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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将希尔的语言准确地转达给宋一坤，包括希尔的语气、表情。
“这个结论有失公正。”宋一坤坐下，平静而严肃地说，“虽然我并不高尚，但我不撒谎。”
忠于职守的翻译同样将宋一坤的语言、语气和神态全额转达给希尔。
希尔当即指出：“你在北京答应过雷诺先生。”
宋一坤则道：“我有必要说明，我对雷诺先生讲的原话是——我对这件事负责。现在仍然负责，包括它的后果。”
希尔哑然了，恍然间品出了其中的意味，眼睛里的鄙夷也随之急剧褪色。他沉思了片刻，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是意识形态问题，相信今晚你不是来和我讨论哲学的。”宋一坤的语气很友好，就像两位朋友在谈心，但这并不妨碍他要表达的内容。他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无论雷诺先生身后的人物是谁，我都会给他一个交待，我不会介意他们要求的任何方式和地点。所以，我请你直截了当表明来意。”
“请你到维也纳述职。”希尔说，“为此，我制定了一个你到欧洲考察的计划，我对全部准备工作负责。你所要做的，就是登上飞机。时间大约在二十天之后。”
“没有别的要求吗？”宋一坤问。
希尔说：“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为了更多人的安全，希望你能保持沉默，将问题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解决。”
“我同意。”宋一坤表示。
希尔说：“今晚的谈话比我预想的要顺利，我希望这是正人君子之间的对话，承诺与人格等值。”
宋一坤说：“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把我看成是正人君子。”
希尔从沙发上站起来，欲告辞了，说：“你把一个上层不能接受的事实推给了他们，这很严重。但我必须得承认，你对公司是负责任的。”
“谢谢。”宋一坤与希尔握手。
宋一坤亲自签定了两份合同书。这一笔，不仅积淀着他对人性的体验与思考，也标志着他对自身的背叛。
九月二十九日晚，格拉普尔公司的十几位高层干部设宴为宋一坤赴欧洲考察饯行。午夜，宋一坤一行六人乘两辆轿车驶离江州。除了司机之外，前往北京送行的是希尔和冯秘书。希尔的翻译将陪送宋一坤到奥地利。
在宋一坤看来，这些人与其说是送行，倒不如说是押解。
王海因工作需要不能陪同宋一坤，而孙刚将陪同宋一坤考察。奥地利的洛尼卡公司负责接待宋一坤并安排考察活动。
三十日上午九点汽车驶进北京。按照宋一坤的要求，司机先将车开到了邓文英的“东方人时装公司”。宋一坤清楚，他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
东方人时装公司的办公机构设在一座写字楼里，司机将车停在大院，宋一坤下车向别人打听，然后上了三楼，在时装公司经理办公室找到了邓文英。
邓文英双手放在办公桌上，拿着一支钢笔，对宋一坤说：“来了两辆好车，大家以为是什么人物来了。没想到，从车上下来的是你。”
宋一坤站在门口说：“我来和你商量一下小马的事。”
邓文英让办公室的人都回避了，请宋一坤坐下，说：“前些日子江小姐来看过小马，带了不少礼物。小马在我这儿挺好，我把他当成亲弟弟。如果你要对小马重新做安排，我不同意。”
宋一坤说：“当初，小马是我临时托付给你的，但那不是长久之计。我收留了他，就必须对他负责。我并没有说要把他带走，我是来征求你的意见。”
邓文英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说：“一坤，在四年的时间里你身边发生了两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江州农行案件林枫判了死刑，云阳公司案件方子云自杀了。我纳闷儿，你就那么清白？”
宋一坤无言以对。
邓文英嘲讽地说：“一坤，给社会留棵好苗子吧。”
宋一坤的心被重重刺了一下，说不出那是一种怎样的痛，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他想了一会儿，要求道：“让我见他一面。”
邓文英说：“他还年轻，经不起你那种阵势的诱惑，还是不见的好，别让他有那个念头。当初你说你身边的聪明人太多了，小马不适合那种环境。我看现在，你身边的聪明人更多了。”
这样谈下去已经没有必要，而邓文英的意见也是宋一坤可以接受的。他觉得自己应该知趣一点，赶快离开这里。他在起身告辞时斟酌着词汇说：“如果有难处，请随时联系。”
假设的难处，是指邓文英照顾小马有难处？还是指小马在邓文英这里生活有难处？宋一坤不便明说。而宋一坤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无法再联系了。所谓“随时联系”，显然是指他周围最可靠的人，更多的成份是指夏英杰和叶红军。但是这一点，宋一坤更不能明说。
邓文英没有在意这句不能不说，又不能明说的话，她只将宋一坤送出办公室就止步了，临别时说：“下次来看小马请你家常一点，别让你的洋车、洋鬼子把小马吓住了。不了解你的人，还以为你是存心摆谱呢，多没文化。”
“知道了。”宋一坤应了一句，转身下楼，心想：不会有下次了。
他没能见到小马一面，这似乎是天意，连上苍都在暗示，他是一个众叛亲离的人。
离开东方人时装公司，宋一坤一行直接去机场了，在候机大厅里等候了两个多小时。他和希尔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与大家谈笑风生，谈公司里的轶闻趣事，谈格拉普尔饭店的前景。
十一点三十五分，宋一坤随着旅客登上飞机，他的身后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的孤独和凄凉。陪伴他的，只有他手臂上搭着的那件风衣，那件风衣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上海夏英杰用自己的钱给他买的。那天，夏英杰来接他出狱。
