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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到上海才一个多月，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了：“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静，殊苦。”１３三个月之后又说：”我在上海……心也静不下来，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１４他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静静地休养一阵，既是缓减身体的疲惫，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躲进草丛中，舔净自己的伤口。可哪里想到，他一踏上上海的码头，就又成为许多人包围的目标，纷纷上门拜访，还要约他写文章，拉他去作演讲。他到上海的第一个月内，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敲门，有时一天要来好几班；他搬进景云里的寓所才半个月，就已经有人笑嘻嘻地找来了，一定要请他去演讲。他当然要发牢骚了。
不过，应酬虽然麻烦，毕竟也还热闹，朋友和慕名者的笑脸的簇拥，多少也可以拂去一些类似在船上遭人检查的不快。何况又有许广平陪伴在旁，楼上楼下都充盈着新的家庭温暖，单是应酬多一些，鲁迅大概也不过就是发几句牢骚，并不会真觉得大苦。但是，事情却远没有这样轻省。上海不比广州，与北京更不相同，这是一座混杂着精明和浅薄的现代城市，一个不断滋生出机敏、势利、浅薄和赤裸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温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脚，上海的文坛和学界，也就格外显出五花八门的斑驳的色彩来。既有徐志摩、胡适那样的绅士派，也有蒋光慈、成仿吾那样的激进党，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数量多得多的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你想想，鲁迅这样一个人，骤然跨进这样一个世界。他将遭遇到的，哪里会只是那些应酬？
比方说，他到上海才二十夭，地处江湾的一所劳动大学的校长易培基；就上门来请他去授课。他是鲁迅在北京时的熟人，态度又非常殷切，说是每次用汽车来接他，鲁迅就答应了。可是，才上第二次课、那汽车就奶奶来退，害得他焦急地等了老半天，第三次干脆就不来了，”此后也没有下文，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事情，他还是头一回遇到。”再比如，也是他刚到上海不久，郭沫若托郑伯奇和蒋光慈来找他，说是要联合起来：还在厦门的时候，他就有过这个打算，听了自然高兴，于是联名在报纸上登出启示，宣布要诙复《创造周报》。可这事又没有下文了，他等到一九二八年初，《创造周报》没有复刊，却出来一个新杂志叫《文化批判》，成仿吾和创造社的一批年轻成员在上面接二连三地批评他。到后来，蒋光慈和他的“太阳社”也一齐来指责他。阿英断言阿Ｑ的时代已经过去，《呐喊》、《仿徨》都过时了；郭沫若更化名“杜荃”，在创造社的刊物上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是法西斯主义者！１５刚刚说好要联合，现在突然来围攻他，这叫他怎么受得了？甚至他在广州见过的青年残杀青年的“血的游戏”，在上海也又见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在江湾的那所劳动大学里，警察和一部分手持棍棒的学生，闯入宿舍抓走据说是共产党的另一些学生，当有人把这事告诉鲁迅时，他喃喃他说：“学生也参加了搜捕……”１６显然是记起了半年前的广州。甚至连一向与他友善的北新书局，从北京迁来上海，书商的习气也愈益严重，欠了他将近万元的版税，迟迟不付，他只好请律师打官司，才一点一点地讨回来。
还有更卑琐的搅扰在等看他呢。他初到景云里，是住在二十三号，周围非常嘈杂，尤其到晚上，唱京戏的吊嗓子声，搓麻将牌的哗啦声，赢了钱时的重敲台面和哈哈大笑声，经常是彻夜不停，使惯于夜间作文的鲁迅每每掷笔长叹。他家后门相对的，是一位名律师的家，这人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威风，屡次向鲁迅家的厨房扔石头；鲁迅向那律师告状，不料小无赖的气焰更高，公然在鲁迅家的门上撒尿，画乌龟。鲁迅没有办法，就搬到景云里十八号，避开那户邻居。那小无赖却不罢休，竟在夜里偷愉将浸透煤油的引人纸扔进鲁迅家，想引起火灾！堂堂鲁迅，竟会碰上这样的事！也就在这时期，他在广州时的学生廖立峨，一直很恭敬地与他通信的，突然带着情人跑到上海，要做他的“义子”，在他家里连吃带住，几个月后都不走，还提出种种要求，最后是不欢而去，弄得他哭笑不得。又过了一年，他雇用的一位来自浙江上虞农村的女佣，刚刚做熟了，她的丈夫却带着人上门来，说要抓她回去。遭到拒绝以后，那人又通过上海的所谓“上虞同乡会”，向鲁迅索人。一直纠缠了好久，最后是鲁迅拿出一百五十元钱，才枢那批人打发走。当时是讲定，这钱由那女佣逐月偿还，可两个月以后，那女佣不辞而别，钱也没还……我真不知道，鲁迅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在上海，连这类事情都会给他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使他吃那么多昔头，他怎么会喜欢上海呢？
难怪他到上海才半年，便大病一场，拖了好久才恢复。也难怪一九二九年他回北京看望母亲，竟会很喜欢北京。他写信对许广平说：“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动荡烦扰，大不相同……。”１７见了几个熟朋友，无拘束地谈一阵天，他更非常愉快，写情给许广平时，还特地强调，说这些聊天“都是近来快事。”１８离开北京三年多了，沿中国南方的海岸转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却发现还是北京好，还要怎样，才算是交“华盖运”呢。
注释
