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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钱也不要了。
后来这卖主把被子卖给我们邻居家，邻居家没有小孩在被子上跳，没把鬼的声音跳出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盖这个被子越盖越重，最后觉得这个被子上面像一个人压着一样。说为什么买的这个被子这么重呢？第二天拆开一看，有一幅画。这个鬼已经出来了，到他们家来了，结果把他们家老婆抓住，一下子变成男人的声音，老公就拿鞭子打她，说你赶紧从身体里出去。我们家的院子高，他们家院子低，他们打着我们就看着，大人不让看就偷偷看。打完以后，他老婆说我要吃鸡蛋，你给我弄鸡蛋，我吃了就不闹了。他老婆吃了鸡蛋以后，突然一下昏睡过去，起来以后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不知道。后来他们家要了个孩子，是个女的，又让鬼抓住了，闹得翻天覆地，从此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些记忆就像忘不掉的电影一样，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故乡的记忆也渐渐多了几分疏离的愁绪。
县城
15岁那年，一辆解放牌的卡车要接我们一家离开小山村。走之前，奶奶一早就来到我们家，她对我说：“现在就给你们送行，一会儿就不出现了，我怕村上的人哭。”卡车带着我们离开了村子，家里唯一的家具是爸爸自己做的一把椅子。汽车翻山越岭，弟妹们没有坐过汽车，他们全晕车。
县城有电，每家都有电灯。除机关单位有自来水外，其他的人家都要去挑水。水源在西关山脚下，山上就是县一中，这里是自喷泉水，当地人叫“guān泉”，我不知道这字怎么写，水很多，也很干净，挤满了挑水、洗衣服、淘菜的人。这里是县城重要的信息中心。据说，这泉水养女人，看看这里的男人和女人，的确。
县城当时没一米柏油路。路两边房子都七倒八歪的。县城东头有家回民卖馍的，西头有家汉民卖面的，整个县城被浓浓煤烟味包裹着。
县城里我没有认识的人。爸爸的同事崔叔叔和爸爸一样，刚刚平反。他说，你看现在社会变化多大啊，以前搞阶级斗争，人的脸上没有笑容，现在都露出了笑容。可我在县城的街上看到赶集的人都像一根根的木头似的。另一位王叔叔很激动地对我说，组织现在给我写的材料中称我是同志了。
县城过春节要挨家挨户地去拜年，一定要带五个油饼。送五个油饼，出门时又带走五个油饼，过年这五个一包的油饼在县城流转着。一天受爸爸委托去他同事家拜年。没有地图，那时也没GPS。快到时，我向巷子里一漂亮姑娘问路，她指了一方向。我走进去，一会儿这姑娘进门了，原来是他家的闺女。县城朝东十几公里有一座温泉，去洗一次澡是县城人的一件大事。许多人都是骑自行车去，也有开机关单位吉普车去的。一次在我家门口不知是哪个单位吉普车要开去温泉洗澡。邻居家的一位老大爷说，把我带上吧，我还是“文革”前洗的澡。
县城的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都是外地人，像走马灯似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县城有四大名人，人们传诵着四大歌谣。一悍妇、一疯子、一智障，还有一个是关系户。我只有幸见过后两位。生产队的人带着菜油和土特产走后门，找最后一位买手扶拖拉机。100里之外天水市的手扶拖拉机积压卖不出去。小时候，村上小伙子借一辆缠着花塑料条的自行车，带着女方去马跑泉乡买件花衣服，两人的关系就确定了。接下来就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未婚妻去公社领证了。这曾是我小时的梦想。
我通过爸爸认识了他同事的儿子鹏飞，鹏飞和我同龄。他帮我找了一个给县革委会修厕所拉沙子的活，并借给了我一部架子车。从河里拉到县革委会的院子里，一路都是上坡，每次上坡时头都埋到了地上，拐着八字慢慢地往上拉。一次正在上坡，突然觉得轻松了一下，回来看有位姑娘帮我推车。
我乃将门之后？
父亲很严肃地找我谈了两次话了，是关于我们家族的事。因我写的所有文章中，只要提到我的出身，都说我是从西北黄土高坡贫苦农村家庭走出来的，父亲说这与事实不符，但我每次找个话题就岔开了。昨天，父亲让本家的叔叔写来一封信，好让我正本清源。
潘石屹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可能只有理性的了解，缺乏感性的体认。乐伯先生当年是东泉高小与胡文斗齐名的高才生，又有北京高等警官大学和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双料学历。他为人忠厚，淡泊名利。1953年经邓宝珊提名与我父亲一同列入爱国民主人士的项列，纳入统战对象。然，天不假年，他却过早地逝世了。应提醒潘石屹要讲自己爱国民主人士的家世，是将门之后。强调自己出生地和家庭的贫穷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自己是从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我没有见过爷爷，他20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我60年代才出生。但爷爷在家里的影响很大，奶奶、爸爸、叔叔和姑姑常提起他来。
上小学之后，我就很少提起爷爷，也很少对外人讲爷爷的事。走出黄土高坡后，就更少提起他了。但我心里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记得刚上小学时，班上同学打我，说我爷爷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后被共产党拉到渭河滩里枪毙了。我很委屈，跑回家问奶奶。奶奶告诉我，爷爷不是被枪毙的，是病死的。但我去学校争辩没有任何用，班上同学都认定我爷爷是被枪毙的，老师也不同情我。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位同学也是我好朋友的面前炫耀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去过外面许多城市。这位同学把我的话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开我的批斗会，一连开了好几天，还让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女同学吐的是口水，男同学把鼻涕擦到我的脸上。我的脸像痰盂一样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开完批斗会，我就在小河边上把脸洗干净回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
