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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家族传65、参政议政担重任
65、参政议政担重任
80年代中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已达成协议，澳门回归问题却还迟迟没能提上议事日程。那时候，澳门各界人士对于澳门前途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莫衷一是，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看法向首都北京表达。
1985年，澳门一群年轻工商界人士应邀访问北京。当时，应邀访问的团体寥寥无几，而能够直接与国务院港澳办对话的更是凤毛鳞角。当年，询问团的团长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刘衍泉，何厚铧任副团长。“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澳门第一批访京团，是第一个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谈及澳门回归祖国问题的访京团”。何厚铧回忆当年曾引起社会颇大反响的一次难忘旅程。那时候，是他们首次带回了北京对澳门问题的信息，无疑是对澳门的回归定下了时刻表。“那次印象深刻，由此亦使我们预计到后来的中葡谈判，乃至制订基本法。无论对我们的团员以至澳门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何厚铧认为，当年那一群年轻气盛、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工商界人士，对后来的澳门社会都有积极深远的作用和影响。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般———在今天看来，这班人都已成为社会精英，也正在为澳门的顺利回归作着积极的贡献。
1986年6月30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终于在北京举行，由此拉开了澳门踏上回归祖国的序幕。当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何厚铧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会增补港澳5位知名人士，其中香港占3名，澳门占2名。这样一来，港澳地区委员由原来49名增至54名。在此次增补名额中，体现了北京对澳门地区的关注和重视。
何厚铧当时只有31岁，获悉当上政协委员，何厚铧非常高兴，他说今后又多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他认为在中葡两国政府即将举行澳门谈判的时刻荣获增补，更显得任重而道远。他希望能在任期内，透过政协向北京多反映澳门居民的意愿，特别是在回归祖国前的特殊历史过渡时期之中，搞好团结工作，保持澳门的发展地位，多提建设性建议，对祖国的现代化大业多作奉献。
1988年，何厚铧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已故的何贤生前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在澳门的社会事务中，何厚铧跨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年，澳门经济环境不算太好，但大量“中资”则视澳门为金矿。中资（尤其是地下中资）在澳门的大量投入，无疑令小本经营的澳门本地资本面临困境，大部分澳门商人敢怒不敢言……其实，那景象决不正常，无疑破坏了国家资本在澳门的形象，也影响了澳门经济的正常发展。
身为全国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何厚铧勇挑重担，直抒己见：“资本主义社会，大鱼食小鱼天经地义。但中资作为国家资本，要了解港澳两地的经济体系，不能单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本地工商业者的发展机会。”他又说，澳门本身的经济条件还未成熟，尤其在过渡期内，难以承担这样的经济活动。“抢饭碗”是明摆的事实，这是在此次人大会议中，许多代表提出的共同意见。
不愧是澳门的代言人！何厚铧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重视，也吐出了澳门工商界憋在心里的话，赢得广泛好评。不多久，澳门的中资活动果然获得合理调配，既发挥了中资的作用，也为澳门的经济缔造了较合理的发展环境。
1993年，何厚铧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当年，澳门政府举行第四届立法会选举，何厚铧被经济利益团体推举为候选人，并顺利胜出成为间接选举的立法议员。由于何厚铧富有才干兼具社会威望，又被选为立法会副主席（立法会主席由澳门总督委任的土生葡人出任）。尽管不少人仍以“影子”观点检测何厚铧，但他不仅站在父亲的肩膀上，更有着自己生命价值的独特内涵，甚至有不少方面超越了父亲的才干。
何厚铧家族传66、广结善缘息纷争
66、广结善缘息纷争
在继承父亲的事业中，何厚铧显露出他的管理才华。1993年10月，何厚铧被选为第七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他成为澳门地区当选此职位的第一人。1989年的一个晚上，计程车司机因不满意电召计程车只能在港澳码头候客的规定，在大批香港旅客抵澳时进行罢驶行动（根据电召计程车专营规章规定：电召计程车不能在公共场合停车候客）。如此一来，近千名旅客滞留码头，而澳葡官员又都已下班，对罢驶事件置之不理。
事后，记者这样描述：当时，一位身穿西服、手持“大哥大”的魁梧男子与几位随行人员悄悄抵达码头，打量过四周环境后，这位神通广大的男子用“大哥大”调度了澳门新福利公共汽车公司的多辆小型巴士，通宵营业，将所有旅客疏散至市区各处，迅速平息了一场风波。
不用猜，这神通广大的男子汉，就是何厚铧。
在澳门，因当局政府管理不善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纷争屡见不鲜。1993年，澳葡政府颁布实施管制市面交通的新法例《道路法典》。由于法律条文不完善，使得有关行业难以在新法律的执行下进行正常运作。而后，由澳门八个交通运输建筑业社会团体联合组成的《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曾多次向总督、立法会递交了意见书，并知会澳门中华总商会，要求政府暂缓执行有关条例，但均不得要领。
1993年7月20日凌晨，《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属下团体决定采取停工行动。积极响应的全澳计程车、码头货车、往返中国内地的货车、混凝土车、吊车等交通行业全部停工罢驶。
