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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阿布杜拉问。
这时我们已经驶出了现代化的城市，开始在吉萨平原上奔驰。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只不过想看看他的反应而已。其他两人都快睡着了，但阿布杜拉还一直痴痴地望着前方，眼睛和嘴巴张得越来越大。
“那是金字塔，阿布杜拉。”我解释道。
“那是一座山，还是人堆起来的？”
“是古人造的。”
“这些埃及人！他们可比我们先进多了。里边住了多少人啊？”
“只住了一个人，一个死人。”
阿布杜拉赞叹地大笑起来。
“这些埃及人呀，埃及人！”
眼前又出现两座金字塔。连阿布杜拉也沉默了，他的眼白微微闪着光。下车以后，三个乍得人在手电筒的指引下穿过无数沙丘，向营地走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营地位于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后面的洼地，营帐在月光下泛着幽灵似的白光。三个乍得人走在洒满月光的沙地上，他们不曾想到，几千年来，他们也许是惟一从斯芬克司身边走过的纸莎草船工匠。他们也不知道，在这片黄沙下，掩埋着法老当年的造船匠。这些造船匠连同他们的造船技艺一起，随着岁月而湮灭。而现在，在经过了一次漫长、曲折的旅程后，这门技艺将要重新回到金字塔脚下。
“晚安，阿布杜拉。你睡一个帐篷，穆萨和奥玛睡你旁边的那个。”
他们还没有从这一路的见闻中回过神来，三人向法老的摩天大楼最后看了一眼。天空中繁星密布，金字塔高耸在我们面前，就像我们的帐篷在地上投下的阴影。“每个里面只住一个人，而且还是个死人。”阿布杜拉用阿拉伯语低声对奥玛说着。奥玛不用再翻译成布杜马语给穆萨听了，因为他的兄弟对一天的所见所闻已经心满意足，正仰躺在自己的床上，开始打酣了。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入帐篷时，三座金字塔的顶部闪闪发光，就像火山群上不断喷发的炙热岩浆。地上仍然又黑又冷，而三个乍得人已经穿好了长袍，从帐篷里爬出来，蹲在地上欣赏红光闪闪的金字塔顶。他们正等待着阳光照『射』到沙地上，照在每个冻得瑟瑟发抖的普通人身上。他们在等待着日出，然后开始向真主祷告。当太阳升起之后，三个黑人跪成一排，前额着地。他们剃得光光的脑壳就像擦过的鞋子一样闪闪发光，对着正苏醒过来的太阳神。据阿布杜拉推算，麦加大概就是处在那个方位。太阳照在了沙丘上，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景观。在没有生命的沙石之间，有了大自然中的生物—纸莎草。它们成跺地堆着，有些是青黄『色』的，有些则是金黄『色』的，像太阳一样。阿布杜拉拿出了一把长刀，我们则聚在一起，热切地等待着专家的评判。这是尼罗河的原材料和中非造船匠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阿布杜拉一刀切断一根纸莎草，而另外两人使劲掐着断掉的两头，并顺着长长的草秆『摸』下去。
“格塔。”穆萨喃喃地说着。
“加纳金。”奥玛把穆萨的话替阿布杜拉翻译成乍得阿拉伯语，他的牙齿白得发亮。
“纸莎草，”阿布杜拉用法语解释道，“他们说这是地道的纸莎草。”大家都松了口气，心里无比快活：这些纸莎草的质量上乘。
我们一起在帐篷边的沙漠上选了一块平地，在这里丈量出五十五英尺长、十五英尺宽的船体大小，用棍子在沙地上画出了船体的轮廓。
“这艘‘卡代’应该是这么大。”
“但是水在哪呢？”
这是穆萨问的，而奥玛也跟着点头。
“水？”其他人惊奇地问。我接着说道：“你没看到做饭的帐篷外面有一桶饮用水吗？”
