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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3日，澳门各界人士准备宴请何贤和马万祺，以慰劳他们为社会公益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何贤得悉后，立即高兴地同马万祺商量：“办这样一次宴会，耗费不少，出席的人又不在乎吃一餐，倒不如将这笔钱拿去救济贫民。”马万祺一听，觉得此主张实用得多，于是连连赞同说：“好主意！好主意！”
两人立刻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澳门各界人士，建议将宴款移送同善堂施粥给贫民。到了宴会之日，“庆桌”上却只有一杯清茶。面对人们的抱憾，何贤和马万祺却感到这“清茶之招待”，令他们两人都无限欣慰……到了这年冬天，何贤的新居落成了。于是致函各位亲友，前来小聚庆贺。最终，他从简办席，却将欢宴亲友的部分筵席金、贺金以及个人再捐款凑整5万元，赠予同善堂。
在何贤就任华人代表，和父亲澄溪老人逝世三周的纪念日时，他又致函各界好友：“凡欲送礼者，请致送镜湖慈善礼券。”
闹了半天，他是借花献佛，难怪“大言不惭”呢！
结果令何贤甚感欣慰：镜湖医院慈善会收到港币22．4万元！
何贤，好大的面子。
“镜湖”按照何贤的意见，拿这笔礼金扩建了急诊室、医生宿舍、药仓、制药室、饭堂等，还余下9万多元作慈善经费。如此一来，他们既改善了镜湖医院的硬件设备，又改变了慈善会经济上长期出现赤字的状况。
从澳门日报的一个小栏目“澳门说图”中，刊有当年澄溪公“举殡行列”的一帧旧照，才知晓何贤是为纪念其父逝“三周”而非“三周年”，且确实为了镜湖收纳“善款”。
何厚铧家族传31、扶贫济困乐善举
31、扶贫济困乐善举
澳门有许多高楼大厦，气派豪华壮观，可惜那都是富商阔佬们住的。大多数贫民百姓，住的却是低矮狭窄的木屋或铁皮屋，我们内地人称这类住宅群落叫“棚户区”。“棚户区”内的街道坎坷坑洼，街灯不明，屋里没有自来水，公用的水龙头也不多，说白了就是贫民窟。然而，就是这些贫民窟，有时也保不住。
1950年夏天，澳葡政府工务局认为青洲的木屋七糟八烂，影响市容，下令拆迁，让人们一律搬到指定的地方重建家园。可他们竟忘了，这里住的多是贫民，哪里有能力重新盖房子呢！
因此，居民们纷纷致函总商会，要求总商会为他们申诉，请求政府准许缓拆。作为理事长的何贤听到民众的呼声后，深表同情，觉得应当替他们奔走呼吁。
何贤偕同商会理事陈直生、叶子如、陈毅生，到了工务局找局长毕士达。毕士达见是何贤，不能敷衍，只得亲自带领官员到青洲实地了解。他们一到青洲木屋区，居民们就派出代表来向“贵人们”陈述迁建的困难，和新规划区街道太狭窄、房屋之间距离太密，以及自来水龙头不够等等问题。
毕士达与何贤等人又访问了几户木屋贫民，见到他们的屋中大都四壁空空，穷困不堪……何贤见毕士达愕然，于是说：“你总算眼见为实吧？似这番模样，他们填肚子都困难，哪里有钱建新屋呢？”
毕士达也很同情地点头，于是他当场答应木屋居民的请求，改变了拆迁办法。
青洲百姓们都流着泪，感谢商会和工务局能体恤民情，对于何贤为他们奔走请命，更加感激得叩首涕零……
1955年1月10日，正是冬天。本就拥挤不堪的青洲区不幸再失大火，这可真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四百多间木屋顷刻之间已烧成灰烬。
那时快到年关了，两千多贫民一下子雪上加霜，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其困苦情况可想而知。
何贤流泪了。事发当天他就率领总商会、工联、同善堂和镜湖慈善会四大社团的人们赶到青洲现场了解民情，并且发放救济款，尽全力帮助解决难民们充饥、御寒和临时住宿等急需解决的困难。
第二天，澳门社会各界成立“澳门各界救济青洲火灾灾民筹募委员会”。谁来领导这筹委会呢？“贤哥！”大家毫不犹豫，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出这个令他们倍觉力量的名字。
何贤凡是做善事，从来有一“特长”：他不但乐于担任领导，亲力亲为，而且总是带头解囊，其数目也常常是最多的。这回为着“让数千灾民重获居所”的宏愿，何贤第一个以自己和先父何澄溪的名义，捐建新铁皮屋55间。接着，何贤又率领银业公会全体理监事沿门劝捐，在何贤以身作则的影响下，此次募捐工作成效斐然。
要知道，在当时的年月，一场大火之后，能使数千灾民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都有住所，都有饭吃，都能开始新生活……是多么不易的事啊！
何贤对待穷人，对待灾民，可不是那种摆摆“甫士”（样子）的蜻蜓点水———“意思意思”，何贤的人情味儿，浓得似“烈酒”，而不是淡淡的关怀和体恤。
为何如此比喻？有一则澳门百姓的忆述，说当年石仔堆发生大火后，何贤不辞劳苦慰问灾民，当听到灾民反映没有烟抽时，他居然立即叫人买烟送来分给灾民！
这样的“救灾”实在体贴入微，也实在令人无法不为“贤哥”的真情所动容……
何贤还时常周济穷人，做他们“丢本亦无息”的债主，他借给别人的钱，除大数目外，从不追讨。有些人借到“贤哥”的钱，写回借据，他随即撕掉道：“你好好地去生活，我就算帮到你了。”有的人来给何贤还款，顺带索要借据，他又说：“对不起，我从不留别人的借据。你反正要不到了，还是把款拿回去吧，咱们两清。”
