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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俾斯麦最欢乐的时候。他离开柏林不再操劳公事了。他知道他的夫人快来了，家里没有客人，没有电报，只有管猎场的、管森林的人，马匹、钱财是足够用的。他处在这种环境中，可见日子还是很好过的。然而他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是这样消遣的，一个星期后，他又想办公事了；若是不想办公事，他的老脾气就要发作，他又要做事，要发号施令。当他在乡下隐居的时候，他还想掌权。当他指着一位邻居的田产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性情：“每天晚上我都想把那块地取来，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看见这块地时我又不动心了。”俾斯麦的激情与他的和缓，他的政策的全部节奏，都包容在这一句话里头了。
他在乡下觉得他的客人们很蠢笨。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请德意志最聪明的人来。除非是一位阁臣、一位秘书或一位政党首领来见他，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什么贵客。他坐在十多个亲戚里头，其中有三个是聋子，其余的人谈话时都要大声喊叫，这三个人才能听见。有人曾这样写过：“他很和气地对待他们，这令他们非常高兴直到近十点钟才回家。”柯雪林有时也到这里来。“他来了，我们同坐在行军床上……他们一边畅谈，一面聆听乔特尔为他们所创作的音乐。”
在接待客人时俾斯麦往往觉得很劳累，他对乔特尔承认，柯雪林是他幼年朋友，但觉得他让他疲倦，盼望他早点走。
现在他最喜欢的，还是莫特利，俾斯麦之所以喜欢这位有兴致且十分坦率的美国人，就是期望性情较为平和的人来平定他自己的天生不安宁。无论是君主，或是乔安娜，都没有这个资格，这两个人都是他所尊敬的，除此之外，他看不起全世界的人。君主与乔安娜都是常伴他左右的人，没有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威廉年纪已老，又不甚聪明，俾斯麦的夫人乔安娜是过于温柔而无阅历。他们两个人的情性都比较温和，却不能使他安静。莫特利的安静是与世无争的，是自然的，却是卓尔不群的；他是俾斯麦的一个忠诚朋友，却无求于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莫特利非常独立，在俾斯麦所知的人中，无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在一群心怀恶意与蠢笨的人中，他能够完全依赖莫特利，他是俾斯麦的真正的朋友。俾斯麦只有对莫特利才写这样脱俗的信。俾斯麦向来是让人等回信的，对至亲至近的人也是这样，他却屡次主动写信给莫特利，都是用以下的腔调——大多用德文，有时也用英文：“约克，我的宝贝——你到底在哪里？你连一封信也不写给我，你干什么去了？我同黑奴一样，从早劳碌到晚，你却闲得无事可做——你与其游手好闲，不如写信给我了？我是不能按时写信的，有五天的时间我几乎抽不出一点散步的时间，但是你这个懒惰的老东西，什么事使你忘却了老朋友？当我正要上床睡觉时，忽然看到照片上你的双眼，我宁可少睡点觉，挤出点时间追忆往事。你为什么永不到柏林来？从维也纳到这里还不到一个美国人度假旅游所走的路程的四分之一，在这个令人乏味的生活中，我和我的夫人都很想再见你一面。你几时想来？如果你来，我发誓要腾出时间来陪你故地重游，在某酒店里同你共饮一瓶酒。你不要理会政治了，来看我吧。我答应你把联合旗高高挂在房顶上，谈天说地，开一瓶上好的白酒……不要忘记老朋友，不要忘记老朋友的夫人，我的夫人也同我一样非常热切地想见你，你若不来，至少也要来封信。”
当莫特利被派为驻伦敦大使时，他们二人近在飓尺，俾斯麦从瓦森写信给他，说道：“你该把你的寓所搬到波美拉尼亚森林来，这会给我们带来欢乐。对你这样的一个航海旅行家来说，这不过是旧日从柏林往格了根的路程。你扶住你夫人，上一辆马车，二十分钟就到车站，再花三十分钟后就到了柏林，从柏林到我这里也不过半日的路程…你能来是最好不过的。我的夫人，我的女儿，我自己与男孩子们，都会欣喜若狂的；我们就会如同往日般地快乐……我被这个念头深深地吸引住了，你若不肯来，我必定会气病的，这是不利于政治局面的。”
他是真心喜爱莫特利，他爱妻子还带着多少为夫为父的责任，他喜欢这个美国人，是既无用意又无理由的。这两个人开始交往密切时起，俾斯麦不过才十七岁，他喜欢这个美国人六十多年不改。对于俾斯麦来说莫特利在某些方面弥补了他的不足。如从前泽尔特之于歌德。莫特利在男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如同玛尔维妮在女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一样，既随和，又是个极聪明的人。他还是个有兴致的人，同时既富于阅历又很谨慎。这个德意志人会从来自年轻国度的人群里找着他最好的朋友，并非偶然。
乔安娜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在冲突时期，她因为怕有人谋杀她的丈夫而整夜睡不着，他屡次说她“失眠，心跳，沮丧”。他送她到几处有矿泉的地方疗养。在她四十岁时，她写信给女儿，自称“老母”。当儿女们逐渐长大后，摆脱孩子的束缚后，她又如同母亲照顾儿子那样照顾自己的丈夫。她后半生所惟一关切的事就是照应他的身体，减轻他的烦恼，伺候他、保护他。为此她什么都抛弃了——她的欲望，她的消遣，她的见解；她绝不敢劝他；当他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时候，她不直接写信给他说她心里的想法，只有让她的朋友乔特尔去间接地探问，她是否可以先到维也纳。她就是这样深爱着她的丈夫，不肯炫耀自己。有一次俾斯麦夫妇同柯雪林出游，俾斯麦问乔安娜，喜欢再往前去，还是返回。她答道：“随你喜欢，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当俾斯麦在瓦森有病的时候，她“日夜陪伴他，只有吃饭时走开一会儿，她很安静地坐在屋里，或看书，或做活，或替他做事。”