四年级时，我们学校里抓出了三个反革命的小学生，整天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我大伯也从村上被带到小学里批斗，批斗我大伯的理由也是因为我爷爷。爷爷留下了许多照片和黄埔军校的通信录，被大伯偷偷藏在我们邻村“华南埠”的一户贫下中农家里，结果被他家的女婿揭发了，这个女婿把照片和通信录都交给了公社，而我大伯因藏“变天账”整天被批斗。当时大伯一直没有承认是他藏的，说是爷爷藏的。其实据我了解大伯确实有藏点文物家谱的习惯。
在老师和同学们批斗的发言中，我同时也知道了我爷爷和我们家族的一些事。我爷爷的另一个儿子也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与日本人打仗时，在山西中条山阵亡，没有找到尸首。爷爷在纸上写下他的姓名和生辰，然后把这张纸埋在了老家的坟地。其实这座坟是空坟。
因为有这些经历，我很少提到爷爷。记得我的第一位女朋友曾问过我：你爷爷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没有见过，据说在国民党的军队混过几年饭吃。我爷爷的名字叫潘尔燊，字乐伯。燊字很难认，一般人读不出。但爷爷告诉爸爸说，他刚到黄埔军校时，蒋介石点名，把燊字读对了。
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朋友告诉我，我爷爷潘尔燊在1941年5月，参加中条山战役，为掩护全军五万余官兵的撤退，率165师986团和友军的两个团，在山西省平陆县张店镇阵地抗击日寇。像电影《集结号》的情节一样，最后只有7个活人了，爷爷的长子潘钟麟，也在中条山战役中壮烈殉国。
石榴花开爱弥漫
妈妈临终时对我说：“把我埋在北京郊区任何一个地方就行了，不要给你和别人添麻烦。”在整理妈妈遗物时，看到妈妈在小本子上记录下来的都是老家村里的事，谁家的孩子病了，谁家的老人无人照顾了，等等。她总是把我给她的生活费三千五千地寄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她的心与天水老家这块土地上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把妈妈送回去，我想这是妈妈真正的心愿，也是让她的爱把分散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她的孩子们与天水这块土地紧紧地连在一起。
妈妈的骨灰送到村口时，全村人都在等着我们。等我从车上端出骨灰盒时，全村人都哭了，哭声很大，听到这哭声，我的心和身上的肌肉像针扎一样疼。
妈妈的墓地选在我们家的祖坟里，是渭河、牛头河、东柯河三条河的交汇处，背靠一座大山。其实祖坟只有奶奶的一座坟头，爷爷和他两个兄弟的坟都是平地，上面种满了玉米。我们临到天水的前一天，叔叔帮忙把玉米地的玉米都拔了。新鲜玉米成了接待我们这些从北京回来的客人的最好食物。下葬结束那天晚上回到饭店，大家一起商量，总感到妈妈的墓地太简陋了。再一想妈妈简朴了一生，把所有爱和关心都给了别人，她不会埋怨我们这些子孙们选择这样简朴的方式。张欣提议应该在墓地上种一些妈妈喜欢的树和花。大家都认为妈妈最喜欢石榴树。至于花，妈妈什么样的都喜欢，尤其是小小的淡紫色的野花。后来，我们请来天水园林公司，在妈妈的墓地上种了一些石榴树。
葬礼上，有上千人来为妈妈送行，黄土高坡上站满了人。在肃静、圣洁的氛围中，我读了写给妈妈的话，弟弟妹妹读了《爱》的祷文，在上苍的启示和爱的音乐中举行了葬礼。
几千朵洁白的玫瑰花撒满了墓地。妈妈强大的精神力量——爱，把我们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她的精神也在护佑着我们大家！
下午我们与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商量如何把SOHO中国基金会资助的“儿童美德项目”更好地进行下去，我相信，家乡的进步和改变最终是人心的进步和改变。我们村前的路还是一条土路，来往的车辆很多，车辆过后有许多的灰尘，我们决定修好这条路。
这两件事，是在妈妈葬礼的那天做的。我想这也是悼念妈妈活动的一部分，也一定是妈妈的心愿。
明年春天，妈妈喜欢的石榴花会在这里开得更加漂亮。
我父亲的生存哲学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知识特别渊博，从来没有难住他的问题，物理题、化学题他都会，村子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会，但他跟人比较疏远。现在看来，父亲身上的缺陷可以理解。他本来是一个大学生，在外面读书和工作，突然下放到一个特别封闭的农村里，干一些农活，让一些地痞、二流子天天领导他，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我跟父母亲真正相处应该是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高中的两年时间我都在外面住校，每个星期只回来一天，那一天还要拼命地学习。
我跟妈妈之间关系特别亲近，跟我爸爸则有些疏远。父亲当时跟别人不太一样。一直到上初中，我从心里面觉得我都是村里的一部分。可是我的父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觉得我们不是这个村子里面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想我们成为村里那样的人，有些村里人能做的事都不让我做。例如像山村里面的人特有的脏话，我父母亲说这绝对不能讲，如果讲的话就受到惩罚。可是小时候我的同学都这样讲。
另外，别人不用做的事我们却得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