荣。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勰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得遇昭明太子萧统的厚爱，使他的文学才华再一次焕发出熠熠光彩。萧统是梁武帝的长子，自幼爱好文学，入主东宫之后，“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包括刘孝绰、王筠、陆陲、到洽等著名文人在内的文学集团，他们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一时“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深得文理的刘勰加入到他们当中，当然更是锦上添花。萧统对刘勰“深爱接之”，对他格外敬重。萧统主持编选的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中所选文章，多与《文心雕龙》中论文体时的选文定篇相合，可见刘勰的文学思想对萧统有很大影响。天监十七年，刘勰升任步兵校尉，仍兼东宫通事舍人。至此，刘勰已走到了他的仕途的顶峰。之后，由于僧祐的死，为了整理编撰僧祐留下的大量经卷，梁武帝下令刘勰与沙门慧震到定林寺撰经。从此，刘勰便中断了在仕途上继续发展之路。经卷撰成以后，刘勰上表要求弃官为僧，并烧掉了胡子和头发自誓，得到了梁武帝的允许。刘勰从此变服为僧，改名慧地。但不到一年刘勰就死了。由此可见，刘勰从天监初年（公元502年）跻身仕途后，中间除担任过短时期的太末县令，其余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
关于刘勰的生卒年，诸家说法不一。关于出生时间，说法较为一致，认为生于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而卒年则歧说甚多。有的说是卒于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间，有的说是卒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间。本文拟取后者。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方面的著作，在梁代还有文集行世。据《梁书》卷十五刘勰本传记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传。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和《灭惑论》两篇散文。（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梁书》等）
文史足用廉白自居的裴子野（1）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秘书人物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南朝梁的裴子野，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宦海沉浮，几起几落
裴子野（公元469—530年），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字几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他的曾祖父裴松之、祖父裴駰都是著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