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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把常凯申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称之为“义和团思想”。就跟当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样，洋人的东西都是垃圾，洋油、洋火、洋灯、洋布都是秽物，似乎只要灭了洋妖，中国马上就能复兴强大。
至于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什么会导致国势衰落，老蒋把责任一股脑儿的推给满清政府。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被满清给歪曲了，只要纠正了满清的错误，中国就能依靠自己固有的文化发展起来。
这种观点很能迷惑人，但他全然忘了满清的文化制度沿袭自明朝，儒家思想早在宋朝就被歪曲得没边儿了。
汉武帝那会儿独尊儒术，就已经把儒家歪曲了一回，儒家早就是融合诸子百家思想之大成的杂家，只不过披着儒家的皮而已。就算要恢复儒家传统，也应该恢复汉儒，大一统、大复仇，不要怂就是刚，而不是被老蒋推崇至极的明儒。
在周赫煊看来，常凯申出版《中国之命运》，无非是要加强文化宣传，为反对共党和民主宪政派定下基调。但他的打击面太广了，不知道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居然站出来大吼：“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通通都是垃圾！”
最扯淡的，老蒋在书中攻击教育西化是什么鬼？就算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某些教授惹了你，也没必要对准所有教育界人士开火啊。
周赫煊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也被骂了，而且是在学术、思想、教育等多个方面被骂。
事实上，常凯申只是非常明确的骂了满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民主党派和共党，其他都是顺带一提而已，或许真没有骂尽天下的恶意。但他的思想理论太模糊，论证过程也太模糊，地图炮开得太多，导致所有读者都感觉自己被骂了——包括常凯申和他的老婆宋美龄都在被骂范围中。
正所谓，老子发疯起来，连自己都骂！
在《中国之命运》遭到读者厌恶的时候，在《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前一个月，中国还爆发了一场东方斯大林格勒战役——石牌保卫战。
就是当初工程款被贪墨克扣，用竹竿和石灰来修筑江防，冯玉祥闻讯把主事官枪毙法办那个石牌。
5月25日，日军10万兵力进攻石牌要塞，中国方面陆续投入15万兵力固守。
石牌位于三峡地段，是入川的必经之地。一旦日军攻克石牌，四川再无险要堡垒可守，日本军舰可以非常轻松的逆流而上，陪都重庆也将遭受严重的威胁。
主持固守任务的国军将领是胡琏，黄埔四期毕业，属于陈诚嫡系。
在战斗打响之前，胡琏就已经写好了两封遗书。
一封是给妻子的：“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效忠为宜……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几年……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
一封写给父亲的：“……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
他对麾下将士说：“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这一仗，中国仅存的空军和海军全部上阵，但在日本空军和海军面前根本没有可比性，只能起到微小的骚扰和震慑作用。
真正依靠的还是陆军，各阵地被日军的飞机和军舰轰了又轰、炸了又炸。第34师1排战士在荆树林里设防战斗，日寇久攻不下，遂调来飞机支援，竟把树林直接炸成一个个秃树桩。
国军虽顽强抵抗，但终究敌不过日寇的海陆空配合进攻，渐渐被日寇攻至石牌要塞外围主阵地。幸好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日寇的战舰、坦克都不顶用了，只能用山炮配合飞机轰炸。
国军无法承受日寇强大的轰炸火力，外围阵地很快被攻破。此时胡琏将军毅然发动白刃战，命令将士冲出去跟敌人混战，让日寇的飞机不敢再肆意轰炸。
双方士兵混战在一起，整整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声，因为白刃战已经焦灼到无法开枪的程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白刃战。
利用白刃战将日寇赶出外围主阵地后，日寇于第二天重新组织进攻。中国空军和美国飞虎队此时频频出动，中国空军对日军的补给线和机场展开轰炸，而飞虎队则和日机展开空战，击落敌机6架。中国海军则顶着日机的轰炸，从上游布放漂流水雷，阻止日本军舰配合陆军作战。
又进攻了一天一晚，日军终于动摇，掉头东逃。
此战，我军共伤毙敌寇7000余人。
主将胡琏因功晋升副军长，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1037【史迪威和花生米】（）
咱们再回到老蒋出书事件上来，为什么没有身边的学者阻止他？
很简单，因为老蒋是“孤家寡人”。
我们来看史迪威写于1943年的日记，日记中的“花生米”代表常凯申，这是史迪威给老蒋取的独特外号，在美国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上帝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花生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在仪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边的每个人又都成了石头，何（应钦）像雕塑般坐在那里，根本没有张嘴。”
《中国之命运》是由陶希圣代笔的，陈布雷也写了一部分。
