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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完全撤开对外关系问题不谈，这些政策对于我们自己也有着直接的经济危害。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们使我们不能尽可能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资源；它们在伤害了世界其它部分的同时也伤害了我们自己。象我自己一样的自由贸易者，将很愿意看到它们仅为了下述原因而得到废除：为了使我们能够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这只是自由贸易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些关系中，它只是较为次要的一部分。
促使不发达国家走向中央计划与闭关自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们对它们的产品市场缺乏信心。假定他们提出：我们确实奉行了自由企业与自由贸易的原则，主要侧重于生产那些我们可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且依靠国际贸易来得到我们希望消费的东西。但是，难道成功不是带来美国与其它国家关税壁垒的增加，而我们发现自己虽然有良好的出口工业但却无处炫耀吗？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有谁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错的呢？瑞士的手表制造商与英国的自行车生产者问道。
人们通常认识不到对贸易的限制的影响是多么的广泛，而且，特别地，人们通常认识不到它们的不确定性是多么的广泛。人们也许会说，我们并没有为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品提供市场，所以，我们的贸易壁垒并没有影响到它们。但这种说法明显地是错误的。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它是多边的，而不是双边的。如果我们从（比如说）西欧进口了更多的东西的话，那么西欧将能够从其它国家进口更多的东西，如此往复，无穷无尽，所以，我们自己更多的出口产品所流向的国家，可能不是我们向之购买产品的国家。
我们再来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对对外投资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贸易壁垒刺激了这种投资：如果印度不允许整部小轿车的进口，那么，某家汽车公司可能会建立一个装配工厂。但是，从世界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是一种浪费：它不过是被用来在一个国家做那种能够在其它地方更有效地进行的事情。而生产性的对外投资却直接地与间接地为贸易壁垒所阻碍。它直接地受到阻碍是因为贸易壁垒扭曲了投资的动力，并使得投资者以他希望的货币收回投资收益更为困难——因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出口才能得到外汇来支付给他。它间接地受到阻碍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商业与贸易关系，对传播投资机会的信息并使投资成为可能而建立起来的各种接触来说，是一条主要渠道。肩负着寻找“投资机会”之重任的、由大人物们组成的委员会，难以替代成千上万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从事于在国外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个人的日常联系。
或者，再来看一下美国对外国的观念与文化影响的来源所在，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呢？这些影响不是来自美国新闻处散发的印刷品，而是来自收割机、履带拖拉机、辛格缝纫机、可口可乐、好莱坞等方面的活动。相比之下，贸易渠道是扩大七美国的理解与了解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英国对自由贸易的保持——而不论其动机是什么——毫无疑问地是使19世纪的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促进当时许多不发达国家的迅速与有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贸易壁垒、货币管制及其它经济方面的限制，毫无疑问地是使20世纪的世界陷于分裂，并阻碍现有不发达国家的有效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假定我们将对全世界宣布：我们将在某一特定日期之前——比如说在5年之内或10年之内——取消所有的关税、限额及其它对贸易的限制，而且从那以后，我们将保持完全的自由贸易。那么，这对我们的国际地位的影响——既包括立刻通过这一宣布的作用而产生的影响，也包括最终通过长期经济作用而产生的影响——将大为有利，其有利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可以想象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所能够取得的影响，即使你将对外经济援助计划的支持者们所宣称的所有优点都赋予这种计划，情况也是如此。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我们将会加强我们的实力。我们是在提供让自由的人们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自由的机会，而不是提供禁锢人们的锁链。
当然，如果许多国家都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更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行动与别人的行动连在一起，那么就是大错而特错了；结果将会使向自由贸易的迈进减慢到最难对付的成员所希望的程度。单方面地行动则要好得多。我们将从单方面的行动中得到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好处，而且，与会谈桌上所能取得的影响相比，我们可以通过实例来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
向着自由贸易的迈进将会对很多特殊人物及特殊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特殊人物就是那些业已在“受到保护”的行业中投入了才干与资本的人。但我们的灵活性与适应性都是非常充分的：一种循序渐进的行动——比如说在为期10年的时间里——将使受影响者能够拥有充分的机会，从而以极小的（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代价来对这种新情况作出调整。由世界贸易扩大所带来的新机会，以及由此而来的我们的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将使因此而得到益处的人数，大大超过因此而受到损害的人数．毕竟，与数十年所发生的，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所实行的科技变革相比，在10年的期间内向自由贸易的过渡所带来的影响要小得多。