他的儿女们也是非常温顺，作父亲的不要求什么，他们不敢做什么。俾斯麦说玛丽应该学写点东西，他一听说这个十六岁的女孩觉得写东西是一件很难的事，他就不再让她写。他追忆他的少年事时很伤心，这使他比较纵容儿女。他虽然是个立过奇功的人，心里却对世间的任何人抱有怀疑态度，当他对柯雪林说他不打算教育他的儿子们出去作官时，他流露出愤世的心境。他说道：“作官得不到什么好处，还要在世上银十字架。”当他在尼科尔斯堡时候，正逢他儿子的生日。他写给他一封信，一开始说的就是政治新闻。他不久就感觉到他所处的两难地位，他是政治家的同时又是教育家，他说道：“当一个人处在政治战场中，老是有许多对头，必要挥拳打倒那些更有气力的，使他们不能再翻身，随后剩下那些较为无气力的——若在私人生活中作这种事，人家就会当作是一种卑劣的行径。”他要他的儿子们时常保持精力充沛。他每每称赞儿子们，只是称赞他们有奋斗能力。
傅斯麦的健康全靠他的精神支撑，他的精神又依赖于事态的演变。他的治病方法如同他的生活那样暴烈。他向来不打伞，不穿雨靴，他所坐的总是马车，他有病用不着医生，他自己当医生。布兰肯堡从瓦森写道：“倘若他还像从前那样过不健康的生活，他的病将无法治疗。他午睡通常起得很晚，起来就在森林里闲逛，如同一个管林木的人一样，要逛到五点钟。他五点，六点，或七点开始吃饭（吃得很多）！吃完饭打半个小时的台球。随后他再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最后吃冷的晚饭，因为不消化，晚上睡眠自然不好……他说起他的诸多烦恼，几乎要落泪，他说无论什么事都走错方向了；他却并不给我从旁边说句话的机会……他就是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结果患了很严重的消化不良。”有一次关于汉诺威的财政问题，他的议案只以多五票的优势通过，他“就很受震动，立即开始胀痛，吐黄汁”。罗恩警告他也无效。罗恩说道：“我想你该有充足的自制能力以遏制你本性的过火之外，要过一种有价值的有节制的生活，强制自己！你必定要做到这一点！‘罗恩，是他的一个最可靠的同伴，敢用”必定“这两个字眼，然而即使说了也是枉然！
俾斯麦天生好怒，这使他在办日常公事时受到的阻力，要多过在决定重大决策时受到的阻力。在加斯泰因时候，有一次一连下了两三天大雨，他很不高兴，说那里的空气如同洗衣房的一样。他寓所左边的瀑布，也令他神经不宁。无论什么时候在多山的地方，他总嫌天涯不宽。他的夫人写信告诉他说，孩子们的牙已经刮过了，他答道：“你使我非常着急，觉得心里很不安！”有一位黑森的领袖问他黑森的未来时，“他的肤色本来就不太好看，现在更加沉闷。他一言不发，显得很焦躁，一会儿拿支笔，一会儿拿一把切纸刀，过了一会儿，嘴边露出些高兴的微笑；但不久就消失了，他的面目露出真正魔鬼的神色，皱着浓密的眉毛。”
当他的身体逐渐衰老的时候，他生来的精力却与光阴奋斗，他开始像他的少年时代一样怀疑一切。他从前接受过宗教的信仰，现在所保留的，不过比形式多一点。有一个奉教虔笃的邻居说俾斯麦毫无忌惮，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圣诞信答复，以一个信奉基督教人的态度自居：“我很愿意承认我应该多去几趟教堂……我不到教堂，并非因为没有时间，实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尤其是冬天……无论什么人说我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政客，这真是冤枉我。那些冤枉我的人，不如先在这个城区里面，找寻一下他的良心丢在何处？”有一个军官在他的徽章上刻上格言：“永不后悔，永不饶恕！”俾斯麦听见很高兴，倘若饶恕与悔罪是基督教的两根柱石，我们看见俾斯麦这样高兴，禁不住微笑。俾斯麦议论这句格言时，说道：“我早就知道这个宗旨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用的！”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开战的前几日俾斯麦写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写道：“骰子是掷下去了，我们很有把握地着眼于将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上帝的心肠往往是无故而改变的！”
今天就如从前一样，俾斯麦把他的君主党见解，加在他的基督教的诸多公式上，如同一个人把他的盾挂在树上，自己就在那影子下安营扎寨。俾斯麦的傲气是无人能比的，他除非是被消灭了，除非他接连对自己提议说君主的权力是有神圣源头的。不然，必定要革命。他吃饭的时候对着许多人说：“假使我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徒，我是不肯再伺候君主一分钟的……我的钱足够生活了，我在世界上所得的地位也令我很满意了，用不着君主了……我不爱荣衔与徽章，我坚信一种死后的生活，所以我是一个君主党，不然的话，我若跟着我的性情走，我该做一个共和党。其实我是一个极端的共和党！惟有我那坚定的宗教信仰，使我在这后十年内不改变宗旨，无论什么事都不能使我改变……假使我没有宗教信仰的根基，我早就告诉朝廷往地狱去吧！”席上有一个人反驳他，说有许多人只因知有国家，所以才侍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