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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说了，”舒展说，“做我们老师也就罢了，怎么又做起父亲来了？我们可是拿你当大哥的。”
这句话李建国很受用。他的表情写在那儿，他摇了几下脑袋，笑着说：“没办法。”
李总笑道：“多吃点，给我把三个人的钱全吃回来。”
李总故作小气的样子，让耿东亮和舒展又笑了一回。
李总敛了笑，脸上的表情走向正题了。李总放下餐具，从三五牌烟盒里抽出两根香烟，并列着竖在餐桌上。李总望着这两根烟，便有些失神。李总说：“公司经过反复研究，打算给你们采取一种短、平、快的包装方式。”他用手指着一根烟，说，“你，金童。”随后他又指了指另一根香烟，说，“你，玉女。”然后李总才抬起眼来，交替着打量耿东亮和舒展，问道：“明白吗？”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十一章（2）
大大方方的舒展却咬住了下唇，低了头不语，李总伸出手，把两根香烟挪得更近一些，几乎是依偎在一起了，心连心、背靠背的样子。李总笑起来，依旧只盯着餐桌上的两根香烟，说，“我是不是在拉郎配？嗯？”李总说，“我不干涉你们的生活，公司只是希望你们在某种场合成为最受人羡慕的情侣形象，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那我可不管，否则我真的成了乔太守了，乱点鸳鸯谱的事情我可不干，我希望看得到你们的恩爱，快活得只剩下忧愁。如此而已。”李总抬起眼，看了耿东亮一眼，又看了舒展一眼。他的这一眼既是询问，又是通知。
“是真事，但可以假做，是假事，但做得要像真的，表演和包装就是这么回事。”李总说。
“试试看吧。”舒展说。
李总就拿眼睛盯着耿东亮。
耿东亮有些愣，有些无措，一时回不过神来。这件事过于突兀，在感受上就有许多需要商量与拒绝的地方。然而当着舒展的面，话也说不出口。耿东亮说：“试试看吧。”
李建国听得出两个“试试看”的不同意义。女性天生就是演员，从幼儿园到敬老院，她们在表演方面总是胜男性一筹的。李建国在舒展那一头就不打算再说什么了，他再一次伸出手，挪出一根香烟，放在自己与耿东亮之间，依旧只看烟，不看人。李建国说：“还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是你的姓名——你的姓名太像人名字了，太像了就一般，流于大众，流于庸俗，缺乏号召力。一句话，你的姓名不像一个明星，没有那种摸不着边际的、鹤立鸡群的、令人过目不忘的惊人效果。这样很不好。”李建国总经理说，“公司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叫什么‘耿、东、亮’，不能。公司决定让你叫红枣。大红枣又甜又香，送给那亲人尝一尝，对，就是那个红。这名字不错。有那个意思。”
耿东亮愣在那儿，说：“这一来耿东亮是谁？”
李总慢声慢气地说：“你耿东亮当然还是你耿东亮。”
“那么红枣呢？”
“红枣也是你。这么说吧，红枣就是耿东亮所表演的那个耿东亮。”
“我为什么要表演耿东亮？”耿东亮的目光便忧郁了。
“所谓明星，就是表演自己，再说了，耿东亮这三个字不好卖，而‘红枣’好卖——价格不一样。”
舒展这时候在一旁插话了，她自言自语说：“舒展、‘红枣’，我也觉得这样好。”
耿东亮便不语，低下头弄了一点什么东西放进了嘴里，嚼了半天也没有嚼出是什么东西，只好咽下去。
李建国总经理从脚下取出了公文包，抽出几张纸，耿东亮一看就知道又是合同。李建国微笑着说：“我看我们就这么定了吧。”
耿东亮接过合同。合同的全部内容等同于这顿自助餐的所有步骤，真是妙极了。商业时代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印证了这样一句古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商业时代的每一顿饭都隐含了精打细算的商业动机。耿东亮提起笔，犹豫和难受又上来了。舒展却早早签完了，打量着耿东亮。耿东亮不动手，只是很茫然地愣神，呈现出犹豫与无奈的局面。
“怎么啦？”舒展说，“不愿意和我搭档？”
“哪儿。”耿东亮说。
舒展半真半假地说：“是不是我长得不够漂亮？”
“哪儿，”耿东亮说，“你说哪儿去了。”
“我可是巴不得和你合作的，”舒展说，“签了吧。”
耿东亮只好就签了。一笔一画都有些怪。他写下的是“耿东亮”，而一写完了自己就成了“红枣”了。
李建国端起了杯子，开心地说：“为红枣，干杯！”
耿东亮在这一个瞬间里头就变成了红枣了。
红枣有这样一种印象，李建国总经理与他几乎从合作的开始就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即改造与被改造。正如李总当初对三位签约歌手所要求的那样：“这是一次脱胎换骨，你们必须重新开始。”李总尽量用那种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重新做人。”
这些话虽然是对三个人说的，然而红枣听得出来，这几句话是“有所指的”。他与另外两名歌手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他走上商业的前线从一开始就带上了“脚踩两只船”的动摇心态。这就决定了他的二重性与不彻底性，这就有了摇晃与背离的可能性。李建国总经理要求自己的队伍在挣钱这个大目标上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李建国总经理必须保持这支队伍的纯洁性。
