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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国度。
现实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心理学家称他们为：群氓。
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因此也称这群人为“平庸的邪恶”。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有人会觉得这是城里人，县里人和农民和他们肯定不一样，农民是淳朴的。
另外一个故事，或许能很好的体现出农民这个淳朴的群体是怎样一个存在。
一个毕业后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他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让人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
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
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
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这个公务员是当事人之一，他时候曾说，自己年轻时也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另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有些已经逝世的老人们，他们的子女并不上报老人去世的消息，依旧按时的领取退休金。
后来这件事被报道过，有关部门就要求子女替老人领取退休金必须让老人拿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才行，结果这些子女们就把人权两字搬出来说话，大骂机关单位，说这是对人格的歧视。
李逍遥忽然想到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现在想来真真是对极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第四百零三章 亲近政治，远离政治
“都是普通平民，怎么弄？”陆勇问道。
李逍遥踩下刹车，拉动手刹，熄火停车道：“在这等我。”说完便推开车门。
“乡亲们，都停一停。”李逍遥大声喊道，人群没反应，依旧拍打着车子，见他下来了，也不动手动脚，反正就是围着不让走，李逍遥一声不吭，转身走向后备箱，从里面取出一把军工铲，慢慢走过来，围着的群众见到他手里拿了武器，一个个下意识向后退。
李逍遥双手握住军工铲，狠狠一下对着车头砸下去，砰的一声巨响，周围众人顿时就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纷纷转看过来。
“我叫李逍遥。”见众人望过来，李逍遥指了指后座，道：“这个车子里坐着的，是朱王村的村长。”
“有件事情，不知道大家听说了没有。”李逍遥对安静的众人很满意，道：“昨天，朱王村一户杨姓人家的杨大爷被人推下鱼塘，淹死了。”
“哗！”这下人群又议论起来了，显然李逍遥所说死人的事情吸引了他们。
“杨大爷不是自己掉下去淹死的，而是被人推下去的。”李逍遥一字一句掷地有声，道：“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朱王村的村长。”
“至于朱村长为什么把杨大爷推下鱼塘，原因大家可能都知道。”李逍遥把军工铲放在地上，道：“朱王村在拆迁，杨大爷三亩田、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朱村长只给两万块的拆迁款，各位，我就问你们一句，如果这要换做了你们，你们愿意吗？”
“啥？才两万？”
“这个村长真不是个东西，两万块，那他妈是打发要饭的吗？”
“肯定不愿意啊，老子田里面就算种大粪，一年也不止两万啊。”
中国人骨子里虽然喜欢占小便宜，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失去了对正常事情的判断能力，大义当前，他们不会选择做让人唾骂的坏人。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说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忽然，人群里有人说道。
李逍遥顺着声音看过去，那人穿着普通，面有奸色，眼睛狭长，眼神闪烁不定，一看便不是好人。
李逍遥也懒得道破这人的身份，道：“谁有扩音器？”
人群里有人道：“我有。”过了会，一个男人拿着扩音器跑了上来。
众人都好奇李逍遥要做什么，就看见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然后把手机扩音处对着扩音器。
短暂的沉默，李逍遥的声音响起。
“杨大爷是你杀的吧？”
“杨大爷？哪个杨大爷？”这是朱村长。
“还他妈装蒜，就是杨哥他爸。”
过了一会，进入正题。
“记起来了吗？”
“记得。”
“杨根水不答应村里的赔偿标准，又骂了俺几句，俺一时生气，就推了他一把，哪个晓得他不会游泳咧。”
“当时都有谁和你在一块？”
“拆迁办滴人。”
“他们看见为什么不救？”
“俺不给他们救。”
“然后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杨大爷淹死？”
“嗯。”
录音到这就没了，李逍遥拿起扩音器，道：“这份录音，是我刚刚在车上录的。”
“这个畜生。”
“老子真想杀了他，什么狗日的村长，不让拆迁就杀人，这他妈还是人吗？”
“杨大爷的儿子是我兄弟，他的老母得知杨大爷去世后，从昨天哭到今天，眼睛依旧哭瞎了，人现在就在车里。”李逍遥指着杨波的那辆车，继续说：“杨大爷去世的事情，他没和我说，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想把这个狗日的村长杀了，替杨大爷报仇。”
“我赶过来了，这个村长固然是杀了人，固然是犯了法，但我相信法律一定会制裁他。”李逍遥大声道：“但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当我们几个把杀人犯带去警察局报案时，你们知道那些警察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吗？”
“那群头顶国徽，顶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畜生们，知道杀人犯是朱王村的村长，立刻就动手要抓我们，我们没办法，只好带着人去市里报案，我就不相信，难道村长杀人就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吗？难道杨大爷是农民就该死吗？难道民真的不能与官斗吗？难道就没有天理了吗？”李逍遥越说情绪越激动，声音越大，下面的众人早已经被他话语感染，一个个早忘了自己原本围上来的原因，均是面带怒色。
“哼，那段录音明显是你用暴力威胁朱村长说的，不能当真。”依旧是那个眼睛狭长的男人在说话。
李逍遥这次毫不客气，愤怒盯着他，道：“朱村长？这样的人还配当村长吗？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不断为这个杀人犯辩解？这个杀人犯给了你什么好处？”
李逍遥这话一出，怒火被提起来的群众们立刻转身看过去，眼睛狭长的男人一下子便处于风口浪尖，指着李逍遥，紧张的道：“你不要乱说，我不认识朱村长。”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