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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视察之后，邓即“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科委、建委、计委、科学院以及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投入工作，到了1986年，赵紫阳向他汇报：
“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 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1/3 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 “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邓小平与三峡工程》〈炎黄春秋〉94年第3 期）
赵紫阳担心的是执政的共产党逆民意行事的危险。
邓小平觉得一旦共产党下决心作什么，而在七嘴八舌（或称对绝对权力的制约意识）面前服了软，那才是大问题。这还是对内； 对外，就更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份子了。
让中国普通百姓省出口粮，支援领袖的政治工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993
分文不发目的何在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大家都知道，三峡工程会淹掉一批珍贵文物。政府当局，或者更确切地说，代表政府具体负责的三建委（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李鹏）当局，打算怎么处置呢？
新中国的官员们，先前的是比较熟悉革命，眼下的是比较熟悉工程技术。对文物保护，除了它在旅游和贸易上的小小功能而外，恐怕大都不甚了了。这就是为什么1988年底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通过的《论证报告》，412位专家中无一位文物考古专家、336 页的洋洋报告中，文物只占了1/3 页； 1992 年国务院提请人大审议兴建议案时，对文物保护，在《总理讲话》中李鹏只字未提，副总理邹家华万言《说明》中只有一句“对文物古迹要尽可能地搬迁和保护”，获得通过时当然也就没有专门列项，只将世上独一无二的枯水题刻、石宝寨、古墓葬群等按其须“搬移”这一特征而归到了移民项下。所幸中国还有科学院、研究所和数十所有声望的大学。在三峡工程当局对此尚未列入日程——当然也就没有钱——的情况下，挤出自己本来就万分拮据的科研费，于1993年底开始了规划调查，也就是说，先要弄清楚，三峡工程将要淹掉的，究竟有些什么。
当时，28所研究机构数百名科学家同时出发到现场，有的教师只住一天6 元钱的旅店，其艰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后来成立的文物保护规划制定小组组长俞伟超当时用自己的名义签字画押，借钱救急。
这次摸底并一板一眼地制定出保护规划，共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到了今年5 月，规划上交，只等中央有关部门尽快审批下来，以便着手工作，因为用当局的话说，“双喜临门”（香港回归、大坝截流）在即，坝前水位将达82。28 米，西边的巴东县将达105 米（这一情况，三建委当局居然没有向负责文物保护的机构通报！），规划中认定的130 多处文物点即将淹没，抢救时间已剩下不到一年多一点了。
令他们不解的是，日夜兼程地制定并送上的规划，三个月过去，竟是毫无回音。怎么回事？
有人猜测，这规划是不是作得太大，花钱太多，让政府为难了？ 这话听起来让人同情，但中国是一个文物大国，政府在这方面有责任而且也确实投入了力量。怎奈以有限的财力人力，1949年以来，在陕西河南等“又多又好作”的地块的发掘只不过开了个头，地势险峻、交通闭塞的三峡地区根本还排不上号。这一回因工程迫在眉睫，考古专家们觉得再困难也得上了。不料勘察下来，竟使考古界欣喜万端。这是由于，过去因为知之有限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巴楚文明，地下探测结论既出，呈现出一派辉煌。学者们不但探明了巴楚文化的交接处，还找到了巴文化的中心。更有甚者，这数千年前巴人的后裔土家族，还极为兴旺地生活在长江中游的支流上，并产生了如沈从文、黄永玉这样强悍的族人后裔。将对巴人的考古发掘与对今天的土家民族、民俗研究联系起来，这是目前国际上考古学的前沿——世界上尚无这样现成的一个范例。
三建委对此没有足够认识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在1992年《议案说明附件》给出“古迹44处”时，集合了真正的专家、具有权威性的《规划》还没有作出来。但今年给出的《规划》是不是有点太过兴奋、太本位？ 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学者们出于专业判断，初步探明应该保护的共有1271项。考虑到实际予以保护的可能，这次列入《规划》的，只有他们认为应该作的1/10，如地下本应作829 处共2000万平米，他们忍痛只报了50处200 万平米； 如按照世界水电工程通例，凡具有相当文化容量的地区，文物保护经费应占到总投资的3％—5％，这就是说，若按三峡工程官方给出的1200亿计，应为30—60亿； 若按三建委的负责人去年回答朱熔基提问时的6000亿计，就是180 —300 亿； 即使按照1992年通过的《议案》中的570 亿计，也有17—28亿。在《规划》中，他们非常克制地申请的是19个亿。而考虑到95年规划组长俞伟超已得知国家只肯拿出3 个亿这一现实，规划决定只为1996年最急迫的工作申请3 亿中的1/10，即 3000 万。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通情达理、非常体谅国家了吧。
然而，据他们得到的回函，三建委移民局的答复是： 一个钱也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千方百计探询，方知《规划》送上之后，当局曾努力找一些未介入该项工作的专家，看能不能本着体谅政府的态度，删掉一些文物项目。不料这一回，竟连遭数度拒绝。最后，终于有一名毕业于民族学院的年轻的副教授脱颖而出，主动致信当局，提出《规划》没有体现“重点保护”的原则，给了对文物保护“分文没有”的行为以学术性的理论依据。