“湖在哪？我们必须要将纸莎草浸泡过才能造船。”穆萨一边问着，一边疑『惑』地望着他周围无边无际的沙丘。
“但你告诉过我们，纸莎草必须在太阳底下晒三周才能使用。”我解释道。
“当然。新鲜的纸莎草没用，必须要晒干了才有韧劲儿，但之后我们还要把它们在水里浸泡一下，要不然很容易折断。”三个乍得人回答道。
这可怎么办呢？我们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除了骆驼的驼峰里存着水外，我们只是在一个带龙头的桶里才装着一些水。峡谷深处流淌着尼罗河，但那儿离这里太远。并且，所有的污水都会排放到那里。如今的尼罗河水远没有法老时代的清澈，纸莎草肯定会以两倍的速度腐烂。两个博尔村的人之前没有提醒过我们。但这也不怨他们。他们是在湖边长大的，那里到处都是水，除了水就是浮岛。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们的星球就是一个大湖，只是在远远的地平线上才存在着沙漠。
“湖在哪呢？”穆萨不信任地看着我们，奥玛开始变得不安。我们必须当场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去取水！”
没有别的选择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转移帐篷和纸莎草了。尼罗河水太脏，而不到最后关头我们又不愿意把纸莎草浸泡在海水里。因为专家们曾经说过，海水会溶解芦苇的细胞组织。我们之所以把营地建在这里，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有着象征古代文明的金字塔，还有古墓，我们可以边造船边仔细研究里面的古代壁画。而且，在这样的沙漠气候当中我们肯定能使纸莎草保持干燥，乍得和埃塞俄比亚的造船匠们都说，纸莎草必须保持干燥。
“阿布杜拉，告诉他们我们会去取水的，不用担心。”
考里奥和我坐上了吉普车，一路在沙丘上颠簸，来到了最近的阿拉伯村庄。我们在这里买了砖头和水泥，并找到了位石匠给我们造蓄水库，还找了一个卡车司机，由他负责每隔一天将两大桶装满自来水的汽油桶送到我们营地去。我们的乍得朋友则被带到开罗买衣服去了，他们除了长袍之外什么也没穿，来到位于乍得北部的埃及，觉得有点冷了。奥玛也开始接受肝病治疗。第二天，我们已经在帐篷前的沙地里用砖头砌起了一个方形水库，而第一批纸莎草也已经被放进去浸泡了。现在我们可算亲眼目睹了纸莎草的浮力有多好，必须有三个人在上面又蹦又跳，一捆纸莎草才能沉下水去。而我们从埃塞俄比亚一共运来了五百捆纸莎草。如果我们把一根纸莎草大头朝下摁进水里，只要一撒手，它就会像离弦的箭一样从水里弹出来。
有两位慈眉善目、长须飘飘的学者在附近观看我们造船，他们不住摇头，为我们的计划担心。其中一位是埃及文物馆的馆长，他经常从附近的办公室来这里看我们造船。他自己也正在修复法老齐奥普斯的巨型雪松船，这艘船埋藏在最大的金字塔脚下，最近被从沙土里挖了出来。另一位是瑞典历史学家兰斯特罗姆，他是古埃及船只设计方面世界级的权威。他这次来到埃及是为了记录并绘制尼罗河谷古墓壁画的船只。一星期前他曾经向媒体表示，他怀疑纸莎草船是否能进行越洋航行。但他一见到我们的纸莎草，以及我们从乍得请来的自信满满的造船行家，就逐渐转变了态度。他主动要求待在埃及，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我们。
于是我们齐心协力开始造船了。兰斯特罗姆对纸莎草以及捆扎纸莎草的技术一窍不通，但他却知道最后造出来的船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还知道很多三位乍得人不知道的东西。他坐在一捆纸莎草上，为我们画出了一幅纸莎草船的全图。这幅草图标明了整个船的形状以及各部分的比例，将作为我们的设计图纸。