红枣似乎是在某一个瞬间里头发现自己有点惧怕李总的。这位师兄对红枣一直都是礼貌的、微笑的，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方面的严厉。然而，红枣一直有这样一种错觉，李建国不是他的总经理，而是他的班主任或辅导员。李建国总经理始终让红枣自觉地以学生的心态面对他，究竟是哪一句话或哪一个具体的细节，让红枣得出了这个印象，红枣似乎又说不上来。总之，红枣总认识到自己在某一个方面正和李总较着劲，但是在哪儿，红枣还是说不上来。就好像红枣和李总的目光总是对视着的，并没有抗衡的意思，可是到后来眨眼的总是红枣，而永远不会是李总。说不上来，而红枣也就越发胆怯，越发流露出了郁闷和伤怀的面部神情了。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十一章（3）
红枣在这样的日子里越发追忆自己的学生生涯了。那种生活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就在昨天，可是红枣认定了自己不是在追忆，而是在缅怀。所有的往昔宛如自己的影子，就跟在身子后头，一回首或一低头就看见了，尾随了自己，然而捡不起来，也赶不走，呈现出地表的凸凹与坡度，有一种夸张和变形了的异己模样。但是异己不是别的，说到底依旧是自己，只是夸张了、变形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己，昭示出自己的一举手与一投足。红枣不知道这些日子为什么这样关注自己的影子，真是自艾自怜了？真是病态的自恋了？他说不上来。
而那个下午这种印象似乎又强烈了。
那个下午红枣去填写一张表格。办公室的张秘书看见红枣过来，很客气地说：“红枣来啦？”红枣愣了一下，还没有习惯别人称自己“红枣”，有些别扭。红枣很客气地说：“还是别叫我红枣吧，耳朵听惯了自己的名字，有些排异呢。”李总好像听到红枣与张秘书的说笑了，李总故意问：“排异什么呢？”张秘书知道李总从来不说闲话的，就夹了墨绿色的文件夹走进另一间办公室去了。红枣说：“我说我的耳朵排异，听不惯别人叫红枣，还是叫我的名字吧。”李总眨了两下眼睛，又很缓慢地眨了最后一下，反问说：“为什么？”红枣想不起来为什么，就笑，说：“不为什么。”李总扶了扶眼镜，也笑，突然说：“排异是一个医学问题，我们不能让器官去适应身体，相反而应当让身体去适应器官。如果不能适应，毁灭的将是自己。”这是一句玩笑，然而，红枣一下子就闻到自己“身体”的气味了，他一下子就从这句玩笑话里头体味到一种凶猛、一种凌厉。李总补充了一句，说：“这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李总又开玩笑了，对红枣说，“回去站到镜子面前，问自己，我是谁？问到五十问你就知道了，你不是红枣还能是谁？”
红枣在那个下午一直回味李总的话，他一次又一次回想“排异”。想来想去都有些害怕了，居然有些寒飕飕的。他在黄昏时分望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又大又长，在那道围墙上又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儿，贴在地面与墙面上。影子在这种时候已经比“自己”更具备“自己”的意味了。或者说，影子是更本质的，可供自我观照的自我。红枣对影子承认说：“你才是耿东亮，因为我是红枣。”
然而更大的问题不是面对自己，而是面对母亲。红枣在这个黄昏躲在了沈阳路的另一侧，他站在商店的玻璃橱窗的里面，买了一瓶酸奶。他装着专心喝奶的样子打量马路对面的母亲。母亲正弓了腰，高耸的打桩机正做了母亲的背景。咚的一声，又咚的一声。他与母亲之间隔了一层玻璃、一道水泥路面。大街像一条河，而玻璃像一层冰。红枣找不出一种语言在母亲面前解释自己。就像鱼不肯在水下面对人。红枣喝完了酸奶就心事重重地走开了。走出好几步才被店主拖回来，“还没给钱呢。”店主说。红枣挣了钱之后已经是第二次忘记付钱了。
把儿子送进大学，再看着儿子从大学毕业，这是童惠娴作为母亲最重大的、也是最后的梦。是儿子亲手毁掉了这个梦。这里头有一种百般无奈、分外失措的无力回天。
更糟糕的是红枣无枝可栖了。家回不去，而学校也就更回不去了。住在哪里，成了红枣最迫切的问题。
整个晚上耿东亮和酒鬼对坐在吧台上，开始后悔下午的轻率举动。怎么说也不该在那张合同上随随便便地签字的。酒柜的挡板是一面镜子，镜子映照出诸多酒瓶，在酒瓶与酒瓶的空隙之中映照出耿东亮的脸。那张脸是残缺的、怪异的，有酒的反光与蜡烛的痕迹，那张脸不是别人，是红枣。红枣的脸在酒的反光之中残缺而又怪异。
镜子的正面与反面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个是耿东亮，一个是红枣。他们显现出矛盾的局面，他们彼此有一些需要拒绝与排斥的地方，然而，谁都无法拒绝谁。拒绝的结果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耿东亮冷冷地盯着红枣。而红枣同样冷冷地盯着耿东亮，红枣有镜子掩护着，他的目光就越发具备了某种挑衅性了。耿东亮坐在那儿，胸口就感觉到了堵塞，难于排遣。这些堵塞物是固体的，却又像烟——怎么越需要拒绝的东西就越多了呢？而所有需要拒绝的东西最终将成为一种鬼魂，降临在你的身上，吸附在你的身上。你拒绝的力量有多强大，它们吸附的力量就有多强大。
耿东亮，你不可能不是红枣。
你不可能拒绝表演另一个自己的命运。
这样的命运宛如镜子的纵深能力，它没有尽头。
酒鬼突然想逛逛大街，有点出乎耿东亮的意料。像他这样的男人怎么也不应该喜爱商场的。耿东亮和酒鬼出门的时候天色似乎偏晚了，天上正飘着霰状小雨。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径直往长江路去。红色夏利牌出租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