这两位都是玩笔杆子出身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此书的拙劣之处？纵使他们妙笔生花，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观点都是老蒋的，他们只能在老蒋提出的思想框架里面各种圆谎，那些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论据论述，已经是陶希圣和陈布雷所能做到的极限了，至少还能迷惑到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读者。
老蒋的可悲之处，不在于没人敢对他说话，而是没人对他讲真话。
咱们继续看史迪威的日记：“他证实了我全部的最悲观的观点，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中国腐败贪污的全部清空，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他想成为一个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史迪威只是中国的一名匆匆过客，在中国没住多久，但已经把局势看得很清楚了：“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专横、不容他人、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我们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卫战，老蒋虽然对外宣称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颇有誓与国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决绝。但实际上老蒋吓尿了，他以为日寇即将攻破三峡、杀入重庆，他紧张到当着美国人的面，对汇报军情人员发脾气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军进攻石牌）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而让史迪威最无语且愤怒的是，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这么重大的事情，常凯申没有跟任何军政部要员商量。史迪威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讨论作战计划，何应钦表示一无所知，气得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如果何（应钦）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者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指老蒋）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常凯申是很难被人说服的，他在没有任何证据是轻易下结论，且不可更改。他在面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同时，必然坚信好消息，即便所有线索都证明坏消息才是真实的，他依旧相信好消息。
对于这一点，史迪威同样深有感触。
在远征军作战问题上，常凯申的很多做法让史迪威匪夷所思，他只能请求宋霭龄和宋美龄去帮忙劝说：“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个人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更了解这一点……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宋美龄）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她们（负责劝说的宋氏姐妹）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宋美龄）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梅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宋霭龄）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
所以周赫煊的任何建议，在老蒋那里都是无效的。
连宋美龄和宋霭龄都无法说服，更何况周赫煊了。别看在小事上，老蒋处处顺着宋美龄，遇到大事他半点都不会让步。
史迪威第N次离开重庆之前，特地来了周公馆一趟。他在周赫煊面前大吐苦水，抱怨一通道，“周，我已经快被你们的领袖逼疯了。他的所有军事命令，都不跟中国军政部商量，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讨论。上帝啊，难道他的办公室助理们，会比军政部的将军、参谋更了解战争？真是荒唐透顶，美国和英国的命运，居然就可能掌握在这个傻瓜手里！”
周赫煊笑呵呵说：“那不是他的办公室，而是侍从室，我们的蒋先生很复古的。在中国古代，如果皇帝不信任自己的将军和大臣，那么就会另设私人机构，比如清王朝的军机处。”
“见鬼的侍从室，我和中国的将军还不如花生米的侍从！”史迪威疯狂呐喊发泄着。
周赫煊说：“这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手段之一，君主策划于密室，其他官员照章办理即可。”
史迪威道：“可花生米身边的侍从，只会溜须拍马、隐瞒实情。你很难想象，花生米对于缅甸战场的一系列指挥，都是在对前线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他是在谋杀士兵的生命！整个重庆，我估计是唯一会对花生米说真话的人，我说出的很多真话都让他震惊，因为他从没没有听说过。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得罪那些隐瞒真相的人，他们在花生米面前说我坏话，还造谣说我阴谋夺取军权，说我想当中国的太上皇。真是可笑，我一个在中国毫无根基的美国人，怎么可能夺取军权，怎么可能当中国太上皇？中国人民又不是傻瓜！”
“你不是那个唯一说真话的人，”周赫煊苦笑，“几个月前，我也在蒋先生面前说了真话，所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