似乎一切该了结的事都了结了，惟有夏英杰让他一直放不下。他断然拒绝她打来的每一个电话，甚至不给她一个最后见面的机会，只幻想他的冷漠与隔绝能给她一线生机。
冷漠，是他呵护心爱的女人所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了。
维也纳下着细雨，风很凉。这座闻名世界的城市无论对别人意味着什么，但对宋一坤却只能意味着两个字：清算。
能在异国他乡见到宋一坤，孙刚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激动，竟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只是紧紧地握住手舍不得松开。而前来机场迎接宋一坤的三位洛尼卡公司的代表则是彬彬有礼，纯粹是商人的客套。
由于宋一坤的住宅还只是一幢空房子，无法居住，所以被安排到十四区的一家饭店里。等宋一坤的房间打开之后，洛尼卡公司的人没有进去，站在门口与翻译交谈了几句，然后翻译对宋一坤说：“宋先生，我已送你平安到达维也纳，完成了我的工作。以后的日程公司已经做出了安排，孙刚先生会告诉你的。公司为你准备了晚宴，晚饭后将举行工作会谈，你先休息一下，晚上有车来接你。”
“谢谢。”宋一坤说。
随后，翻译与洛尼卡公司的人一起告辞了。
宋一坤关上门，脱下风衣，然后是他的固定程序：取出自带的茶叶泡上，点燃一支烟坐到沙发上去。
孙刚有很多久别重逢的话要说，有很多事情要汇报。但他了解宋一坤的性格，不讲多余的话，更不听海阔天空的情感抒发，而他自己又不善言辞，所以就等着宋一坤发问，问什么答什么。
然而，宋一坤却只是喝茶、抽烟，什么也没问。这种沉闷的气氛与人们习惯的场面很不相符。
孙刚耐不住了，说：“坤哥，要不要我先把考察活动的目程安排汇报一下？另外……”
“不忙，其它的事明天再说。”宋一坤做了一个手势，说：
“我可能对时差有些不适应，而且晚上还要举行工作会谈。你先回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清清脑子。”
宋一坤似乎很不尽人情，但是多年的交往，孙刚已经习惯了。于是说：“好吧，我明天早上来看你。”
孙刚告辞了。
就宋一坤而言，已经不需要孙刚再汇报什么了，所有实质性的问题都装在他的脑子里，而孙刚所能知道的事情，太无足轻重了。
他对意大利人安排“述职”时间如此之紧早有心理准备，此刻他所需要的，确实是静一静，保持一种稳定的心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
晚七点，电话铃响了，宋一坤拿起电话一听到对方用汉语说：“宋先生，接你的车已经到了，停在旅馆门口、是一辆卡迪拉克轿车。”
宋一坤放下电话走出旅馆，门口果然停着一辆卡迪拉克轿车，后车门开着。他对守在车门旁的人连个招呼都没打，直接上了车。
十几分钟后，汽车开进了一座大院，在楼前停下，一个男人将宋一坤带到一间客厅里，关上门走开了。
这间客厅有一百多平方米，内部装饰高贵、庄重，流淌着占罗马的文化气息。客厅的中央是一张很大的乳白色圆形石桌，四周足淡黄色的沙发，与顶灯的柔和光线浑然成为一体。
客厅里只有三个人，在环形沙发之外不太显著的地方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而站着的两位宋一坤认识，一位是雷诺，一位是翻译。
双方没有握手，雷诺以手势请宋一坤入座，二人在环形沙发里坐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雷诺冷若冰霜地对宋一坤说了一段话，随后翻译道：“我很遗憾，我们是以极不愉快的心情第二次见面了。＇奇。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为没有准备晚餐表示道歉。经授权，我作为代表与你讨论我们共同关注的几个问题。”
于是，两个人的谈话在翻译的中介下开始了。
雷诺说：“在足球场上，被出示红牌的人是要被罚出场的。按照传统，背叛的人将被处死。”
宋一坤沉默不语。
雷诺说：“看看你的账本，我们给你的与你回报给我们的，那是一笔多大的赤字。你怎么收场呢？”
“那要看适用什么规则。”宋一坤沉静地说：“如果是绅士的规则，我做的事情由我负责。如果是野蛮的规则，我周围的人其安全和财产受到威胁，那么，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另一方。”
雷诺说：“我不认为你对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缺乏常识。”
雷诺的语言很有特点，他用“对比”一词显然是出于礼貌，他的本意是要求对方开诚布公地讲出应变对策，其中又兼容了承认客观的成份和提示、威胁的成份，其精确程度，多一分就嫌露骨了，有失风度，少一分就嫌偏题了，喻意不明。
宋一坤说：“根据我们对报刊消息作出的统计，贵方向中国出口了将近九亿人民币的设备。以交易双方权力人物在各自国家的地位、影响，加之云阳公司案件在中国的影响和你们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的影响，这个内幕有可能从经济事件演化为政治事件，我们都会因此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而有幸成为名人。”
意大利人对这种局面显然有所预测。雷诺沉默了片刻，冷言道：“真是一张好牌，你应该用它把自己也包进去。当然，你也不必介意这个世界上还活着几个鄙视你的人。”
“我介意。”宋一坤说，“我的原则是，不欠别人的。”
“很好，我欣赏这种负责任的精神。”雷诺说，“你不在了，你们在格拉普尔公司的股份如何处置？”
宋一坤说：“虚的一笔划掉，实的全部退出。”
雷诺说：“计算你们在地产上的实际收入，扣除六百万元人民币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