从现在起，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便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境地。继续进行经济援助所能给我们带来的政治赞誉微乎其微——受援国已经开始把得到经济援助看作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看作是它们的权力。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突然停止援助会被看作是不友好的、甚至是敌意的行动，从而将会导致对美国的极大的敌意。所以，即使人们接受了前面的种种阐述，但仍然存在着如何实现从我们目前的政策过渡到另一种政策的问题。
在我看来，最简单的、不理想程度最小的一种方法，是对每一受援国进行一次最后的、终结性的补助。而补助的金额应该是相当慷慨的，比如说是我们给该国的年补助金的2倍到3倍。这一援助应该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而且最好是以美元——瑞士法郎更好——帐户的形式进行的，受援国可以按照它们的意愿从这个美元或瑞士法郎的帐户上支取的款项。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可以立刻终止我们对受援国中央计划的介入，而且受援国政府也将对这一援助给予最高的评价。
在终止年份中，这样一种终止计划的费用是相当可观的。但这将是一种一次性的耗费，而不是那种我们几乎献身于此的、固定的、不断增长的负担。
结论
即使很难对每一特定的支出加以归类，但仍然需要将对外经济援助与直接的军事援助及国防支持截然分开。对外经济援助是由我们政府对其它政府或其它国家的企业的补助或贷款所组成，其目的是用于那些被认为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特定的计划。它既包括技术援助，也包括货币形式的补助与贷款。
对外经济援助的目标是值得赞美的。然而所使用的方法却与这些目标不相适应。对外经济援助不仅不能沿着民主的轨道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反很可能会抑制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可能会以私人部门为代价而使政府部门得到加强，很可能会破坏民主与自由。对外经济援助的支持者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对外经济援助意在与之战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所实行的集中的、广泛的经济计划与控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观点不仅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所否定，而且也为其它每一自由国家的经验所否定。
一项有效的计划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而不能以我们正与之战斗的那种意识形态为基础．这样一种计划将要求消除我们所宣扬的自由贸易及自由企业政策与我们至少部分地实行的保护贸易主义及干涉主义的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一项富有成效的、且激动人心的计划，就是使我们自己单方面地致力于在某一特定的、且不太遥远的日期之前，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这将极大地促进有利于不受约束的世界沿着自由与民主的轨道而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国际环境。这将是一项出自真正开明的自我利益的行动。
版权说明：摘自《耶鲁评论 47》（1958年夏）．版权耶鲁大学，经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9．学校的问题在哪里？
教育一直是美国梦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学校很快建立了起来。起初作为教会的附庸，而后为世俗的官方所接管。伊利运河通航之后，农民们离开了新英格兰的山区，来到富饶的中西部平原。他们在所到之处，建立起一所所学校。不仅建立了中、小学，还建立了大学和神学院。许多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从大西洋彼岸来的移民，都渴望接受教育。大多数人在他们定居的主要都市和大城市内，都不轻易放过任何受教育的机会。
最初的学校是私立的，上学全凭自愿。渐渐地，政府开始发挥较大的作用。先是在财政上给予资助，继而是建立和管理官办学校。 1852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强迫入学的法令，而所有的州都实行强迫入学制则是在1918年。一直到二十世纪，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地方当局来实施的，盛行的是地区学校，由当地的学校管理委员会控制。接着，开始了所谓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大城市内不同教学区之间的种族成分和社会成分差异太大而引起的。另外，这场运动也受到职业教育家希望发挥更大作用的影响。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的扩大和权力的集中，这场运动也不断发展。
为所有人提供的、广泛的普及教育，以及为同化我们社会的新成员的公立教育，在防止分裂活动和使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能够和睦相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对此，我们一直，而且确有理由引为自豪。
遗憾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下坡路。家长们抱怨子女们所受教育的质量下降了。很多人对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越发感到担忧。老师们抱怨说，他们所处的教学环境，往往不利于孩子们学习。越来越多的老师在教课时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纳税人抱怨费用上涨。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的学校是在向孩子们传授他们所需要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与促进同化及创造和睦气氛的愿望相反，学校越来越成为我们从前极力避免的分裂的源泉。
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在靠近主要城市的一些富人居住的郊区，学校办得很好，许多小城镇和乡村办的学校也很出色或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