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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一听，便凛然一惊，心中也不由思量起来。论说如今的官家赵桓，身为太子时便无甚贤能，后来太上皇又来了个“霸王卸甲”，强行传位与他，使他虽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皇位，可他在理政、度事和用人方面显然还是很欠缺，如今市井之间物议纷纷，其中最为热议的便是今上在各方面都不如太上。
当然了，民间有此说法，自然也是有其道理。太上皇赵佶在位的这些年，虽然他玩乐奢靡，又是搞花石纲，又是建艮岳，大势花销封桩库内的钱财，但也不可否认这些年大宋的经济发展却也是在稳步发展，民生诸事也是历朝难及啊。
一时间，陈东也是想得痴了，半响也才回过味来，便也惊讶的问道：“公孙道长所谋之事，莫非是‘迎还’道君皇帝？”
陈东言说时，故意在“迎还”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说起来，他如今怀中的《请太上南狩还阙疏》下篇里，所列的计策倒也是转为“迎还”太上皇赵佶所做，只不过他这个“迎还”乃是要断了太上皇赵佶在镇江“复辟”的可能，把他弄回来安生养老。
而如今，这公孙正想要与他图谋的事情，却是把太上皇赵佶弄回来搞复辟，所以二者之间，倒也真是南辕北辙，但都用“迎还”这词却也没错。
果然，也就见得公孙正微微点头，便也证实了陈东的猜测不错。想来也是，不然这公孙正有怎会来问什么赵桓在理政、度事和用人方面能力如何，这比起他老子赵佶来，他这个做儿子的自然是跑马都追不上。
便也见那公孙正淡然一笑道：“先生以为，此事可行否？若不可行，难又在何处？”
陈东想了一想，却是摇头道：“此事……非礼也！首要的难处，便在一个礼字之上！”
公孙正点头称是，赵佶可是自己主动退位，并且还是强要赵桓继位顶缸的，如今若来复辟，自然于礼法不合，毕竟大宋还是儒家天下，万事都要论一个礼字。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二二章 【如坐针毡】（）
也就在公孙正与陈东，正在东京城中密议“迎还”太上皇赵佶的时候，他老人家以及其宠臣在镇江的处境，却也并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
众所周知，这东南地区既是太上皇赵佶的躲难之地，也是当年他大兴花石纲乱搞的重灾区。虽然他的手下宠臣朱勔等人在东南的根基深厚，但惹出的民愤也是极大。
当年王庆、方腊作乱，虽然童贯和折可适先后平乱，但匪过入梳，兵过如洗，这官军平叛对东南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匪徒作乱还要甚烈，以至于民间多有说辞，称童贯平叛时“每战多杀平民”，“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因此朱勔之流虽然荼毒东南，但其害远不如官军平叛。
而且，此时的百姓也不全是愚鲁之辈，倒也明白这太监使坏，非与皇帝无干，朱勔四处搜刮花石纲的根子，自然还是在官家赵佶的身上。所以这后来赵佶南逃的时候，途经扬州时想要游一游扬州有名的石塔院，结果在院中遭到僧人奚落道：“何不取充花石纲焉！”
这话的意思，也就是：你不是在东南搜刮了这么多的花石在东京城造了艮岳么，怎么还要跑到扬州来观赏风景？
他听了之后，气得罢幸而归。
再加上赵佶虽然一路南逃，但他领着大队人马南下，必然少不了沿途骚扰百姓，加上又是仓惶逃跑，自然很多装备都没带，准备也是不足，所以“所至，藩篱、鸡犬，为之一空”。
在到达镇江之后，他又“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以至于镇江府悄悄上报给东京叫苦，称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
而这太上皇身边的宠臣也不安生，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
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赵佶，“亦复艰难”。
后来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帝辇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
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而童贯麾下为赵佶保驾的胜捷军兵大多数又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
因此赵佶如今在东南，可谓是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而且，由于赵佶毕竟已经退位，而如今的大宋又是儒教天下，因此地方官员大多按照常规，遵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赵佶为了竭力拉拢东南地方官员，更是不得不择手段，如他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除破例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还赏赐曾纡七宝杯一只。
但就算即便如此，镇江城里的议论也是不利于他，镇江人也并没有因为赵佶如今就呆在镇江就向着他说话，反倒因为皇驾亲随不断扰民的缘故，对赵佶很是痛恨，巴不得他早点滚回东京去。
