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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要狠狠收拾了那几个屈指可数的硬骨头，剩下的人最多也就是敢借古讽今地说几句怪话，只要官吏一瞪眼，他们就会吓得立刻把书拿回去删删改改，打算装作从来没有写过。
而在少数硬骨头被解决掉后，大批豢养的软骨头文人便会称赞上位者的功绩，就算倒行逆施明明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他们也会竭力辩护，说这是国富民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十六、帝国的覆灭与很多人既有的认知不同，杨坚死前看似留下了一片大好局面，实则是一锅快滚的水，壶盖马上就要被积聚的热气崩飞。遇上杨广接手的这种烂摊子后，如果像大部分皇帝般混吃等死，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深宫之内，在女人肚皮上度日，多半还能挺过任期，大隋也估计还能再混个几代。
可如果想做点实事儿，就很容易提前激化矛盾，让门阀这个大隐患爆发而出，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可叹杨广不是那种混日子的庸碌君主，可惜他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虽然堪称有为，但才具终究有限，尚不足以在隐患重重下驾驭纷乱局面，毫不出错地做成大事。
其实大隋亡国真正的核心原因只就三个，一是人口过盛，二是门阀制度，二是三征高句丽。前两者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征辽是杨广自己的主意。至于后世喋喋不休的什么兴造宫室，奢侈浪费，修建大运河等事其实扰民并不大，不是导致亡国的关键因素。
杨广在最后一两年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也是因为大厦将倾，无力回天，那时他即使积极去面对，也已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不足，本就会出乱子。
而门阀制度对百姓盘剥过重，还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财富两级分化，又不给平民中的精英出头之路，社会矛盾自然激化。
而门阀自身的各怀私心又造成统治集团力量分散，不能拧成一股绳去镇压民变，维护帝国的统治，最终统治高层的李阀甚至借义军为踏脚石，取隋而代之。
三次征辽就是在这样隐患重重的背景下发生，每次强行征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夫，负担巨大，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战略，不如后来李唐以精兵袭扰拖垮高句丽高明。
而三次大规模征发，也暴露了杨广不恤百姓的性情。其实那些体恤百姓的君主也谈不上什么爱民如子，只不过是因为担心逼反百姓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罢了。所以隋炀帝的问题不是不恤百姓，而是高估了百姓的忍受能力，又低估了他们的反抗能力。
其实光是不恤百姓也未必会出事儿，大规模征发也无妨。汉武帝也同样不恤百姓，劳民伤财，让天下“户口减半”，照样还不是被誉为千古雄主？
关键在于第一次征辽打输了，不得不再次组织第二、第三次劳师远征，这种连续的大规模征发终于超出了国力所能支撑的范围。总而言之，导致隋亡的因素很复杂，正是多种力量和坏运气共同作用，效果叠加，才能如此迅速地将这个新兴的帝国摧垮。
在这个过程中，杨广确实难辞其咎，但他的过失也未必就有多大，远没有如今主流舆论渲染得那样夸张。
隋炀帝不惜国力、不辞劳苦地征伐高句丽，固然有建立功业、做千古帝王、满足内心成就感等个人想法，但更多的动机似乎还是这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希望为后世奠定稳固的边疆，不给后世留下隐患。
契丹就是在高句丽灭亡后兴起地，最终大辽发展成为比中原政权更强大的帝国，占据了河南以北的辽阔区域，长期压制着中国。
而当时的高句丽比契丹更要具有发展性，威胁更大，如果坐视其蓬勃壮大，迟早也要与中原一战，那时中原要承担的损失无疑会更大。
因此，第一次远征高句丽并没有错，错的是做战过程中隋炀帝表露出的轻敌、好虚名。
一征失败后策划再次征伐也没有错，大隋必须彻底击败高句丽，杜绝隐患；同时用最终的胜利湮灭一征惨败带来的严重政治恶果，威慑四邻。
但杨广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国内不靖时急着出征，没有考虑国家和百姓的承受能力，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局势迅速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归根寻源，杨广的这个错误与他性格中不恤百姓，轻视民间反抗力量的因素，和虚荣好名，急于取胜挽回面子的心态是分不开地。
总体来看，隋炀帝算不上是千古明君，却也并不是千古暴君，更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一无是处的人渣。准确地说，如果从外在表现来看，杨广应该算是英主和昏君的杂糅体，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相当少见地。
他英明过，也糊涂过；上进过，也堕落过；成功过，也惨败过；获得过骄人的成就，也颁布过无数条乱命；曾经使万国来朝，让中原百姓扬眉吐气，却也曾令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我们今人看待杨广，应该秉持一种公正客观、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承认其过失，也肯定他的成绩。
如果不能挣脱长久以来那种“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的桎梏，就因为杨广是亡国之君，是失败者，就尽信李唐王朝那些将他妖魔化的说法，把他看得一无是处，那对这段历史就将产生一个偏颇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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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一代英主】（）
唐朝那些事儿；第十六章【一代英主】
