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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潘金莲与鬉髻（1）
几年前，扬之水和我曾经热烈讨论过《金瓶梅》中的“髻”问题，我说“髻”就是假髻，她则认为“髻”是从宋代女性的冠子发展而来的，二人各有自己的意见，但对这个物件的兴趣是一样浓烈。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潘金莲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大事。最近，终于读到了孙机先生关于这一题目的专文，对于我等《金瓶梅》迷，不啻是个喜讯。孙先生在文章中把明代妇女的头上风光讲解得一清二楚，今后，不论谁看《金瓶梅》，只怕都得把孙先生的这篇大文同时放在手边了——非此你就读不懂书中的那些关于女人头饰的描述。
许多古代仕女画，还有诗文中的描写，给我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以为古代的女性都是把一头长长的青丝盘来绕去，做出许多形状奇妙惊人的发髻来，什么灵蛇髻，坠马髻，惊鹄髻，犹如乌云出岫，其势巍巍，高耸在女人的头顶上。其实，在很多时代，女性们并不总是这样处理头发的，至少在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不是如此。明代女性最通行的做法，是用髻、云髻或冠，把头发的主要部分，即发髻部分，包罩起来。出了嫁的妇女一般都要戴髻，它是女性已婚身份的标志。未婚女子就不能戴髻，要戴一种叫“云髻”的头饰，如《金瓶梅》中的春梅在只是通房丫鬟的时候，就戴银丝云髻儿（二十九回）、翠花云髻儿（七十八回），其他三个通房大丫鬟也都戴同样的云髻（四十一回、四十二回）。
不同材料做的髻，则暗示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家境一般的女性只能戴用头发编的髻，比如西门庆第一次看到的潘金莲，就是“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第二回）；作为家人媳妇的宋惠莲，也是“戴着头发壳子儿”（第二十五回），即人发做的髻。有钱人家的妇女，则戴银丝编的髻，也有金丝髻，但不如银丝的普遍（第二十回）。到了重要喜庆场合，这金、银丝髻上要插满成套的首饰，即“头面”，头面的名目、位置、安插方式，孙先生的文章中解释得极详。宋蕙莲的梦想就是西门庆能给她“编（银丝）髻”，像潘金莲一样摆脱戴“头发髻”的命运。而孟玉楼和潘金莲一旦得知，西门庆真的打算“与他编银丝髻，打头面”，“就和你我等辈一般”，两个人都给气翻了，连孟玉楼这个一向假充和事佬儿的人，都再也忍耐不住了。她竟至于一反常态，专门去找潘金莲，阴险地进行挑唆，导致潘金莲跑去给西门庆支狠招儿的一幕，完成了书中无数次家庭内政治阴谋活动的一次典型运作。运作的直接结果，就是宋蕙莲白搭进了一条性命。一顶银丝髻能够影响人的生死，说明这“壳子儿”作为一个女人社会地位的绝对象征，是多么的重要。
比髻更高一级的是各种“冠”，这是官宦人家的正室夫人才能享受的特权。所以，“戴珠冠”在当时就成了做诰命夫人的代名词，在二十九回里，就因为吴神仙看相时说春梅将来“必戴珠冠”，吴月娘心里便十分的不舒服起来，说：“我只不信说他春梅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后来，西门庆由副千户“转正”，吴月娘也就戴上了“翡白绉纱金梁冠”（第七十八回）、“五梁冠儿”（第九十六回），而潘金莲等偏房还是只能戴银丝髻。再后来，孟玉楼因为嫁给了知县的儿子、春梅因为做了周守备的正房，也都戴上了“金梁冠”（第九十一回、第九十五回）。此外，还有乔太太的“叠翠宝珠冠”、林太太的“金丝翠叶冠”等，大概即相当于《明史•；舆服志》中的“珠翠庆云冠”，似乎在当时的习惯中，这类冠是地位更高的妇女才戴的，西门庆家的女人没一个有福气戴上。
女人可以为之闹出人命来的这些重要头饰，在今天人的眼里可很难谈上美感。冠一般呈扁矮的椭圆形状，而髻的基本形状则是圆锥体。女性要把这种小帽子似的东西扣在发髻上，而冠、髻内的空间都是很有限的，所以发髻当然就不可能再做成什么奇特恣肆的形式，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盘在一起。《金瓶梅》第二十八回就写，陈经济看见潘金莲临镜梳头，“红丝绳儿扎着，一窝丝攒上，戴着银丝髻”，说得很清楚，是把头发做个最简单的“攒（攥）儿”，扣在髻下。第五十三回中，写李瓶儿把头发“仓忙的扭一挽儿，胡乱磕上髻”，展示了完全相同的盘发方式。定陵出土报告记录，万历的孝靖皇后的发式是“理顺后盘绕一周，余发掩于髻下，髻上又插金玉簪钗”，显然正是采用了这种“一窝丝攒”，而孝端皇后是“头发用带扎后盘于脑部稍后，横插金簪”，连扎头发的方式都与潘金莲的办法相同。两位皇后都戴着“黑纱尖棕帽”，即髻，作为实例，展示了明代女性处理头发和髻关系的方法。
所以，绘画或诗文中的那些奇妙髻样，一般来说，在明代女性头上是看不到的，她们的头顶或扣着一顶扁沓沓的冠，或戳着一顶尖耸的髻。潘金莲一生也没有过戴冠的风光，她人生的顶点，只达到了戴银丝髻这个段位。从出土实物和明代写实艺术品上看，明代的髻多半是下圆上尖，有点像窝头的形状，看来潘金莲就是把这么个窝头形状的玩意儿成天罩在头顶上，而据兰陵笑笑生看来，戴上银丝髻的潘金莲，“打扮的就是个活观音”，真是美极了，迷人极了。
