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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③
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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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② 《黄帝经·经法·论》。
④ 《黄帝经·经法·君正》。
若发号令，必究上下，一道同心，上下共赴，民无它志，然后可以守战矣！①
唯其如此，后世言及黄帝之治，就说：“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②
一个社会，执政治国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实行民主与法治的制度。而实行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制度，明民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此才能够随时听取黎民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对执政者的监督，并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够保证公共权力的不被滥用。黄帝为了能傾听民意，还建立“明台之议”为制度，这形成了后来的“四岳”民意代表机构。因为，黄帝将执政者明民以治看作是尊道贵德的一件大事处理的。他说：
行非恒道，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③ 是故，王公慎令，〔使〕民知所由。天有恒日，民自则之。④
此后，尧、舜施政，遇有大事，除咨询“四岳”以听民意外，还树“诽谤木”于通衢大道，置“敢谏鼓”于各级官府门
前，鼓励黎民百姓随时向各级施政者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同《易》经上所说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上下感而其志相通，天地不感则万物不兴，上下不交则失邦无国的道理一脉相承的。上下交流思想，是建立和谐社会，以达政通人和的重要一环。
相反，掌权为私利，就不会说真话给黎民百姓们听，为了自己权位得以保障，就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统治权威，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因此，当夏禹颠覆了五帝时期执政为民的民主社会政治制度，建立起“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政治体制后，就要一改“吾受民命”而治思想而为“君权神授”、君临天下的思想，将自己炮制出来，抵制当时社会上原有的民主政治思想，而为自己的奴隶制独裁统治做说的东西，假托为天神所赐，假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用以愚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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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 《管子·任法·区言一》。
③ ④ 《黄帝经·十六经·三禁》。
在独裁专制的社会中，一切社会政治都像是在一个暗箱之中，由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操作，这就造成了以言为法，甚至朝令夕改，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被剥夺，一切只有俯首听命历史状态。这样的社会政治，自然也就是非常黑暗的了。
孔子生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郭沫若是为当代史学家，孔子说五帝时代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夏、商、周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制度①；郭沫若说五帝时代是“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称夏、商、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之黑暗时代”②。这两位对历史评价的一致性，都是基于历史事实。
老子则是明确反对黄帝明民而治思想，主张愚民而治的：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③他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④“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⑤由此，老子又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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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礼运》引。
② 郭沫若：《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
③ ⑤ 《老子·第六十五章》。
④ 《老子·第五十七章》。
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①
这是为提倡“愚民”而治思想，连“政者，正也”哲学观点也要坚决反对的言论。其绝圣、绝学、弃智、不尚贤、反对礼义教化等，都是为达到愚民而治这一核心目的而提出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对此很欣赏，推行起来也乐而不疲。
愚民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也曾将指南工具用之于战争。但是，后来却看重的是利用指南针制造画有六十四卦的罗盘，以其用来测定住宅、坟地的风水与吉凶；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火药，并造出了具有某种火箭原理的爆竹驱邪，但却未能造出先进的枪炮，用以保卫自己的国土；中国人很早就造出了水推磨，但却不能广泛推广，以利用水资源而解放劳动力；同样，中国也很早就造出了千里船，宋、明时代的造船技术也不谓不高，但却没有发展出较为先进的舰艇来，外国人拿了先进的船舰模型给清朝皇帝看，清朝皇帝则嗤其为“淫巧之术”之术。当然，在此种情形之下，当外国列强驾了坚船利炮来攻打我们的时候，败得一塌糊涂也就不足为奇了。
固然，造成这种历史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同统治者推行愚民政治，信奉“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以及“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种错误理论，不能说是没有关系。这个道理也极间单，因为一个国家，是由广大的国土、众多的黎民百姓构成的。民富则国富，人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就会人才济济，科学事业便发达，国家就自然会强盛。统治者推行愚民政治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危害，也同时是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严重地危害。这是因为，统治者是以最广大的黎民百姓为自己存在的根本的，执政者不爱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甚至为了自己眼前的一点私利而自伐其根，自取败亡也就是一种情理中的事了。因为，有什么样的前因，也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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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五十八章》。
愚民思想，愚民政策，愚民之术，究其本质，是反对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个总祸根。过去、现在、将来，它都不是应该提倡的思想，因为愚民思想是不道德的，是反人性的，对于这样极其明显错误的反人类、反科学、反进步的反动思想。不是进行批判，反而进行鼓吹、大力提倡，其本身就是一种丑恶，就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一种有害行为。
在中国哲学思想理论中，有一种执中为用的理论，孔子称之为中庸。孔子面对他生存时代的社会状态曾经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①而我们的学术界好像也还缺一点中庸，一提批判历史文化，就不分好坏，一窝蜂似的齐上阵，必欲将中华历史文化全部“批倒、批臭”，全部铲除干净才心里痛快；而一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则又连裹脚布也要供奉起来不可，谁要是对中华文化之中的糟粕部分批判一下，那就是“偏激”、“好斗”。这说明老子的“愚民”思想的影响很大，就连我们现代的学术界搞研究，不是也少了一点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客观公正态度么？鼓吹“愚民”，搞的就是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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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雍也》。
第五节 重学与绝学思想的相悖
黄帝重学，老子主张绝学，这又是老子同黄帝哲学思想理论重要的相悖之处。
学习、学问，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的问题。因为，人类只有不断地学习，认识自身，认识社会，认识天地万物，总结出人类、社会、天地万物之中所存在着的客观规律，使其成为各种门类的知识，才能上升为科学理论，才能以这种科学理论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各种关系得到和谐，才能使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造福于人类社会，使人类的社会生存与发展不断取得进步，并一步一步走近科学，走向文明。这是一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最基本道理。
黄帝认为，不重学，去师道，无以建生。因而非常重视学习，尤其重视对于哲学理论的学习。在这方面，历史记载是很多的。如：“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牺之道”①；“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②；黄帝欲封禁山林、矿产资源，以作有计划的长期开采利用，而问于伯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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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骕：《绎史》引《春秋内事》。
② 《庄子·在宥》。
③ 《管子·地数》。
自古，满招损，谦受益，人不学习就难以变聪明。所以，黄帝就说：“内事不知，不得言外。细事不察，不得言大。”①在治国方面，“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恃其城郭之固，怙其勇力之禦，是谓身薄。身薄则贷，以守不固，以战不克。”②蚩尤恃勇而叛，骄狂以败，即其例。所以，黄帝选精通道学、天文、医药等各方面的人士为师，组成一个咨政机构，或可谓之以“智囊团”，每遇治国大事而征询大家的意见。
治国者自己勤学，可以造福于国人，而普天下的人民都重视学习，特别是重视哲学理论的学习，则会造福于人类长久的社会生存与发展。所以，黄帝将播道于天下，作为自己念念不忘的一件大事，他说：“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似应为‘蹲’）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③ 这也可能就是黄帝、风后、岐伯等纷纷著书传之于后世的一个历史原因。此后，在整个五帝时期，都特别重视学习，尤其重视对于哲学理论的学习。如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④帝喾言：“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此处缺字或可补为‘施’字）；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专其美矣！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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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帝经·称经》。
③ ④ 贾谊：《新书·修政语》引。
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①……
然而，老子则反对学习，主张禁绝学术的发展与流传，鼓吹“绝学无忧”论。这是同他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今有学者认为，老子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的。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没有丝毫历史依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