１鲁迅：二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一页。
２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二十六页。
３何思源：《回忆鲁迅在中山大学情况》，《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四辑）》，三百六十六页。
４山上日义：《谈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九十五页。
５宋三彬：《鲁迅先生往哪里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二十三页。
６和雅典：《请教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四百四十三页。
７欧阳山：《光明的探索》，《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三百四十八页。
８鲁迅：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六页。
９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页。
１０当时鲁迅的一个熟人回忆说，鲁迅听到有关他“亲共”的流言后，曾写信给广州市公安局长，表示随时听侯逮捕；那公安局长回信安慰他，但他仍显得烦躁，愤懑。见尸一：《可记的旧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八十五页。
１１鲁迅：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九页。
１２鲁迅：《可谈香港》，《而已集》，一百零四页。
１３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一页。
１４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一页。
１５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上海，二卷二期。
１６杜力夫：《永不磨灭的印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七百十六页。
１７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五十三页；并《研究》，二百零三页。
１８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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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局外人的沮丧
鲁迅说，他被“四·一五”事变吓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１他并非“清党”的对象，一直到离开广州，都没有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这场事变的局外人。事变后第五天，他写信给朋友：“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煮有用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２口气平淡，正是一个局外人的态度。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又在通信中说：“时事纷坛，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两个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３更是明确以局外人自居了。可是，他为什么要用那样重的词来形容自己？
其实，“目瞪口呆”也好，“恐怖”也好，都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们的对象并非是从警车上跳下来的士兵，而是从自己内心涌上来的“鬼气”。一九二七年他到广州，这在他的精神历程上，是一步近于孤注一掷的险棋。他同那“鬼气”已经苦斗了好几年，在北京是节节败退，于是借着与许广平的相爱，跑到厦门重振旗鼓，不料又是站脚不稳，只好再往广州，这里是北伐的起点，也是许广平的居处，为公为私，都是他击退“鬼气”的最后战场了。可是，到广州才几个月，远至“革命”阵营内部的血腥的屠杀，近至：现代评论”派势力在中山大学的伸展，他发现自己还是着着失败，即使有许广平从旁安慰，也还是挡不住种种期望的一一破灭一；他很知道，他对“鬼气”的驱逐是又一次失败了。向希望和乐观攀爬得商手滴血，最后还是～咕嗜滑人绝望和虚宠的深渊，他能“恐怖”吗？
他的“鬼气”大爆发了。“四．一五”事变刚结束，有一位日本记者访向他、他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４。几个月后，他又写道：“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故乡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５正因为他是局外人，才会这样来看待国民党的“清党”；也正因为他将这一次的屠杀与历史上的种种屠杀联系到一起，他才整个地厌弃它，就像他厌弃历史上的那些屠杀一样。他初到广州的时候，满口是希望和将来，可你看他对日本记者的谈话，分明是一脸循环论者的神情。在他的词汇当中，“革命”一直是个褒意词，可现在他却把革命看成是变幻无常的残杀，滥杀无辜的借口，甚至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等同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他简直是全面退口在绍兴会馆抄碑的时候了。
我特别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复一位署名有恒的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