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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失地。
1936年11月，在傅作义的指挥下，绥远抗战爆发。北平市学联发起募捐活动，支援和激励绥远前线将士。葛佩琦也率领北京大学的一支募捐队，到东四至朝阳门一带募捐。他们将募捐所得全部送交北平市学联，市学联购买了钢盔、皮衣、药品等物，送往绥远前线，当月25日，绥远前线将士收复了百灵庙，取得了绥远抗战振奋人心的胜利。
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卓有成效，也未能得到学校当局的承认。而当时没有一个合法的学生会，要顺顺当当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是相当困难的。经过多次力争，学校当局才同意按照当时官方的“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重新组织学生会。经过全校各班代表大会的正式选举，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葛佩琦为副主席，刘玉柱、袁宝华、陆平、胡昭衡、顾大椿等十七人为执行委员。其中除葛佩琦为民先队员外，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决定这一天举行全市学生大游行。市委负责人黄敬、学联负责人高承志和民先队负责人李昌等人组成了游行指挥部。但到了这一天，正碰上段祺瑞的大出殡。为避免与全城戒严的军警发生冲突，李昌建议把“一二·九”一周年的大游行，改在12月12日进行。
12月11日夜晚选出的北大学生自治会，立即对全校进步同学作了总动员。第二天天不亮，葛佩琦等人就率领全校同学参加了全市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庆祝绥远抗战胜利，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
几路游行大军在东皇城根会师不久，在东华门大街碰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小汽车。学生们早先接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对宋哲元只能团结和统战，围着小汽车齐声高呼：“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要求宋哲元下车讲话。宋哲元坐在车里答应：现在兄弟公务在身，下午在景山公园相会。
下午，葛佩琦率领的北大学生队伍首先进入景山公园，然后各学校的队伍五千余人陆续到达。宋哲元虽然失约，仍派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他和大家见面。他表示愿意抗日，接受了大会主席团的几项抗日救亡的要求。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说“今天就办”。当学生队伍气势雄壮地走出公园大门时，全副武装站岗的士兵向学生队伍规规正正地敬礼。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山东省教育厅请他去省立第五中学教物理，他没有去。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果抗战爆发，就响应党的召唤，奔赴前线；如果一时中日不交战，就争取出国留学深造，多学点本领总是有用武之地的。
6月28日，北大、清华等许多院校的学生，在西山举办军事夏令营。葛佩琦虽在城内一所中学兼课，未能全部参加，但在老红军袁义烈和军事干部朱则民秘密前往夏令营讲授游击战时，他也专程前去聆听。这次学到的点滴军事常识，居然对他抗战初期组织游击队发挥了大作用。
“七·七”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北大学生会就组织了多支慰劳队，赶赴卢沟桥和城内伤兵医院慰劳伤员。其中一支慰劳队由葛佩琦率领，慰问了东直门陆军总医院的伤员。伤员们备受感动。有的尽管头上裹的纱布血迹斑斑，有的腿上打着石膏，也纷纷表示争取早日伤愈，重回前线。
第二天，葛佩琦参加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组成的战地联合救护队，到战地救护伤兵。抬进城内的伤兵无处收容，他们就把北大三院改为伤兵医院，医药、设备、经费，一切的一切，全靠自力。葛佩琦代表学生会去见了北大秘书长郑天挺，郑先生表示学校的东西都可以用，煤水电全由学校负担。他们陆续抢救了数以百计的伤员。
7月28日夜，二十九军全线撤退，北平沦陷。在日寇正规军尚未进城时，葛佩琦和他的同学们仍在继续抢救伤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区。8月7日，他才和朱穆之、刘江陵等人告别北平，奔向抗日征程。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步步走向奉献终身的大门
1937年8月上旬，葛佩琦与先后到达天津的五百多位北平学生，乘一艘英国轮船去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心中打鼓的英国船长想调转船头。葛佩琦与刘江陵等人被全船学生推举组成了航行指挥部，向英国船长提出严正警告：如果你执意要把轮船开回天津，把我们送给已经全部占领了天津的日本强盗手中，我们就把你扔进大海。这位船长只得答应将船开到烟台。
船到烟台，上岸步行。男女同学三百人在掖县沙河镇作了三天的抗日宣传，葛佩琦没有一睹近在咫尺的平度县家门。
在济南，民先队的领导同志李昌等人根据党的指示开会决定，将汇集于济南的大批平津学生一分为三：一部分由李昌率领去太原支援山西抗战；林一山、刘居英、孙传文等一部分人适合留在山东就地开展抗日活动；大部分人由蒋南翔等人率领，南下开展救亡。葛佩琦与南下同学到了南京；并被推选为“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执行委员之一。这些执行委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葛佩琦和另两位执委受同学会的委派，举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先后往访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伦、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民选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日救亡。同时他们访问了沈钧儒、张申府等社会名流和进步人士，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作为中共代表进驻南京。先期到达南京、并在平津同学会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的中共原北平市西城区地下区委书记李华，与同学会中的蒋南翔会见了博古，博古指派李华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并担任书记。葛佩琦与平津同学遂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抗战救亡工作。他们组织战地救护队去正在激战的上海昆山一线，把大批无人抢救的伤兵抬下火线，送到后方医院；他们组织了宣传团，鼓舞南京人民的抗敌热情，并和南京的许多大学、中学的爱国学生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成立了迎送小组，在短短三四个月内，把南北各地流亡到南京的学生，输送到抗日部队、延安或大后方的，就达万人以上。