难怪56位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甚至包括前红军和前官员要紧急呼吁了。他们眼看着自己的信由执政的共产党的中央办公厅盖上“收文”章，又心急火撩地等了10天，仍不见任何动静。总书记连他们这批“国宝”都不打算理了么？ 这情景该不会被处在一线、从而不得不常与三建委官员打交道的俞伟超“不幸而言中”吧——去年，俞馆长回答我的提问时说的是，“我的感觉，现在似乎是，我就是有了钱也不给你，拖到最后你作不了了，我也就不必付了。我敢当面给他提出来： 你是不是打的这个主意！？”
政府不为专家们拨款，正有一批人不要政府的钱而干得起劲呢——君不见在新民谚“要得发，下三峡”的感召下，三峡地区的古墓盗掘与文物走私已日益猖獗。
载《亚洲周刊》1997
长江的人祸
？戴 晴？
◆ （一）长江
曾几何时，万里长江不知什么叫水患。天有四时，水有大小。行走在亿万年天然形成的河道间，浩浩长江有与它息息相通湖泊水系（洞庭、鄱阳、巢、太），以及浩淼氤氲的古云梦泽。它们游刃有余地吞吐着或因天体运行、或因四时更迭而时涨时落的江水。再大的来水也有去路。
渐渐地，人们依水而居。先是砍树，后是筑堤——以人对土地的需求去改变自然界的合理安排。到了明嘉靖，当大权在握的首揆张居正堵塞了最后一个穴口，那道著名的舍南保北荆江大堤最后形成：长江从此没有了云梦泽，低于河床的江汉平原一天比一天熙攘。
渐渐地，依着这“一江清水”过活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向森林要地、向沙洲要地、向河道要地……为一己之存活，他们伐、他们垦；为了得到更多，他们相互劫掠；到了最近的十五年里，在看谁富得快的比赛中，沿江的中小工业，包括新垦殖、扩大的市镇比过去翻了几番。
森林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已故植物学家侯学煜说：“长江上游解放以来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现在西南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40—50％下降到10％左右，四川盆地内仅剩4％，有的地方只有1％。”（《长江长江》）；报告文学作家金辉写道：“1957年统计调查，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36。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2％；仅仅三十年后，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猛增一倍，达73。94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41％”（《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
根据中科院成都地理所统计：“在三十年代，四川全省仅有14个县发生泥石流；到50—60年代，先后有76个县；到70年代增加到109个县。最后反映到宜昌站水文泥沙变化表上：由1950年平均含沙量0。9公斤公方，到1981年1。95公斤公方”。按照水利水电专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长江年输沙量已达6。81亿吨。长江不仅成了“第二条黄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携沙大江。
泥沙和垦殖彻底毁了湖泊的调适能力：“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三十年间减少了45。5％。以洞庭湖为例，其湖面已经从五十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2600多平方公里，调汛能力从293亿立方米衰减到174亿立方米”（《中国改革报》8月6日）。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四、五百年来，因不断增多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河流的变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壅高和调蓄能力萎缩——一年频似一年的水患。这局面已难于改变，因为，眼下沿长江流域居住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平方公里达220人。他们辛勤恣睢，承担着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40％。
就在这时，大水来了。
◆ （二） 洪水＝洪灾？
这次长江水灾，目前笼统的说法是“特大洪水”。虽然沿江几乎所有观测点的水位都达到、超过、甚至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点，宜昌测点六次洪峰通过流量，最大也只到64000立方米每秒，距“百年不遇”的80000立方米每秒，还差着一万多。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数据，说明干支流来水总量是否已经达到1954年水准（4587亿立方米），官方仍使用了“自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的大洪水”这种表述（《致全国抗洪军民的慰问电》）。那一年，有1032亿立方米洪水超过了堤防泄量，造成近2000万人口和5000万亩农田受灾。
为保自身的性命财产，人们根据来水的自然规律和必须保护不被洪水损毁的物品的价值，确定究竟花多少代价来构建防护设施（注意此处所说的防护措施，不仅包括堤坝，也包括与堤坝配合使用的蓄洪水库、泻洪渠道等等）。国际通例，农田防护一般防50年一遇的洪水，再大就随它淹掉算了；都市防50至100年一遇。像日本那样人口和高产业密集的国度，最淹不起，宁愿多出资设计到200年不遇；而财力雄厚的美国，有时设计到500年不遇。近年，一种新的的思路开始流行，认为以高昂的代价作百年千年“远虑”，实在不划算，很可能不奏效，还会引发出意想不到的祸患。不如效仿古人：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