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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骨头失踪了。”
“毁坏了吗？”潘老师问。
“谁也不知道，四十一个远古人类的骨头完全失踪了。骨头本该用火车运到天津，然后通过一艘美国船从天津运到马尼拉，但是船沉了。有人说装骨头的箱子根本没有搬上船。他们说日本人截下了火车。他们以为箱子里不过是些美国兵的东西，因此就把箱子扔到铁道上，让火车碾碎了。如今谁也不知道到底真相如何。不管怎么说，都是坏消息。”我听着她的话，觉得自己的骨头仿佛都被掏空了。开京所有的心血，他最后一次到考古坑，牺牲了生命——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我想像着那些细小的头骨片跟鱼儿一起漂在海水里，慢慢沉到海底，鳗鱼从上面游过，沙子渐渐将它们埋在下面。我又看到骨片被当作垃圾扔下火车。军用卡车的车轮碾过，把骨片轧成比戈壁滩上的砂石大不了多少的碎片。我觉得那些骨头就像是开京的骨头。
第二天，日本人来把格鲁托芙小姐带到战俘营去。格鲁托芙小姐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可她没有试图逃跑。“我决不会主动离开我的学生，”她对我们说。她的衣箱早已理好，她带上了旅行用的帽子，帽带系在脖子上。五十六个女孩子站在大门口，哭着跟她道别。“潘老师，别忘了上使徒课，”她临登上卡车车厢前，回头叫道。“别忘了告诉其他人，教他们传福音。”我觉得她的告别词很是奇怪，别的人也一样迷惑不解，最后，还是潘老师揭示了她话里的秘密。
他带我们来到大厅，来到一位使徒的雕像前。他拧动雕像的手，里面露出一个洞，那是他和格鲁托芙小姐挖的，他们把金银钱财和在北京的毕业学生名单都藏在里面。过去的一个月来，他和格鲁托芙小姐两个人一直在忙着这件事情，天天干到深夜。她在每尊塑像里都只藏了一小部分自己多年的积蓄。这么一来即便日本兵发现其中一尊里面的钱，他们这些不信教的人，也不大会从几百座塑像里找到其他藏有钱财的神像。
万一育婴堂一带环境变得很危险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把学生带到北京去，每次带四五个人分批走。到了北京，他们可以投奔从前的学生或是学校的老朋友。格鲁托芙小姐已经跟这些人取得了联系，他们都同意，若是时机到了，我们只需要通过无线电通知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他们愿意帮助我们。
潘老师给我们每个人——老师，帮工和四个年纪较大的学生——分配了一座使徒像，教我们分其中的救急款。打从格鲁托芙小姐离开的那天起，潘老师就教我们练习，记住哪座塑像是哪位使徒，塑像里哪个部位木头挖空了藏着钱。我以为每个人只要记住自己负责的使徒像就可以了，可是于修女说：“我们应该大声叫使徒的名字，呼唤他们来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不得不反复诵读这些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彼得，马太，约翰，雅各一，雅各二，安德烈，腓力，多马，西门，达太，巴多罗买。叛徒犹大没有塑像。
格鲁托芙小姐离开我们以后，大概过了三个月，潘老师决定我们也该走了。日本人知道山里藏着共产党，很生气，想通过屠杀附近村里的人把共产党引出来。于修女告诉我和高灵，说日本兵对许多纯洁少女犯下了无法言喻的罪行，有些孩子才只有十一二岁。各地都有这种事发生，天津，通州，还有南京。“有些女孩他们没当场杀死，后来她们自己都不想活了，要自杀，”她又说。我们想像得出那种种惨状，即便于修女没有明说，我们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算上四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我们一共有十二个顶事的人。我们用无线电通知格鲁托芙小姐在北京的朋友，他们说京城沦陷，但局势还算是稳定，让我们等他们的消息。因为火车并不是每天都开，若是我们在路上被困，分散在不同地方成好几天得等着怕是不妥。潘老师给我们排了顺序：第一组由王嬷嬷带队，她们可以告诉大家路上情况如何，再后面是四个大点的学生带领孩子们走，再接着是厨子老婆，王老师，厨子，高灵，我，于修女，最后是潘老师。
“为什么你留最后？”我问他。
“因为我会用无线电。”
“你也可以教我用无线电。”
“还有我，”于修女和高灵也说。
我们争执不休，都抢着要留到最后。为了把危险留给自己，我们都很不客气地互相批评。潘老师眼睛不好，一个人留下不行。于修女耳朵不好。高灵脚不好，还怕鬼，一慌就乱了阵脚。虽说我也有种种缺点，可最后却决定让我留到最后，好让我尽量长时间地陪在开京墓旁。
如今我总算可以坦白，最后那几天我真的是吓坏了。我负责四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二。虽说自杀的念头令我感到片刻的安慰，但坐以待毙却令我神经紧张。每当一群孩子离开，育婴堂里都越发显得又大又空，人的脚步声也越来越响。我生怕日本兵会来，发现了无线电，把我当成间谍，严刑逼供。我给孩子们脸上抹上灰，教她们，万一日本人来了，要把头脸抓破，假装有虱子咬。每个小时我都要向耶稣和如来佛乞求一遍，别管哪路神仙，保佑我们就好。我给宝姨的照片上香，去开京的墓，跟他坦白诉说我心中的恐惧。“我的骨气哪去了？”我问他。“你说我性格坚强。我的坚强都哪去了？”