穆萨和奥玛捧腹大笑，因为在乍得他们从来没见过两头翘起的船。但他们还是立即动手干了起来。就如我们在乍得看到的那样，他们把四根纸莎草捆在一起，一头系上绳子，然后陆续接上新的。捆在一起的纸莎草越来越多，绳子也越来越粗。当他们捆扎出的圆锥形纸莎草达到两英尺厚，绳子有小拇指粗的时候，这捆纸莎草就被拉伸成圆柱体，用粗细均匀的绳子每隔两三英尺就捆一圈。工作全面开展起来，我们不得不跑到阿拉伯村庄去招募更多帮手。阿布杜拉卖力地用他的乍得阿拉伯语进行翻译。
“波特。”埃及人全都大声呼喊着。这个词在埃及语中是芦苇船的意思。于是，整个工程就像在传送带车间一样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有两个人吊在长长的木头杠杆一端，把不听使唤的纸莎草浸泡到蓄水池中。另外两个人将腐烂的根部切除，然后把完全浸泡好的纸莎草传给埃及助手，他们再一个接一个地传到三个乍得人手上。乍得人用尽力气将这些纸莎草紧紧扎起来，就跟箍木桶一样。阿布杜拉自告奋勇做了工头，忙里忙外，到处下达命令。开始时，埃及助手们还有点瞧不起这三个黑得跟乌鸦似的中非来客，他们觉得这几个人比他们的锅底还黑。但阿布杜拉心明眼亮，口齿伶俐，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而另外两个乍得人也显得沉稳、幽默、老练，赢得了埃及人的尊敬。营地上还有两个戴着头巾拿着步枪的看守，一个是手艺高超的厨师，一个是乐呵呵的食堂服务员，营地里洋溢着和谐愉快的氛围。虽然此次远征的七人国际团还没有全部到齐，但当大家每天围着一条长桌进餐时，已经可以听到英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布杜马语、挪威语、瑞典语和法语了。
到了第三天，实践与理论之间发生了矛盾。现在船身已经足够长了，应该把它逐渐收拢，做成翘起的船尾，但布杜马兄弟却断然拒绝这样做，他们想把船身继续接下去，宽度不变，然后再像切香肠一样切断了事。在他们的家乡一直是这样做的，乍得湖上从来没有两头翘起的“卡代”。通过阿布杜拉翻译，兰斯特罗姆、考里奥和我向他们解释说，这艘船是按照古埃及的方法来设计的，古埃及船就是两头翘起的。谁知，向来与人和善的穆萨扭头就走，回屋睡觉去了。而奥玛则试图让我们明白，最开始是从四根纸莎草捆起的，然后越捆越厚，现在已不可能把这厚厚的一端再逐渐变细，最后再收拢成四根纸莎草秆。解释完后，他也径直走开了，只剩下我们和埃及助手闷闷不乐地留在工地上。
第二天早上，两个兄弟在日出之前就到了工地，等到我们其他人起床，他们已经按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我们不顾一切地冲到工地上阻止他们，等我们跑过去一看，不禁面面相觑。兰斯特罗姆曾画过一张结构图，船身两侧各要加上七捆首尾带尖的纸莎草，以增加船体的宽度。而这两兄弟已经直接把纸莎草编结到船体上去了，结实而紧凑。整条船上的绳索都成平行状，每捆纸莎草中都有一部分被齐整地编进了旁边一捆的绳圈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技术实在太高超了，连学者也都自叹不如。千年的实践战胜了几十年的理论。船体的横断面是满月形的，而加在两边的纸莎草就像一盈一亏两轮新月。
到了第七天，沙尘暴席卷了撒哈拉。沙石如同冰雨一般袭击着我们的帐篷，金字塔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们顾不得眼里和嘴里都是沙子，把固定帐篷的桩子钉得更深，在纸莎草堆上蒙上一层帆布，因为干燥轻盈的纸莎草会被狂风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