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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家族传49、赌业竞争新霸主
49、赌业竞争新霸主
澳门，这个巴掌大的弹丸之地，却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世界级赌城。有人说，是赌博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澳门。也有人说，博彩业历史悠久的澳门，其经济支柱还是赌博，赌博渗透澳门的每一个角落。
自1937年起，由傅老榕、高可宁等人组成的泰兴娱乐公司，承包了全澳门的赌业经营权。到1961年签约期满后，澳门政府根据新的法令公开招投澳门赌博娱乐经营业务。泰兴娱乐公司，对既得利益自然不肯撒手，表示绝不相让，在投票时志在必得，霸气冲天。
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完全不能小瞧。要问鼎傅家赌霸宝座的，是一个“四大天王”的精英组合：霍英东、何鸿、叶汉、叶德利，这些人都是能摆上台面的响当当的大人物。
霍英东和何鸿都是港澳屈指可数的富豪，又都堪称经营天才。
在这样一个组合中，作为本世纪初雄霸香江的何东家族后人的何鸿，是个焦点人物。虽说他刚入赌界，但可以说惟有他是带着一股先天的王者之气进入赌门的。
18年前，因为战乱而逃离故园，为重整河山，出人头地，何鸿孤身闯荡澳门，那时他身上只有10块钱，历尽相当多的危险与艰辛。8年前，因为恶势力威逼，何鸿忍痛离开了澳门走水道回香港，但那会儿他已坐拥两百多万的家财。再8年后，何鸿成为名噪港澳的千万富豪，踌躇满志地重返澳门打天下。
他40岁了，到了“不惑之年”，一定要干一番大事业，干得轰轰烈烈，一鸣惊世。何鸿涉足赌业竞争，完全出于偶然，据说是叶德利受了叶汉委托拉他入股合谋大业的。虽然经营赌业不是何鸿长期谋划的投资选择，但富有商业头脑的何鸿一听就知道，这当然是发大财的最好时机。
何鸿最大的心愿，就是要风风光光堂堂正正地回到澳门，洗掉昔日受过的逼逃耻辱。
眼下，博彩业和黄金买卖，正是澳门的两大经济命脉。何鸿深知，倘若他们这方能投得赌业的专营权，那么澳门的两大命脉之一就有了他的份额，这才是最能够消除耻辱重振雄威的大业。所以，何鸿果断决策，拿定主意便义无反顾。
由于考虑到自己和叶德利是亲戚，这样与叶汉结成三人组合埋下的隐患太多，因此何鸿又力劝霍英东加盟。霍英东既不同于“职业赌枭”叶汉，也不同于花花公子叶德利，更不同于出身豪门望族的何鸿。他出身贫寒，能由一穷二白变成千万富豪，那完全是靠个人奋斗，凭着血泪汗水累积成金的。所以，他尽管被何鸿说动加盟了，却持小心审慎的态度，并不情愿冒大风险做这类偏门事。
但毕竟，在商言商，巨利是永恒的诱惑。
澳门赌业是一块肥肉，谁都想争。
由此不难想见，这四大天王凑到一起，矢志争夺澳门赌业的经营权，而他们的对手，是称雄澳门赌城长达24年的傅、高两大家族，双方旗鼓相当，无疑是场你死我活的龙虎之斗。
傅老榕与高可宁都已作古，泰兴娱乐总公司的现任掌门人，是他们的儿子辈。傅、高家族的第二代均未经过赌业训练，但他们坐吃肥山金海，岂肯将二十多年的家族霸业拱手相让？一时斗起来，搭上数条人命也会在所不惜。因此“四大天王”可谓身负压力，“敌手”的势力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鸿虽然最雄心勃勃，但他身负的压力也最大。因为他的对手，除了傅、高两家族之外，还有当年把他从澳门逼走的那帮势力。
那帮势力目前不仅盘踞在澳门，而且实力比当年更加强大。
他们倘若知道何鸿踏足澳门，并志在夺取赌业经营权，那必将会极力破坏，甚至暗中与傅、高家族联手，进行疯狂的大反扑。
投标尚未开始，气氛已是大兵压境、兵临城下，山雨欲来风满楼，阴云笼罩、闷雷滚滚了。
何厚铧家族传50．赌王干戈化玉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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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家族传51、拯救生命施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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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家族传52、“文革”年代苦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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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家族传53、历尽沧桑返故园
53、历尽沧桑返故园
1976年金秋十月，中共中央为民除害，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是中国当代历史最最重要的转折关头，用共产党人的话说，叫“拨乱反正”。1977年夏天，何贤回到广州，又约了岳溪乡的干部，到广州人民大厦跟他见面，并一如既往地捐钱捐物，帮助家乡恢复生产。何贤也想跟县里领导联系，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摆脱昔日的阴影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你有情来我有义，心有灵犀一点通。事实上，番禺县领导也很想与何贤重新建立联系，特别是1978年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接着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和“三胞”（侨胞、台胞、港澳同胞）政策之后，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接触何贤，并通过他与番禺籍的港澳同胞建立起骨肉亲情的联系……