最后剩下我们几个，单独呆了四天以后，听到无线电里传来的消息说：“快来，火车开了。”我赶紧去告诉几个孩子。这时我总算见到奇迹出现了，只不知这是西方上帝保佑呢，还是中国神仙帮忙。我惟有谢天谢地，幸好几个孩子都肿着眼睛，眼角还流绿脓。她们眼睛只是有点轻微感染，但看上去十分吓人，谁也不会想去碰她们。我很快想出主意来打扮自己。我把早上我们喝剩的粥倒了一些出来，把稀的米汤倒出来往脸上，脖子上，手上抹了个遍。米汤干了以后，我就变成了个粗手粗脚，相貌难看的老村妇。我又把剩下的米汤倒到个暖瓶里，里面又倒上些鸡血。我命孩子们把鸡窝里剩下的鸡蛋全拿来，连臭蛋也要，都放进篮子里。就这样，我们打扮整齐，走下山坡，去火车站。
我们出门才走了百来步，就见到一个兵。我放慢了脚步，就着暖瓶喝了一口。那个兵站住不动，等我们走近了才拦住我们。
“你们去哪里？”他问。我们五个人都抬起头，我看得出他脸上流露出恶心的神情。孩子们抬手抓头。我未曾开口，先朝手绢上咳嗽一阵，随后把手绢折一折，特意让他看见上面沾着血痕的痰渍。“我们到集上去卖鸡蛋，”我说。我们举起篮子给他看。“您要不要来几个？”他马上挥手叫我们过去。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又喝了一口米粥鸡血汤，含在嘴里。我们又被拦下来两次，我两次都大咳特咳，吐出肺结核病人特有的血痰。身旁的小孩子瞪着满是绿脓的眼睛抬头看着。
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我从车窗里看到高灵在站台接我们。她斜眼看我下车，好容易才认出我。一走上来，她嘴巴张得老大，惊问：“你是怎么了？”我最后又往手绢上咳嗽一口，吐口血。“哎呀！”她大叫着退后一步。我立刻开怀大笑，笑得都停不下来了。我乐疯了，终于可以松口气，总算安全了。
高灵跟我抱怨：“这些天来我都担心死了，你就知道开玩笑。”
我们把孩子们安置在从前学生的家里。接下来的几年里，有的结了婚，有的去世了，有的把我们当作义父义母来拜访。我和高灵住在瓷器口老墨店的后房。还请潘老师和于修女来跟我们同住。至于说高灵的丈夫，我们都但求那家伙早已送了命。
如今墨店是张家的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怒火中烧。宝姨死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很少想到这位棺材铺张老板。现在他整天支派我们多卖快卖，吆东喝西。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父亲和外公，给宝姨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毁了她的一生。可是我转念又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离敌人越近，就越有机会。我决定在墨店里安顿下来，一来这样比较方便，二来我也可以寻找报仇的机会。
1945年战争结束后，格鲁托芙小姐终于从战俘营放出来了，可是病得不轻。我们四个赶紧跑去看她。她住在一个叫赖利夫人的朋友家里。我们一进门，就看到格鲁托芙小姐瘦得几乎不成人形。从前我们总是开玩笑说西洋女人喝牛奶，所以奶子特别大。可现在格鲁托芙小姐瘦得厉害，脸色也差。她坚持要站起来欢迎我们，我们坚持让她坐着，不必跟老朋友客气。细看她脸上胳膊上肉皮都松了。从前红色的头发现在变成灰白，也稀了。“你怎么样？”我们问她。
“还好，”她面带微笑，兴致不错。“你们都看到了，我还活着。日本人饿不死我。可蚊子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生了疟疾。”
学校里有两个小孩子生疟疾死了。可我没告诉格鲁托芙小姐。我们有的是时间，坏消息留到以后再说不迟。
“你得快点好起来，”我说。“我们回去把学校重新办起来。”
格鲁托芙小姐摇头道：“那间老庙没有了。被毁了。我听另外一个传教士说的。”
我们大惊。
“树木，房屋，一切都夷为平地，全都没有了。”旁边的赖利夫人点头说。
我很想问问墓地怎么样了，可没说出口。我心里的感觉，就跟知道开京死了那天一样。一想到开京，我不禁想记起他的模样。可我只能记起他墓上那些石头。他活着的时候我爱他有多久？他死了以后，我伤心难过又有多久呢？
赖利夫人接着说：“等我们在北京找到房子，马上就把学校办起来。可眼下我们得让格鲁托芙小姐快点好起来，对不对，露丝？”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拍格鲁托芙小姐的手。
“只要我们做的到，”大家抢着说。“我们都愿意帮忙。我们热爱格鲁托芙小姐，把她当成母亲姐妹一样。您尽管开口，需要我们做什么？”
于是赖利夫人说，格鲁托芙小姐得回美国去，到旧金山去看大夫。她得先到香港，然后穿越太平洋。这一路上，她需要有人陪伴。
“你们谁愿意跟我走吗？我可以安排签证。”
“我们都愿意去！”高灵立刻回答。
格鲁托芙小姐面露尴尬。我也看出来了。“我不想麻烦太多人，一位就可以了，我想。”她说。随后她叹口气，说她累了。她得躺着休息。
她离开房间以后，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启口，讨论谁该帮格鲁托芙小姐这个忙。这可是去美国呀！我们都知道，格鲁托芙小姐不但是请我们帮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一份去美国的签证。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得到这个机会。我仔细考虑去美国的事。在我心利，美国就是基督教的天堂。开京就是去了那里，在那里等我。我知道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去美国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有希望找到幸福。之前我遭遇了种种不幸，去了美国就可以把过去的毒咒，我的坏出身，统统抛到脑后。
我听到高灵说：“应该让潘老师去。他年纪最大，最有经验。”她忙不迭得跳出来提议，说明她也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