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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和麻城，是鄂东北地区工家革命最活跃的地方。1925年，共产党支部在这里诞生，随后，密秘的农民协会、贫民夜校和“红学”等革命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武汉，这里的农会开始公开活动，“红学”又办武装训练班。“四·一二”政变后，这里党和群众组织的革命活动仍然继续发展。1927年11月13日，四乡三万多民众和三百多支枪，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地主豪绅！”等口号，在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洁领导下，一夜之间，攻克黄安县城，活捉县长贺守忠，解除民团武装，这就是著名的“黄麻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鄂东的反动统治，给地方反动武装以有力的一击，揭开了鄂东武装斗争的序幕。
徐海东率领二十七人组成的自卫军，经过急速夜行军，天亮时到达黄安县城。展现在徐海东面前的黄安县城，已不是过去的车少人衡的萧瑟情景，而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像赶庙会似的，一派繁忙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月18日。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
全城张灯结彩、鞭炮震天，人们奔走相告。徐海东作为黄陂的代表，带领二十多人参加了黄安城举行的庆祝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万人大会。他们被安排在会场前沿靠近主席台。
“现在我宣布：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啦！”大会主持人，武装起义总指挥潘忠汝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喊出了千百万工农大众的共同心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徐海东顿时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心想，这才算革命呢！我一定和这次暴动的领导人聊聊，看看他们是臬发动民众的？为什么迅速取得起义的胜利？将来，黄陂县也一定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曹学楷，挥着手大声讲话说：“要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反革命武装力量！”曹主席宏亮的声音，勒住了徐海东遐想的马缰。他一抬头，正对着曹主席：一身灰色西装、脚蹬皮鞋、脸膛白晰、胸配起义标志，讲话干脆、有逻辑、有深度，渗透着凛凛正气和丰富阅历。
他说：“过去我们种田佬除了每年交粮饷之外，谁也不敢去县府衙门，今天担粪的种田佬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死回生委员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世界，是劳苦大众的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
徐海东越听越兴奋，几乎要跳起来，因为每句话都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不知不觉，大会要结束了。潘忠汝宣布大会最后一项：“参加起义队伍选出代表，下午到总指挥部，把所有部队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下午。一座破庙里，起义军总指挥部内，人来人往，紧张忙碌，但井然有序。
正堂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正在忙着，另一个身挎短枪，头戴礼帽，军人气度胜过别人，仔细一看，在庆祝大会上，是九个政府委员之一，但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又不便直问。
徐海东只好主动上前自我通报说：“我叫徐海东，黄陂县河口区的自卫队队长。县委派我率领自卫队前来增援，由于信在路上耽搁，到黄安时，起义已胜利结束。我们编人哪一路？”
“黄陂的同志来了，欢迎！欢迎！你们来了多少人？”那个人打量徐海东一番，欣喜地说。
“我们原来有三百多人，这次只带了二十七人，七条枪。”徐海东说着，又把他们自卫军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
“你应该尽快转回去，把失散的人集结起来。”
“我今夜就走，那七支枪就先带走啦！”
“带不带枪没关系的。只要有人，就会有枪。”
“不！”徐海东争辩说，“有枪才能有人。”
“你仔细想想吧，”那人笑了笑，说，“有人才有枪！”
徐海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申辩说：“农民看见有枪，一下子就扩大到三百多人了。”
那人像是急性子人，手一摆说：“老实告诉你，现在这里成立鄂东军，最需要的也是枪，要用它来保卫新政权呀，你要是不放心，就先把枪带走，要是放心，就把它留下。”
徐海东也有点不耐烦，问：“你是谁？”
“吴光浩。”那人微微一笑，答道。
吴光浩，啊？！这不是革命军副总指挥吧！宽印堂、高鼻梁、大眼睛，一派英雄气概。徐海东早就听说吴光浩足智多谋，勇敢顽强，今天一见，果不虚传。徐海东不再多说了，朝吴光浩点了点头，便赶忙找他的伙伴商量去了。
有的说把枪留下，有的说先把枪带走。有个党员说：“照我看，人是党的人，枪是党的枪。眼下是要保卫新政权，我们人也不能走、枪也不能走。”徐海东说，“这话说得在理。”最后商定：由徐海东一人带支短枪回去召集人，其他的人和枪全部留下。
徐海东马不停蹄，连夜赶回黄陂，向县委汇了报情况。县委立即派人和徐海东一起回到河口区去组织自卫军。
12月6日上午。黄陂县城一个偏僻客栈。