1978年12月底，何贤因事回到广州。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和市政协、市侨办、市外经委等领导，在广州大三元酒家设宴招待何贤。
番禺县统战部长卢开获此讯后，连忙拨电话给广州市委统战部，希望同有关部门联络，安排番禺两位领导参加此次宴会，给番禺提供一个接触何贤的契机，得到省市领导的批准同意。于是，番禺县委副书记李志恩和统战部长卢开，出席了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三元盛会”。席间，两位干部向何贤汇报了家乡落实政策的情况，他在番禺的亲属凡在“文革”中受过批判的，现在都予以平反。
卢开又告诉何贤，何氏家族的祖屋“文革”时给人占了，现在已收回，准备修理之后就交还给他。
临了，县委副书记还代表县委向何贤致以深深的歉意：“何贤先生，过去你对家乡建设出了大力，在‘文革’中的遭遇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希望何贤先生谅解。”
何贤听罢，轻轻摇了摇头，而后平静地说：“这些我能理解。中央那么多老领导、老革命尚且挨批挨斗，我这个资本家自然难免喽！”他顿了顿又说：“批我骂我倒也罢了，只是连接待过我的同志也遭批斗就极不应该，极无道理的了。”
十年浩劫，最深重的灾难恐怕还在于扭曲了人心与良知吧。千疮百孔的心灵遭际，能够得以迅速地复原么？他们原以为何贤会有许多怨气，甚至从此不理睬家乡的事……没想到他心胸这般开阔，完全不计前嫌，念的却只是他人的不幸与不公！
此次会面后又一个月，也就是1979年春节前夕，何贤又回到了花城。花市的摊子摆满了大街小巷，春意盎然的景象，预示了一个好兆头。统战部长卢开，打听到何贤此次住在华侨大厦，就偕同副部长陈浩一起去拜访他。
他们见了面，就向何贤汇报了继续落实华侨政策的情况，并且叙述了团结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计划，希望何贤能够带头并帮助做好几位港澳知名人士的工作。
何贤听此一番话，坦然相告说：“这个工作是要做，只有消除坏影响，才能让人重新建立信心。我本人是没问题的，我对国内的情况知道得多些，容易理解。人家则不同，成见太深了，慢慢来吧，多做工作。”
何贤说罢从口袋里拿出信封，问卢开道：“你们搞统战工作，有没有车子用呀？”
卢开答道：“县里的车子较少，用车还有些困难。”
何贤听罢，即刻写了“捐赠两台15座客车、两台9座豪华型小车”的字条递给卢开，并说：“送几台车给你们，有时港澳同胞回来也好有部车子接送。”
卢开、陈浩等万般感激，感激的不只是几部汽车，更重要的是何贤赞成他们做好港澳同胞的工作，并且用实际行动“雪中送炭”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何贤对番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把霍英东引回到番禺来。霍英东在80年代以前，跟番禺可以说基本没任何联系。霍英东没有祖乡，他原是水上人家出身，但他自己愿意承认自己是番禺人。论家财，霍英东比何贤多得多，何贤仗义疏财，比不得暴富之家，所以论出资，霍英东在番禺拿钱助建的数额自然比何贤多。现在番禺的县委书记和主要领导，都感慨地说：“如果没有何贤，我们不会认识霍英东，也不会把霍英东引到番禺来。”
在广东，何贤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充当了面向港澳同胞的第一个“传声筒”。
何厚铧家族传54、乡土亲缘赤子情
54、乡土亲缘赤子情
回来看看，好好看看———这是港澳同胞爱国爱乡迈出的最最艰难的一大步。
何贤知道，就是要通过一批人回乡观光，才能增进港澳同胞对家乡的了解；另一方面，何贤又邀请番禺县县长黄伟宁，副县长何桃、刘檩添，人大副主任刘云程和统战部长欧秋到澳门、香港参观。
在何贤的召集下，番禺籍的全澳知名人士，参加了在葡京的宴会。席间大家兴奋不已，谈出一个好点子：为加强与乡人联络，建议成立“澳门番禺同乡会”。后来同乡会成立时，人们又一致推举何贤为“永远会长”。
在香港，为了提高号召力，扩大影响，何贤建议用“三何”的名义，向香港番禺同乡的知名人士发出邀请。这“三何”乃何贤本人，何贤的同父异母同岁兄长何添，还有何贤创业时的老友何善衡。
这一招儿真叫灵验！果不其然号召一出，八方响应，连建国后一直不敢接触新中国的人士，甚至那些一向都偏倾台湾当局的社团领袖，都出席了何贤举办的盛宴。
在这次欢宴的基础上，“香港番禺工商联谊会”趁热打铁地诞生了，何贤又被推举为荣誉会长。为沟通港澳同胞与家乡关系而甘当“排头兵”和“吹号手”的何贤，这一番举动，可是对家乡的最大帮助。1979年，何贤与霍英东回县，加上张耀宗也回乡观光，三人碰头碰出了“火花”。看到家乡还缺个优雅住处，香港知名人士张耀宗便提议，在番禺兴建一座高级宾馆，用来接待外商和回乡的港澳同胞，以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需求，并要何贤牵头行动。
何贤觉得张先生说得在理，大陆也开始讲究“投资环境”了；再说，给外商一个良好的印象，这也是个“粮草先行”的措施。于是，何贤找霍英东商量，霍英东也答应捐资建宾馆。何贤与兄长何添首先为兴建宾馆捐资二百多万港元；而后霍英东又出资三百万元，张耀宗先生和梁昌哲的儿子等又捐赠一百多万港元，建了一座占地面积4万3千多平方米、拥有220个床位的园林式现代化建筑，且命名为“番禺宾馆”，何贤为之兴致勃勃地题了四个大字。
番禺宾馆的兴建，为华侨和港澳同胞造福桑梓牵了头，日后不仅成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