9月中旬，国民党政府让教育部出面，以沦陷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已在湖南、陕西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自动解散。南京宪兵司令部也借口“维护首都治安”，多次派人催逼同学会停止活动。为克服这一危机，葛佩琦遵照学生会负责人传达的博古的指示精神，与学生会的另一名执委见了南京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周炳琳，要求举办“战地服务训练班”为前线培训战地服务人才。
这一要求得以实现。9月底，一部分同学去了战训班，大部分同学仍留在同学会。10月8日晚，市委书记李华正在同学会参加同学会的执委会议，突然冲进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将葛佩琦和蒋南翔等五人以“滋事学生”的罪名，关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他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强烈质问：我们爱国抗日，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关到第七天，警备司令部只得用大汽车，把他们送到位于南京建邺路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的“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平津的许多老同学相聚在一起。
战训班主任是陈立夫。它成立之初，中共南京市委就派地下党员顾大椿等人，以学员身份进入并建立了党支部，领导有组织联系的二十多名地下党员和二百多名民先队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与训练班当局的班内搞的一系列反动活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机智果敢的斗争，并都取得了胜利。
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战训班由南京撤向芜湖、南陵、青阳、贵池……直至景德镇。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战训班当局以“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为口实不让毕业的阴谋又遭失败。
1938年1月上旬，葛佩琦等一百多名已获毕业证书的男学员被调往武汉，等候分配。他们立即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秘密取得了联系，向已是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博古汇报了战训班斗争的情况，并研究了下一步如何走。当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要分配他们去河南第一战区工作的时候，葛佩琦立即去找先期到达武汉的蒋南翔，要求解决党的组织关系。蒋南翔说：你还是随着大队去河南，到时候会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5日，正是元宵节，葛佩琦等一百人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所在地郑州，当时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是中共地下党员。得到李世璋的大力举荐，这批战训班学员被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分别委派为民运指导员。葛佩琦与中共地下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四十人，主动要求去接近前线的豫东商丘地区的十二个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离郑州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找葛佩琦谈了话，要他有事直接找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任务是抓武装。
葛佩琦等人到了商丘地区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们借口地方武装已由联保主任们组成了联防队（限制共产党活动的一种组织），无需再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反对民运指导员们抓武装；甚至长官部规定的民运指导员们每人每月由地方财政支付的二十元生活费，他们也借口财政困难而拖延支付。葛佩琦等人立即向程潜汇报。程潜为此特别召开了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开封会议，要各县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若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必将予以严肃查处。会后，程潜以河南省主席名义，撤掉了商丘地区阻挠民运工作的六名县长，并批准了葛佩琦等人推荐的新县长，才打开了那一带“民运”工作的新局面。
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战之后，又发生了徐州大会战。5月24日，国民党部队自徐州败退，苏北、豫东的主要城镇也随之陷入敌手。程潜的长官部也从郑州撤至洛阳。派在豫东的四十名民运指导员中的三十九人，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葛佩琦一人仍留在商丘地区。
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党务专员和各县县党部书记长，也都已无令而逃。葛佩琦主动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等人，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葛佩琦任政训处长。短短一个多月，就发展为一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为当时黄泛区以东惟一的一支抗日武装，拔除了日寇在陇海线上的几个据点，并收复过两座县城。
6月下旬，这支游击队派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