《金瓶梅》中说，潘金莲不仅美，而且风流，是“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不知道当时的人对“风流”是怎样定义的，从现存的实物和图像资料看，明代前中期的女服和女性装饰所塑造出来的女人形象，与我们今天人的“风流”概念实在是差出很大一段距离。明代的艺术品，特别是绘画，很少写实性地表现当代妇女真实形象，特别是在前中期，尤其如此。不过，从有限的艺术表现中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明代女性的造型基本呈“金字塔形”。这是因为她们下面的裙子一般都追求宽松，有时还穿下摆宽大的喇叭型裙，上衣的衣摆、袖管也是喇叭形，这就使得人的外形在裙底部位最宽，越往上越向内收缩，而金字塔的顶尖，就收在髻的尖头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的宫妃形象，就是这种金字塔式造型的最好展示，初看这幅画卷的人，大概难免会感到又意外又失望，所谓宫廷中的妃嫔，原来竟是这样衣着拘谨，一身“拙趣”，毫无风雅可言。图中，宫妃们所戴的髻（孙先生认为这是“特髻”，但我以为“特髻”基本上与“髻”是一回事，当然二者在形式、材料、工艺和用途上还是有很多细微差别），造型比一般民间所用的还要夸张，当真是圆锥状，顶上是个尖头。
第7节 潘金莲与鬉髻（2）
有意思的是，定陵中万历的两位皇后，在入葬时都戴着同样的“黑纱尖棕帽”，外形与《行乐图》中的髻十分相像，说明这种尖头的髻不仅当真存在，而且在宫中流行了很长时间。其中一顶陪葬的“黑纱尖棕帽”——髻，高15厘米，可口径宽只有13厘米，真是像《行乐图》中描绘的那样，尖而窄，女人头上戴着这样一顶小高帽是什么模样，大家尽可以根据《行乐图》来自己加以三维想象。万历两位皇后的髻上，同样插满了贵重首饰，其中很多都可以和《金瓶梅》中的描写对应起来，比如散落在孝靖后头部周围的一件“镶宝玉观音鎏金银簪”，是在鎏金首饰上嵌玉观音，下面还有莲花座，这就很接近《金瓶梅》中提到的“金厢玉观音满池娇分心”（孙先生文指出明墓中出土有“文殊满池娇金分心”），此外，无论从服装式样、织物质地乃至纹饰等各方面，定陵两位皇后的物品都与《金瓶梅》中的描写有许许多多的相合之处，足以作为我们想象西门庆家女人形象的参考。今天比较常被引用的《金瓶梅》版画插图，是明代崇祯年间的作品，在这些插图中，女性头梳倭坠髻，后拖双燕尾，长衣大袖，婀娜颀长，看去倒是更合乎我们对“风流”的概念，不过那是晚明的女人形象，与书中的描写不符，也与定陵的出土物很不一样。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和定陵出土物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明代宫中妃嫔的日常打扮，与民间相差不远，主要只是在材料上更豪华、更糜费而已。如果拿山西新绛稷益庙、繁峙公主寺等处明代壁画中出现的写实性妇女形象来做比较，这一点就很明显。壁画中的这些明代平民妇女，和皇宫中的娘娘们一样，都是脑袋上顶着个尖头髻，上身穿一件短撅撅的袄衫，下面穿一件长度刚到地面的裙子。社会的上下层如此一致，一概采用如此老实、简单、拘谨的穿扮方式，这恐怕是明代女服的一个特点，也是历史上比较少见的现象，可能与明代的宫廷制度有关。
简单而拘谨，并不等于就没有异趣。定陵和《行乐图》中展示的髻在我们眼里就够“奇装异服”了，而在我们谈到的两处明代壁画中，女性头上的髻甚至更为怪异——它的尖头向前弯曲，呈弧倾之势。类似这种朝前探头的银丝髻，近年屡有实物从明墓中出土，证明画家的表现是有现实根据的，这样的头饰当年真的流行过。《行乐图》卷首有长篇题赞，所署年款为宪宗成化二十一年仲冬吉日，即公元1485年，那么，这一画卷应该创作于这一年或此前不久。而稷益庙壁画完成于正德二年（1507年），公主寺壁画作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之后，这三幅作品，应该是把明代中期女性服饰的基本面目准确勾勒出来了。正德皇帝所钟情的李凤姐，想来无非就是这样的打扮。另外，历史博物馆曾经展出一件明代女俑，其头饰部分与两处壁画中的描绘基本相同，戴着朝前弯头的髻，而这件女俑出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山西晋城梁佩之墓中。《金瓶梅》被认为是嘉靖或隆庆、万历年间的作品，那么，潘金莲的头上风光，就应该与这件女俑或定陵二后相近。说真的，这个事实可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潘金莲早已成了太有名的人物，她在历代读者心中激起的反应之复杂，大概没有其他文学人物能比。对于这种深入人心的形象，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对之加以想象，这也是常情。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看法，是以手长腿长，瘦骨嶙峋到状如病鬼，并且还尽可能地把这把瘦骨都暴露在外的女人为至美，看到潘金莲的整体造型很可能状如金字塔，许多人不免要吃一惊。其实，任是谁的审美习惯，也都只是出于时代的塑造而已，而历史上女性的装扮从不肯遵循一种固定的标准。我们觉得好看也罢，赖看也罢，明代中期的女子服饰至少是很有特点的，与其他任何时代，包括明代的早期和明末，都截然不同，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