何贤为何待人如此恩重如山，为何对公益慈善事业情有独钟呢？他做善事，救贫民，从不吝惜精力，更不吝啬金钱。
何贤的信念始终融于生命：“我经营企业，取诸社会，要用于社会。从社会赚来的钱财，我要将其中的七成用于社会。”
何厚铧家族传32、为民请命解忧难
32、为民请命解忧难
被称为大企业家、银行家的何贤，50年代初被澳督委任为咨询会的华人委员。据《澳门组织章程》和《咨询会章程》之规定，咨询会是澳督的咨询机构，其工作附属于澳督，协助澳督执行立法及实施任务。与立法会一样，咨询会席位的分配，按澳门人的习惯说法，大体上是“三三制”：即三分之一是葡人，三分之一是华人，三分之一是官方人士。这些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他们互相制约，保持基本稳定与平衡。
何贤作为咨询会中的华人委员，时刻不忘为自己的同胞，特别是为那些无权无势的下层同胞争取利益，维护他们的权益。何贤出任咨询委员不久，便有一家葡人开的公司发生了劳资纠纷。
事情的起因是，葡人老板见生意不好，于是决定压减工人的工资。消息一传出，公司大乱，在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工人们经商议，决定派七名工人去和葡人老板谈判。当时澳门并无劳工法，工人们敢对老板的决定表示异议，在这个葡人开的公司里，可算是破天荒头一遭。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的葡人老板，对站在他面前的七名工人代表注视了很久，还像做梦一般，不相信这是事实。工人代表们明确正告老板，如果他一意孤行要减压工资，那么他们也有办法使老板遭受同样的损失。
没过几天，葡人老板找了个借口，把那七名工人代表解雇了。工人们反复找老板申辩都不见效，只好去向澳葡市政当局反映。何贤得知此事内幕，便在一次澳督召开的咨询会上发言，但澳葡当局施加的影响，并不能使那个公司的葡人老板收敛，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他只是答应如果再录用工人，一定优先考虑录用这七个工人。过了一些时日，工人们发现新来了几个工人，而被解雇的七名工人代表无一人被招回，这个骗子老板！可怎样才能说服他重新雇用那七名工人代表呢？大家说了不少点子，可没有一个点子是人人都觉可行的。最后有人说：“去请商会的贤哥吧。”
此人一倡议，大家齐声叫好。
何贤在商会办公室里，接见了工人代表。听罢大家的诉说，何贤道：“原先我在咨询会发的一通议论，都不顶事？这次看来我要去找他谈一谈。”
工人代表见何贤慨然应允，非常高兴地走了。过了几天，何贤当真去找那葡人老板“算账”了。葡人老板知道何贤是澳门华人商界首脑人物，又是澳督委任的咨询委员，态度不敢怠慢。于是，他连忙客气地请何贤到会客厅里就坐，并问何贤有何贵干？何贤将来意直言不讳地告诉葡人老板，葡人老板没料到，何贤竟是为工人们的事而来的，他有些尴尬，脑子里不住地思前想后，急谋对策。
何贤说：“我们是同道做老板的。照我的经验，你对工人好，他们肯认真负责地干活，我们做老板的才有钱赚。对工人好呢，不但是体现在工钱方面，最重要还得赢得人心。否则，他们耍些小花招儿，吃亏的还是老板。”
葡人老板根本听不进何贤这番劝说，插话说：“何先生所言极是，我一定认真考虑。”
何贤见状，只好告辞出门。葡人老板一直没让七名工人代表复工，结果工人们横下一条心罢工，以示最强烈的抗议。
何贤闻讯，又再次上门调解。葡人老板这次见到何贤，不禁流露出求助的神色。何贤佯装毫不察觉，对老板说：“我愿意去和工人谈谈，让他们恢复工作。生意好了，自然有添人手的必要嘛，是不是？”
葡人老板十分感激何贤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何贤没说一定要收回七名被解雇的工人，却只道生意好了要添人手，颇给葡人老板面子了。葡人老板心里自是十分感激：“多谢何先生相助，本公司是准备再增加人手，只是这段时间事情多，一下照顾不过来。”
何贤笑笑点头：“好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训，叫‘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你身为老板，做事决策有时向下属们妥协，并不一定会折损威严。可是一旦食言无信，说话不算数，三番两次出尔反尔，那就在下属面前失威了。”
葡人老板脑门儿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希望老板你下次不要食言了。”何贤握握葡人老板的手说。
葡人老板只得“鸡啄米”式地连连点头应允：“一定！一定！”
何厚铧家族传33、跑狗场上遇险情
33、跑狗场上遇险情
1932年，一些华侨和美国人建议在澳门组织一个“澳门赛狗会”，由富商范洁朋承办，投资50万港元组织了“澳门赛狗会”。然而开办之初由于设备不完善，场面颇为冷落，不到一年，跑狗场便改由电灯公司总经理、英商嘉理仁接办。嘉氏接办一年之后，因跑狗会不愿再补本购狗，而致赛事日淡，连着又转由商人毕侣俭接办。然而，那时候进跑狗场，不是一般人所能消费得起，毕氏仅仅经营了三年多，又宣告停业。
1940年，澳门政府将赛狗场收回，改成了运动场。一晃二十多年，没有人提过赛狗的事。直到1961年，印尼华侨郑君豹，向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