在那非常时刻，除公共汽车外，全澳门的交通运输几乎全部陷于瘫痪之中。居民生活不便，游客望而却步，市面一片萧条，各行业骤然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澳葡政府坚持己见，停工团体也不甘罢休，双方争执不下，澳门的整体经济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打击。情况如此紧急，若不及时解决，澳门将全面瘫痪，经济也将呈危势滑落低谷。
这时，中华总商会以平乱为己任，适时地起了积极协调的作用。何厚铧迅速接受中华总商会的委托，以商会副会长的身份直接参与事件的调解协商。他向有关的停工团体晓以大义，陈述利弊，讲明危害，呼吁各方克制，以社会大局为重，并承诺安排与政府磋商。在中华总商会调停下，《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属下各团体，决定暂时停止停工行动，并令部分计程车提前复工。《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结束停工行动是本着坚持对话而非对抗的宗旨，也是顾全本地民生及从大局着想。该“关注委员会”本着对中华总商会的信任，经过议决，接受中华总商会的调解，并希望有关问题能够获得合理解决。
在中华总商会安排下，《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于7月23日在中华总商会及澳门街坊总会负责人陪同下，与澳葡保安司有关负责官员进行会谈。双方经过四小时的坦诚会谈，政府官员同意向最高当局反映民间意见，以便作出改善。事件终于暂时获得平息和解决。
在整个事件当中，何厚铧不辱商会重托和使命，始终以理智、协商的精神，以他的社会关系和应变能力，圆满解决了矛盾纷争造成的尴尬混乱僵局，从而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在屡屡轰动社会、得以诉诸报章的众多社会事件中，何厚铧越来越呈现出“主角”形象，他的面孔越来越被大众谙熟，他的言论也越来越频繁地涉及到澳门前景和使命。
人们又怎知，还有更多鲜为传媒报道的事端，在澳门层出不穷，尤其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纷争时常有恶化的态势。何厚铧次次都不厌其烦，不辞劳苦，都能令争执双方获得满意的结局而收场。从无数次调解并使之获得合理解决的事件中，何厚铧显出令人折服的才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何厚铧办公室的一幅书法墨迹，平实无欺而又意味深长，这不正是他那坦荡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何厚铧家族传67、濠江精英主流派
67、濠江精英主流派
1987年4月13日上午11时半，中国总理和葡萄牙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姬鹏飞、吴学谦等出席仪式。北京中央电视台通过人造卫星向全球转播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由澳门各界社团和知名人士组成的观光团，也在场观看了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仪式。
何厚铧无疑是出席签署仪式的澳门各界人士观礼团中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人物，他不仅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更是一个参与者。根据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澳门将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怀抱，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
为了具体落实“一国两制”，为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准备基本法律，1988年10月，由国务院港澳办有关官员、内地法律专家和澳门各阶层人士联合组成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何厚铧以其对澳门社会的卓越贡献，被委任为副主任。在起草基本法期间，何厚铧和其他委员一样，风尘仆仆奔波于京、澳等地，为制订这部未来特区的基本大法废寝忘食。
“这是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何厚铧回忆与全国著名法律专家和澳门委员共事的难忘日子时，不无感慨。“我自己身为一个澳门人，能参与制订这个关于澳门的历史性文件，具有重大意义，为今后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令这部基本法更能适合澳门的实际和更具生命力，澳门各阶层人士又组成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对这部历史性、宪法性的法律文件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广泛听取澳门各阶层包括土生葡人的意见。
何厚铧又以其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获选为咨委会副主任委员。基本法咨委会为了收集意见和反映意见，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正式会议到深入民间社团，委员们都为完善这部特区法律而尽心尽力。何厚铧曾乐此不疲地对记者说：“当时我工作量很大，有苦有乐，但却狠充实。因为这是一项多么有意义而富有建设性和挑战性的工作啊！”
对于这段以艰苦劳动换回的成果，何厚铧自认为有两点满意之处：1、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澳门委员的确尽心尽力反映了实际问题；2、他个人深切体会到中央政府确实十分关切澳门未来，在一些实际问题上，只要不违反中央的政策，都尽量照顾到澳门的实际情况。
例如，澳门存在土生葡人问题，这是香港基本法没有遇到过的，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内，这个问题就有了较好的体现。
未来澳门特区立法会中，就没有香港特区基本法中非中国公民议员不得超过20％的规定。这是照顾到澳门存在一定数量的土生葡人的实际。对将来立法会议员的选出，仍保留了现今使用的直选、间选和委任方式，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架构，这对澳门的平稳过渡是有利的。
还比如，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