实际上，这时的太上皇赵佶，在镇江也是如坐针毡，也在思谋返回东京的事情，只不过他的想法究竟如何，是回去但撒手的太上皇，还是回去夺了儿子的权，这就不得而知了。也就在公孙正与陈东，正在东京城中密议“迎还”太上皇赵佶的时候，他老人家以及其宠臣在镇江的处境，却也并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
众所周知，这东南地区既是太上皇赵佶的躲难之地，也是当年他大兴花石纲乱搞的重灾区。虽然他的手下宠臣朱勔等人在东南的根基深厚，但惹出的民愤也是极大。
当年王庆、方腊作乱，虽然童贯和折可适先后平乱，但匪过入梳，兵过如洗，这官军平叛对东南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匪徒作乱还要甚烈，以至于民间多有说辞，称童贯平叛时“每战多杀平民”，“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因此朱勔之流虽然荼毒东南，但其害远不如官军平叛。
而且，此时的百姓也不全是愚鲁之辈，倒也明白这太监使坏，非与皇帝无干，朱勔四处搜刮花石纲的根子，自然还是在官家赵佶的身上。所以这后来赵佶南逃的时候，途经扬州时想要游一游扬州有名的石塔院，结果在院中遭到僧人奚落道：“何不取充花石纲焉！”
这话的意思，也就是：你不是在东南搜刮了这么多的花石在东京城造了艮岳么，怎么还要跑到扬州来观赏风景？
他听了之后，气得罢幸而归。
再加上赵佶虽然一路南逃，但他领着大队人马南下，必然少不了沿途骚扰百姓，加上又是仓惶逃跑，自然很多装备都没带，准备也是不足，所以“所至，藩篱、鸡犬，为之一空”。
在到达镇江之后，他又“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以至于镇江府悄悄上报给东京叫苦，称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
而这太上皇身边的宠臣也不安生，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
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赵佶，“亦复艰难”。
后来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帝辇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
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而童贯麾下为赵佶保驾的胜捷军兵大多数又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
因此赵佶如今在东南，可谓是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二三章 【难归】（）
但也见赵佶急得团团乱转的样子，众臣都是面面相觑亏。
前几日，赵佶亲自往黄州去了手书和诏书之事，大伙儿都是知道，要说起来赵佶如今虽是太上皇，但却座庭东南，倒也有些权力，敕封黄杰为成都玉局观提举倒也是该当，毕竟这就是个恩荣的闲职，只是他还封了黄杰为护国法师和信阳军节度使，便自然是有些越权。
再说，如今黄杰既然已经尚为了驸马，自然也就没了道士身份，此时又来封他做什么护国法师，大有些不伦不类的味道在里面。
此外，最让群众们不太能接受的，就是听说赵佶还与黄杰去了一幅手书，据说写的也就是四个字，“挽天之倾”，可黄杰接了之后却没有任何反应，既没有上疏来表一下忠心，也没有前往镇江来随驾的意思，自然叫赵佶很是急切。
也就在此时，倒是童贯嘿嘿冷笑着与赵佶道：“道君皇帝，听闻那黄杰在东京城下，破口大骂新帝乃是什么卖妹求荣之徒，如今他便是不来镇江，该也不妨我等之事才对。”
童贯话毕，便听高俅冷哼一声，却针锋相对道：“某却以为不妥，黄杰此人，非但志大，才智亦是高绝，如今东京能够守住，其功不可没。要某看来，道君皇帝不若西去黄州，有道是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
“万万不可！”童贯听来一急，急忙出言道：“如今东南稍安，道君皇帝或可绸缪北归，却万万不可移驾黄州，恐生变化，引得新帝不快。”
这话一说，赵佶身边的众臣都是纷纷附和，之所以他们附和，也是因为东京解围之后，但凡留在镇江之人，差不多个个都挨了贬谪，只是因为抱着赵佶的大腿死赖在镇江不动，丝毫不去理会赵桓发出的诏书，也才落得一个安生，如今便想着的是如何与赵佶想出一个上好的法子，能回东京取回大权，解了众人的忧顾，如何能放了他乱跑。
至于说为什么高俅会怂恿赵佶去黄州，这也是前些日子的议题了，自打东京城解围，黄杰领着御车军一部在大名府以北的临清县阻得金人十万大军整整三日，还杀得金军大败的消息出传来后，身在镇江君臣们自然开始有系统的回忆起了有关黄杰的种种。
这首先，作为天渠和坊墙工程的合作方，以及新式战车的合伙人，高俅首先就被从泗州召来，待细细问得诸多事由之后，也才知道黄杰当初弄出的天渠和坊墙可不是简单的一个市政工程，而是早就别有用心在其中。随后君臣们又回顾了一下这种师道告老以后一不留京二不返乡，却跑去黄州跟黄杰搞在一起，还非得上书推荐了李纲和宗泽二人来镇守东京，如今看来岂会与黄杰没有一点关系？
尤其是，虽然听说黄杰原本仅是只身领了十三骑便北上勤王，但莫名其妙间却也叫他弄出了一支数千人的战车兵，虽然这支部队听说在与金人的大战中伤亡惨重，但也能说明他显然是有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