纵观历史，隋炀帝做过的事，李世民多半也做了，而唐太宗声名赫赫的贞观之治还远不及杨广的大业前期富庶，但唐太宗最终被誉为“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濠奿榛尚
历史评论之不公，竟至于此！隋炀帝如今的丑恶形象主要来自于隋末义军在反隋起义时对他的污蔑，以及李唐王朝建立后，李世民在篡改历史时对他的刻意诋毁。
“炀帝”这个充斥着昏庸残暴味道的称号就是李世民的杰作，隋人原本把杨广称为隋明帝，曾经颇为爱戴仰慕。
反倒是李渊在起兵时未敢如那些匪寇、义军，以及后来他儿子那样诋毁自己的主君，只是用“清君侧”的名义进兵，并在杨广被宇文化及所弑后仍立杨氏宗室为王。
其实严谨地说，隋炀帝并不是一位亡国之君，他被兵变杀死时，大隋还掌控着大半个中国，各地官员大半仍然对其效忠，这和那些被敌军打到京城亡国的帝王是有所不同地。
西方人对杨广的评价很高，其一分为二的评论态度也比国内要客观得多，超脱出了李唐王朝统治时期对他的歪曲和诋毁。
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暂新的历史人物：炀帝虽然骄奢淫逸，但并不比中国其他的皇帝更暴虐。
炀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象政治美学家，很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在589年平陈时，杨广在建康的行为堪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也同样认为这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明大隋是亡于藩镇谋逆，却被我朝的御用文人有意误定为是亡于农民起义，试图藉此证明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具有先进性。
出于政治因素，李自成农民军、黄巢、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流寇或乱民组织也都被我朝粉饰美化。而亡于“神圣的”农民起义的大隋自然就要被宣传定性为大反派，必须是邪恶且黑暗地。
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应该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罪不掩功。以对后世的历史意义为依托，客观持正地去分析。
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做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隋炀帝显然不失为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可笑从古至今那些人云亦云的愚人，对陈旧的传统说法不做任何分析思考，只知一味盲从，这种偏执的态度必然会造成对历史人物的误读和曲解。
令笔者欣慰的是，如今时过境迁，政治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渐渐淡薄，人们的治史态度也渐趋务实客观。
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下，今人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更应该懂得尊重史实，强化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责任感，严谨求索，敢于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敢于挑战那些虚假歪曲的论调，把被长期歪曲颠倒的历史矫正过来，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
曾经的一代英主，万国来朝；如今的滚滚骂名，万人唾弃。如果当日不曾心高志广，要建大隋万世基业；如果眼看高句丽坐大，却放任自流，苟安一时，不去冒险远征，试图将隐患扼杀于萌芽之中，又怎会有亡国之祸？
如果在征高句丽前开始腐化堕落，整日游山玩水，享受荣华，那隋朝非但不会两世而亡，那在征辽前已经建立赫赫功勋的杨广，也将作为一代英主名扬史册。
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一招走错，满盘俱输。成与败，得与失，善与恶，千古流芳与遗臭万年，往往不过是一念之间，运气使然。
可当后人回首前尘，狂妄地试图去对某个历史人物盖棺定论时，却往往只是盲人摸象般看到某一个过失、某一件成绩，而除此之外，竟然一无所见。
杨广与仁寿宫之变——很多史书上说，杨广在仁寿宫**宣华夫人，还说他和杨素的私信误传到杨坚手中，引发杨坚震怒，要再重立杨勇，最后杨广弑父奸母，老高认为，这些纯属扯淡。
事关社稷国本，杨坚再白痴，也不至于临死前，听了女人一句话，尚不知事情真相，就要再换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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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写正史都应按照当时的史官记录来写，难道杨广就这么愚蠢，当了皇帝还会把自己弑父奸母的宫廷记录留给后人去写史？
况且还是那么隐秘之事，居然被后来关于仁寿宫之变，老高的一家之言人写得那么栩栩如生，宫女的表情，宣华夫人的表情，宛如亲眼所见。
一个三十五岁、已经当了祖父的一国储君，会在即将登基之前，**一个已入宫十六年的老女人？
而且还是他名义上的母亲。如果杨广真是荒淫无耻之人，或许有可能，但杨广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可以用证据说话，最好的证据就是荒淫无耻的副产品，所生的子女，这就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如果杨广荒淫**，为什么一生只有三子两女？其中两子一女还是他登基前正妻萧妃所生，说明他们夫妻感情深厚，杨广用情专一。或许有人说杨广已没有生育能力，但杨广在登基前生了小女儿，在大业六年又生了赵王杨杲，这又怎么解释呢？
还有史书说，杨广是为讨好独孤皇后，装作夫妻恩爱，可杨广开皇四年生了长子昭，开皇五年生了次子暕，开皇六年生了长女，这都是他妻子萧氏所生，足见夫妻恩爱，难道他从开皇四年十五岁时就有野心，就想取代兄长？
而且从他成婚到他登基前，二十几年，除了妻子萧氏所生的二子一女外，他就没有别的子女，让人怀疑杨广根本就没有和别的女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