火红的太阳，刚一露头，就被乌云挡住了当芒。
黄陂县委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县委代理书记老王（陈书记重病不能参加）以沉痛的心情说道：“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调遣其十二军的一个正规师，于昨天晚上向黄安城发起攻击。鄂东军在中内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指挥下，奋勇应战，但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在浴血奋战中，这两位人民的英雄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刚刚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城又陷入敌手。”
王书记用手帕拭拭泪，说：“现在敌人正在黄安、麻城的四周‘追剿’，朝着黄陂县扑过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县委决定：共产党员迅速转移，自卫军立即解散，各自回家隐蔽。”
徐海东听到黄安失陷的消息惊呆了。失败，是出乎他意料的。痛苦之余，他想起那七条枪，二十七个人。现在情况如何？若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他们的亲人交待呢？早知如此，我真不该回来，要是和他们在一起就好了……
“革命真难啊！”徐海东又一次发出了叹息。
民团以及地主操纵的红枪会四处抓人。徐海东在窑场也不能安身，只好到外地，东躲西藏，过了几个月的游僧生活。即使这样，他也没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到一处，做一处的工作。后来他开玩笑说：“那时，我是夜猫子，白天睡觉，夜间广收僧徒。”
一个共产党员，总不能像个逃犯似的，见不得人，相反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开创新局面而斗争。这是徐海东总结出来的原始想法。当然不如两年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这一落千丈条思想路线精辟和深刻。徐海东在这一想法驱使下，光明正大地走进徐家老窑场，向窑工们公开宣布：
“大伙都是明白的，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当中哪能个害怕受牵连，那就离开这里。我有话在先，我是不走了！”
一位瘦骨嶙峋的窑工语重心长地说：“元清，你放心住下好喽，没有人卖你的！大家都知道，你既不贱，也不是窃，就是不满这个世道，跟上了共产党。”
“你住下吧！你也是为我们穷窑工翻身才到这步的！”一个远房哥哥说着，“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凭你那副手艺，还能当师傅呢！”
“对！”一个满脸泥巴的窑工说，“有饭一起吃，有难共同当！”
几个月的云游生活，徐海东多了几分人生体验。听了老家窑工的话，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我一定好好干，不拖累大家。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一定有饭同吃，有福同享。”这种纯朴、高尚的无产者友谊，把徐海东和窑工们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
第三天，有两个从河口区方向来打柴的农民，把柴放到离徐海东不远的地方，像是歇脚，眼睛却四处滴滴溜着，见无旁人，他们各自从柴捆里拿出一支长枪往徐海东跟前一递说：
“给！”
徐海东开始有点纳闷，仔细一打量，原来是他带去参加黄麻起义的两名队员。他有说不出的高兴，急忙问：“这枪，你们是怎么拖来的？”
那两个农民顿时眼泪汪汪。一个说：“我们在黄安被驱散之后，害出性命把它背回来的。”另一个补充说：“这几个月，转到这里，混到那里，心想只要不死，总会找到你……”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黎海东说：“谢谢你们，你俩在这和我一起做窑工吧！等待时机，再闹革命？！”
“不。枪，交给你。从此我们洗手不干革命了，回家安分守已，种田度日子。”
徐海东一看他们主意已定，现在又不是时机，也就没再劝说。
“我这就剩两块光洋，给你们吧！好好种田，将来想干了，再来找我！”徐海东叮嘱说。
枪啊，枪，八支仅剩三支。这三支枪成了徐海东东山再起仅有的武器。
徐海东仍然是个“夜游人”。没几天，他就和陈定候、江竹青、张养民等几个一起闹革命的人联系上了。他们约定：不再藏头躲身，就在窑工和农民中开展工作。他们相信：只要能把周围的人都拢到革命一边，定能开拓出一条生路来。
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回忆说：
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会到没有枪杆子就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页。）
暴年关打游击 人赞徐老虎
1928年腊月初的一个深夜。黄陂县城三十里外的一座破祠堂。
破祠堂坐落在山坡上。前两排房子破旧颓败，杂草丛生。最里一排房子，是个大厅。大厅屋顶上坐着两个人，在夜色里成了屋脊上翅起的“兽头”。大厅旁的小耳房里，窗户被蒙着，油灯下，黄陂县委正在研究重大行动方案。
寒风凛冽，夜霜沉落。耳房里四个人的心情激动万分。县委代理书记老王，脸白白的，留有分头，一绺头发耷拉下来，他用手朝上捋了捋，坚定地说：“现在全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去各地举行暴动，迎接这个高潮的到来。革命么，就是暴动，就是不失时机，发动群众，点起火把，冲进地主的庄园，打土豪、分田地、分财产、分粮食，消灭敌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暴动。就是暴动精神，这是不能怀疑的。”
“可是，暴动，现在条件成熟没有？我们现在的力量够不够？黄麻暴动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