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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笑，说：“我当然对我的话负责任。我调查了解过，还取了证。现在证言都在我手里。有看自行车的老头儿的证言，有对面卖烤羊肉串的小伙子的证言，有旁边修理自行车的师傅的证言，还有一位摆服装摊的姑娘的证言。你别急，你也别不信，你耐心听我告诉你，是怎么一个经过。那姓姚的女同志，也就是被告，取自行车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在取车。他碰倒了一辆自行车，结果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辆压一辆，倒了一大片，包括被告的车也倒了。那男人却视而不见，推了自己的自行车便走。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从小木房里冲出来嚷嚷，想喝住他，让他把车都扶起来。不料那男人凶，骂了老头儿一句。老头儿瞅那男人凶，没敢惹。老头儿那一天连看自行车，同时照看着孙子。他那孙子在小木房里哭了，老头儿顾不上先扶车，赶快进了小木房哄孙子。被告呢，虽然自己的车也被压倒了，但和老头儿一样，不敢惹那个男人。她扶起自己的自行车，推着走了两步，回头看看倒下的一排车，又不走了，支住车，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如果她走了，不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那一天也就不会发生那么一件事。咱俩今天也就不会谈这件事。细想想，还真有些符合摩非定律——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就一定往那个方向发展。生活中有些带规律性的现象，是他妈很邪门儿的。她一辆辆扶起了十几辆车，还倒着十几辆没扶起来的时候，那位姓乔的老先生来取车了。倒着的车中，包括他的车。被告，也就是那姓姚的女同志，就不再扶了，向自己的车走去。也许她心里想：这点儿公共义务人人都应尽，您老把那些车扶起来吧。而看自行车的老头儿呢，进到他的小木房去之前，见有人替他扶起倒了的一排车，也就发懒，索性不出来了。那位乔老先生呢，误会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以为那些倒着的车，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无法知道他怎么会产生误会了。大概按照他的主观主义的想法，认为既然对方在扶车，毫无疑问地那一排车是对方弄倒的。既然是你弄倒了别人的车，你就应该全扶起来。于是他叫住姓姚的女同志，质问她为什么不把车全扶起来，并且批评对方缺乏起码的公德。她呢，当然说不是自己弄倒的啦。老先生拖住她的自行车后座，不许她走。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扶，见我来了，就不扶了，就想走。说没有第三者，不是你弄倒的，难道是我弄倒的不成？说你们如今的年轻人，怎么竟这样！说你不把我的自行车扶起来，不把所有你弄倒这些自行车扶起来，你休想走！我非治治你这号人不可！对方说，是我刚才在扶不假，但那也不能证明是我弄倒的呀！你这位老同志怎么如此冤枉好人啊？这时又来了几个取自行车的人，见他们的车倒了，都以为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都不依了，都七言八语地冲她嚷嚷。那存车处，在商场附近，是个热闹的地方，于是就聚了好些围观者。其中不乏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对面卖烤羊肉串的，两位修鞋的摆服装摊的，前后经过全看在眼里，虽知那姓姚的女同志的确是被冤枉了，但都持一种事不关己的白相者的态度，何况他们得照应他们的买卖。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许都觉得一位老夫子样的老知识分子，和一位有理讲不清的年轻妇女当街争吵，本已构成热
闹，不看白不看。而那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一见没人劝解事儿没完没了，一边嚷嚷着‘不是她弄倒的，不是她弄倒的’，一边迈出他那小木房。些个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却把他推进小木房里，堵在门口，不许他出来澄清事实。他们巴望着看更大的热闹，他们起哄架秧子，一心想鼓噪成更令他们开心的情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位乔老先生，放开了姓姚的女同志的自行车后座。他自己扶起了自己的自行车，并接着去扶别人的。但他在这么做之前，骂了对方一句‘癞皮脸’。而那些自己的自行车被弄倒了的男男女女，那些围观者之中的某些人，那些闲男散女，痞子混混，也跟着指骂姓姚的女同志是‘癞皮脸’。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想而知，于是她回骂了一句‘老疯癫’，也就是老精神病的意思吧。于是那位乔老转身扇了她一耳光。于是她从车后座上抽下了伞。但是她并没有立刻就用伞捅他，她只不过是持着伞对向他。我想那更是一种本能举动，一种下意识。那位乔老呢，呆住了。我想一来是因为自己当众打了一位妇女，他大概从没做出过这种有失男人尤其有失知识分子有失一位长者风范的行为；二来呢，他大概不知对方下一步会怎么回敬自己。他盯着伞端愣在那儿，处于一种半防卫不防卫的状态。对方，也就是姓姚的女同志，也有些被那当众挨过的一耳光，被自己的下意识举动搞懵了，当时她并没有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完全彻底地丧失了理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那一种时刻，她还是较理智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将人比人，那挺不容易的了。却有几个痞子混混，更加来劲儿地起哄架秧子。说他们是痞子混混，其实是说轻了他们。可以认为他们就是些街头流氓。他们一边叫喊：‘打呀，打呀！中国人口多，打死一个少一个！’‘闪开点儿，闪开点儿，别溅身上血！’一边从后猛撞她。现在这个季节，人人穿得都十分单薄。那位乔老也不例外。穿的是一件半袖小褂。由于有人撞，伞端就冲着他当胸捅过去了。。过程就是这样。一见有人被捅倒了，围观的人更多了。那几个痞子混混，觉得情形不妙，全都溜了。我调查得很详细。那些证言写得也都很详细。他们对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是肯出庭作证的。因为但凡算个人，亲眼目睹了一场冤枉，总还是多少有点儿正义感的，总还是愿意讲句公道话的，当然，除了流氓除了痞子除了混混之类的人。何况我们当律师的。嗯？。。”
