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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现实主义依然怀疑制度是否像基欧汉所说的那般重要。例如格里科认为，即便机制可以推动争取绝对收益的合作，即使一国相信其合作伙伴会遵守承诺，它仍然会追求相对收益最大化，其中的逻辑是：如果一国认为某种拟议中的安排或协议在给各方带来绝对收益的同时，会给伙伴带来更多的相对收益，伙伴因此更倾向于坚持这种安排，即遵守协议，这将使该国更关注自己的相对收益。60因此，国家在特定问题领域究竟最关心什么？是追求绝对收益？还是同样关心合作所带来的收益在机制的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仍然是个有待澄清的问题。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基欧汉对国际制度作用的局限性强调不够。各国对于限制主权行为的不断抵触、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活动领域的有限性等问题，意味着新自由制度主义不能单独治理好全球经济。”61米尔斯海默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批评，认为基欧汉未能说明制度在减少国家之间战争可能性方面的关键作用，因此未能超越现实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62
另一方面，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基欧汉对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主义做出妥协，试图割断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派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联系以使自由主义适应当代社会的某些现实需要，试图构建一种实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研究纲领，这不仅消解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追求个人解放的政治哲学所具有的批判锋芒，也背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目标。戴维？朗指出，基欧汉的理论表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哈佛学派”正在走向终结。63理查德？利弗等人则认为，将霸权稳定论、机制分析和国家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式等不加批判地悉数用于国际政治经济（IPE）研究，是一种倒退。64
这些批评或多或少都有些道理，却未必切中要害。其实，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常常仅仅是因为他们各自强调了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因此这种争论很难有高下之分，结果只能是在一些非实质性问题上相互靠拢或者“趋同”。其他一些理论流派由于跳出了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反倒能够提出一些更有启发性的见解。
在坚决反对将国内与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截然分开的历史社会学家以及关注国内因素的其他学者看来，基欧汉未能成功地将国内政治纳入其理论框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
公平地说，基欧汉并不否认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但《权力与相互依赖》和《霸权之后》这两本代表作都没有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保证理论的简洁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未能找到自己满意的解释方式，从而在其理论体系中留下一个最重要的空白。80年代末他对此作了反思。他承认，“要理解国际合作的涵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将国内政治范畴完全纳入有关分析框架”。65如果不能将国内政治更好地融入到解释国际机制的模式中，不可能建立具有充分解释力的机制变迁理论。66将利益仅仅视为外生的或者仅仅以政府的目标和手段来定义相互依赖政治，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利益形成的国内政治根源，必然对分析产生严重影响。要理解复合相互依赖的变化，就必须理解国家目标优先次序的变化，而这只有通过分析国内政治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的相互关系才能了解。实际上，“多渠道交往”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并非单一的行为体，即不存在“国内”与“系统”之间的绝对边界。67他在《霸权之后》一书中也提到，其关于国际合作的体系理论（systemic theory）需要某种国家层面的学习理论作为补充。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指出，必须重视国内政治要素以解释有关利益并估价战略的形成过程，否则不可能形成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68他的确也开始研究国内政治行为体的作用，试图解释国家在遵守国际协议方面的差异。他对欧共体共同市场形成过程所作的经验分析，也反映了从国内政治角度解释欧洲国际关系的努力。但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理论69，也未能将国内政治因素与其制度理论框架有机地整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对国内政治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经验角度入手，并未系统化，这方面的修补工作目前主要还是他的一些学生在进行。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批判理论家看来，基欧汉的国际制度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制度的正义性问题。从建立相互依赖理论开始，基欧汉的主要关照对象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世界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并非考察和解释的重点。尽管他强调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承认全球化收益严重不公，但其理论框架主要关注制度如何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现行制度本身的性质或者说实际存在的“制度霸权”问题。现有的国际制度无疑主要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主导设计和维持的。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判者看来，这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强制和压榨的边缘地位的一个重要根源。国际制度决定了“谁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什么，如何得到”这样的问题。70“敏感性”与“脆弱性”仅仅触及谁更容易受到制度规则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人们还会进一步追问，这些制度究竟是“谁的制度”。