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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
毫无疑问，史籍中所说的“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政党。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写到“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时，明确指出：“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这是对于史料有了精深理解之后的准确表达。
其实东林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东林诸君子并不自称为“东林党人”。道理是很显然的，孔子在《论语》中教导他的弟子“君子群而不党”，以继承并发扬孔孟儒学正统为己任的东林诸君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结党”是正直人士所不齿的，决不可能自诬为“党”。正如《东林同难列传》所说，顾、高诸君子在东林书院“偕诸同志以道学相切磨”，受到海内士大夫的敬仰，跟从的人日益增多，于是，“邪臣遂指之为门户”。此处所谓“门户”，按照当时人的习惯，是朋党的同义语。《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这就是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党”的由来。
李三才是万历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借口生病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候选人。当时政坛上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内阁权臣李廷机企图阻止李三才入阁，指使其亲信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说李三才“党羽日甚”，一下子就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是“藉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书生气十足的顾宪成写信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政敌们抓住把柄，攻击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与李三才结成“东林党”。
在这场风潮中，御史徐兆魁表现得最为恶劣，多次在奏疏中诬陷东林书院与顾宪成，说什么“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指北京），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为了搞臭“东林党”，他肆意捏造东林书院“挟制有司，凭陵乡曲”的罪状，几乎每一条都离奇得令人难以相信。例如：东林书院在浒墅关附近的小河向来往商船收税，胁迫浒墅关的官吏以“修书院”的名义向东林书院送银两；又如：东林书院的成员到各地讲学，动辄一百多人，要县衙门迎接款待，每次耗费银子二百两上下；再如：东林书院的讲会“杂以时事”，它的讲义刊印出来，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须照办。如此等等，都是信口雌黄编造出来的。
这种不择手段的攻击引起了正直人士的愤怒，光禄寺丞吴炯对徐兆魁捏造的东林书院罪状一一予以驳斥。他以确凿的事实指出：浒墅关附近小河根本无法通行商船，只能通行小船，从来无税；来参加东林讲会的人都是自费，书院从未向浒墅关官吏索要银两；东林讲会的经费都来自参会者捐资，从不接受县衙资助；至于讲会“杂以时事”云云，更为无稽之谈，他说：“会中之规，每日轮客一位，讲书一章，互相问难，青衿皆得质所疑。讲毕，童子歌诗一章，遂散。举坐无哗，并不谈时事。即民风土俗与会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关各邑之行事？”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触发了正直人士为他辩护洗刷的激情。然而，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诬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被看作一个“党”，无异于重演南宋时禁锢朱熹办书院讲学的“伪学逆党”之禁，是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点明了这一点：“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并且忧心忡忡地指出：“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亦不振”，提醒当权者深长思之。
到了天启初年，一些原先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士回到了政坛，把重整道德的精神带到官场，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为“东林党”，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当作一个组织实体，开出黑名单，重演一次“党锢之祸”。
魏忠贤的亲信卢承钦编成《东林党人榜》，开列“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用奏疏的形式于天启五年呈报朝廷，由专擅朝政的魏忠贤把它向全国公布。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证明“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另一方面示意政府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
与此同时，一贯与东林书院为敌的吏部尚书王绍徽，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编了一本黑名单，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东林点将录》。此后接二连三还有《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盗柄东林伙》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领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把李三才、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并非王绍徽的发明。万历四十二年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就扬言：十余年来东林书院的不肖之徒，为了“号召徒党”，“外资气魄于李三才，内借威福于叶向高”。其实十分牵强附会。李三才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东林”的一员，他公开声明，东林是东林，李三才是李三才，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至于叶向高，根本与东林毫不相干，他在政治上一向倾向于沈一贯的“浙党”，按照当时的朋党政治标准来划线，“浙党”是东林的对立面。由此可见，这个黑名单完全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
如果说李三才是“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叶向高是“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按照党同伐异的原则，他们二人理应密切配合。当李三才呼声甚高时，叶向高为何不大力支持，援引他入阁，营造一个“东林内阁”，而是多次请求皇帝批准李三才辞职？当东林人士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叶向高很不以为然，主张由他出面调停，才可以避免大祸。魏忠贤早就对叶向高动辄掣肘有所不满，碍于他的元老重臣身份，才让他以辞职的体面方式下台，但是必须使他在政治上声誉扫地，于是硬把他与李三才捆绑在一起，成为“东林党”的领袖。
1957年出版的《东林党籍考》，依据《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所提供的名单，对所谓“东林党人”逐个写出小传，却并未考辨真假是非。既然此书名为“东林党籍考”，顾名思义必须客观地考辨哪些人不能列入“东林党籍”，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份名单是魏忠贤为了打击异己势力而炮制出来的，事实真相并非如此。然而《东林党籍考》上的第一、第二号人物依然是李三才、叶向高，其他人物也出于上述黑名单，该书的出版无异于肯定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的可信性，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晋书·卻诜》说：“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对于晚明朋党风潮中的“东林党”，也应作如是观。
鉴于“东林党”的称呼容易产生误解，不少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不称“东林党”而称“东林运动”，大概便是出于这种考虑。《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九章“隆庆和万历时期”，出于黄仁宇的手笔，在写到“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时，措辞非常谨慎，特别避开“东林党”的字样，而采用“开创东林运动的人”、“东林运动的成员”之类说法。韩国汉城大学教授吴金成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讲学运动即东林运动”，“所谓东林运动是通过讲学所产生的乡村评论和舆论集中为主的活动”。
如此看来，以往人们习以为常的“东林党”提法，实在有改一改的必要了。
“海禁”与“倭寇”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成祖永乐时期稍有松动，但依然把“海禁”政策当作不可违背的“祖训”。此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西方国家来到中国沿海，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之中，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海禁”政策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
当时的中国与海外各国维持着一种传统的朝贡体制，明朝皇帝以“中央之国”的心态，把周边各国都看作是它的藩属，构成一种藩属国向宗主国的朝贡关系。万历《明会典》关于“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事宜，有这样的记载：
东南夷：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苏门答剌（印度尼西亚）、琐里、苏禄（菲律宾）、古里（印度）、满剌加（马来西亚）、榜葛剌（孟加拉）、锡兰山（斯里兰卡）、吕宋（菲律宾）、木骨都束（索马里）等；
北狄：鞑靼、瓦剌（蒙古）等；
东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
西戎：哈密、畏兀儿（维吾尔）、撒马尔罕（中亚）、天方、默德那（阿拉伯）、乌思藏（吐蕃）等。
朝贡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这就是朝贡体制，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的，用朝贡—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因此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无非是两种形式，其一是，随同朝贡使节来到中国沿海的港口，在主管外贸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其二是，朝贡使节抵达北京后，随行的商人可以在礼部接待外宾的会同馆附近，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贸易都是朝贡体制的附属部分。
这种状况显然与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贸易格格不入。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专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指出，从14世纪至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步扩大，存在三个贸易圈：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