我已吸了三支烟。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烟。我觉得自己这个角色，纯粹他妈的是被导演耍弄了。而导演并非别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亲是“策划”。我对她可真的没法儿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朋友又说：“事情闹得反了过来，我也没想到。一开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属一方去进行调查的，可是。。”
我说：“你什么都别解释了。两个人为难，不如一个人为难。”
他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让我一个人为难吧。你呢，按你决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说了些抱歉之类的话走了。他还要到法院去。原来法院并没定审，七年，不过是按照以往类似案件的处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几分钟后，我毅然决然地往冉的单位打电话。她在。我请她立刻到我家来。
她说：“我们下午学习文件啊！”
我说：“那你就请假。”
她说：“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说：“不是一般的事！你是乔老先生的女儿，而我可不是他的儿子，我对他没什么非尽不可的义务！来不来随你的便吧！”
一说完我就啪地放下了电话。
下午她来了。
我说：“冉，关于你父亲的死，倘若是这么个结果——法院只判对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还缓刑一二年的话，你估计，你母亲会接受得了吗？。。”
她摇头。
“那，你母亲会怎么样呢？”
“更不会善罢甘休了。”
“有什么办法，或者有谁，能劝得你母亲偃旗息鼓吗？”“没有。”
“你的心里会平衡吗？”
“司机开车撞死一个人，如果那个人并没违反交通规则，也要判两年啊！”
冉的话，等于含蓄地告诉了我——果然如此的话，她也难以接受。看来，她和她母亲的分歧仅仅在于——平衡她们心理的那一刑期大于七年或等于七年。一旦小于七年，也许她们竟会同仇敌忾起来吧？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种奇怪现象啊！
我说：“冉，上午，我为你母亲请的那位律师到我家来过了。他从今天开始，已经变成被告的自愿的辩护律师了。他估计，甚至被告有无罪释放的可能。他对这一点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律师界很有些小名气，挺有辩护才能的。。”
冉那双眼睛，渐渐瞪大了。它们盯着我，似乎在问：你究竟搞的什么名堂？你究竟起的什么作用？你究竟从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耍弄我母亲？。。我避开她的目光，将朋友的调查结果，尽量详细地告诉了她。。
听着听着，她的头垂下了。我讲得很艰难。觉得无论怎么讲，都似乎是在对冉老先生作着有损于他可敬长者形象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使我感到有些罪过，感到自己有些可恶。
我讷讷地说：“冉，真抱歉对你讲这些。一个事件的绝对客观的过程，也许是没有的。
其实。。其实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亲竟会对人产生那么。。那么一种古怪而又认真的误会。。不相信他竟在街头闹市先辱骂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还动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说：“我信。。”
我讶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说，“我料到了，我有预感。我知道。。某种事迟早要发生的。出事前几天，父亲至少三次对我说过同一句话。。”
“他。。说什么？。。”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讶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这么解脱了也好。只不过解脱的方式，太戏剧化了。而且。。而且太。。对不起那姓姚的女同志了。。”“你是说。。他。。他蓄意激怒某个人，以求借别人的手。。了断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父亲也不是个嫁祸于人的人。其实，别人并不真正了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女儿，我有
责任了解自己的老父亲。于是我才发现，他头脑中充满了对立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头脑中有时冲突得很剧烈。他内心里也充满了情感矛盾，他的心灵经常处于受情感折磨的状态。他像一个空心的金属球，内中装满了滚球，触动一下，内中就发生碰撞和摩擦。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头头是道，对平衡自己的心理却无可奈何。我虽然了解了他，却帮助不了他。从理性上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改革的人，但是几乎一切改革的负面都是他深恶痛绝的。他似乎很甘于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欢到处演讲，有请必至。请他作报告的单位多了他烦，一个阶段内没人请他自己又烦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会彻底遗弃了。在这个单位他大声疾呼改革势不可挡，在另一个单位他声讨起‘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怒形于色激昂慷慨。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谈‘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扎手’，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嘲讽‘玫瑰固然比菠菜美丽，可是用玫瑰熬汤无异于哗众取宠’。
在有的场合，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强调，每一个拥护改革的中国人，都必须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压力，而在另一种场合，他悲天怜人，又说中国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负，人和改革的关系，不是炒锅和豆子的关系。以至于，当他想把自己发表过的那些文章编成一个集子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