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政治背景更加复杂化，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制度的创设与维系，还包括制度的改良与变革。制度究竟能够承担多大责任，发挥多大作用、何种作用，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性与民主合法性，从根本上讲还取决于制度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基欧汉的制度主义理论的美国取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制度主义理论试图解释的对象，从地理范围来讲主要局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从理论的立足点来看，则主要反映的是美国人的立场和视角。事实上，20世纪70…80年代有关美国霸权衰落及其后果的话题，是基欧汉研究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政治背景。基欧汉对此并不讳言。他公开承认，理论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产生于理论家所面对的形势和困境之中，因此他的观点无疑是倾向于美国的。71与福山一样，他也认为1989年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再无一个对手，冷战终结在经济方面最深刻的影响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合法化，而美国仍然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主要护持者。“在国际制度方面，除非美国带头维持国际机制，其他国家没有利益或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他关于军事力量的作用仍在继续下降，尤其是苏联这个对手崩溃后“美国的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战武器可以刀枪入库了”的预言，似乎经不起推敲。实际上，他承认，冷战终结虽然没有加速军事全球主义，却与技术变革相结合，促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由美国所主导的军事全球主义。72
不过，我们不应该夸大基欧汉制度主义理论的现实政治指向。作为一位“以学术为业”的学者，他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的西方价值取向和美国中心主义并非毫无保留。他很清楚，机制往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政治强国。如果机制不存在了，美国必定创立新机制。73苏珊？斯特兰奇曾经指出，商业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强国所提出的规范性主张的合法性，忽视了弱势群体的立场，从而贬低了有关平等的自由主义价值。应该说，基欧汉对此也有所警觉，他并不赞同商业自由主义关于市场无需调控的观点，认为某些调节措施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市场有效运转，也是为了消除市场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74
迈克尔？苏尔（Michael Suhr）正确地指出，理论之间的对话与竞争是学术进步的动力。知识从根本上讲是可以相互媲美的。一种研究纲领无论如何严密也不可能阻止外部概念的融入。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研究纲领其实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解释相同的现象，甚至解释不同的现象，就此而论，它们具有互补性。75基欧汉思想的变化历程表明，他对世界政治的现实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始终予以强烈关注，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为主流学派和公众所倾听。但基欧汉同时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善于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总是以开放的态度来看待各种新思想及其对自己的批评，从而使自己的研究不仅贴近现实，也能够站在思想与理论的前沿。
基欧汉的理论融合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思想体系的许多内容，又与它们有许多重要区别。他试图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物质本体与非物质本体、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表现出某种二元论倾向，而且他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因此常常使人感到很难将他归入国际关系经典流派中的任何一种。鉴于其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有人甚至称之为“修正后的结构现实主义”76。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看来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的确，正如基欧汉本人所言，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的角度讲，现实主义、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与他的制度主义多有相通之处。例如都关注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问题（批评基欧汉忽视权力在他看来是“最愚蠢的批评之一”），都是行为体导向的个体主义理论，其开创者都遵循新实证主义的事实标准。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主要涉及世界政治的竞争强度，规则、规范和制度的作用，行为体可获知的信息变化的影响及其制度环境、问题领域之间的联系与区分，等等。在基欧汉看来，现实主义尽管是非常实用的“初始理论”，但视野太过狭窄，缺乏包容性，它舍弃了太多东西，例如制度、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和观念的作用，它长于结构，却短于进程。77
如果我们透过理论的外在形式，进一步探究基欧汉思想深处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根源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便不难认定，基欧汉的理论本质上仍属于个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范畴。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坚持的是何种类型的自由主义。
在历史观上，基欧汉的看法与自由主义学派一样，认为历史是平稳进步而非螺旋式上升的。这正是启蒙主义的思想前提之一。但与一些自由主义者不同，他认为历史的进步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某种需要努力争取的政治可能性。因此他不同意共和自由主义或商业自由主义关于贸易自动导致利益和谐基础上的和平的观点。他强调，国家之间首先是竞争，其次才是合作。这种历史观是基于一种与传统主义完全不同的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他更加强调人类影响历史进程的可能性，不赞同历史沿着既定轨道螺旋式发展的观点。他通过揭示国际制度对于促进国际合作的作用以及相互依赖和跨国交往进程的影响，来证明人类有可能找到促进国际合作、改良国际秩序的有效途径，也可以通过对政治领导人、商业精英和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