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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局长，乙光记下了！”刘乙光毕恭毕敬地答道。
“在有关张学良的问题上，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插手，你向我负责，我向委座负责，我们是直线领导，听明白了吗？”
听到问他，刘乙光挺了挺身子，站得更直，声音宏亮地答道：“听明白了，局长，乙光一定不负所望，请局长和委座放心！”回答干脆果断，戴笠满意地点了点头。
稍顷，刘乙光小心翼翼地问：“局长，张学良交游广泛，故旧甚多，恐怕少不了会有人来探望他，这，”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戴笠，见他并无反对，便又大着胆子说下去，“是不是就。。。。。。”
戴笠闻言稍稍皱了皱眉，刘乙光看在眼里，心下一惊，忙转了口风，请示道：“局长，你看这些人我们怎么应付呢？”
戴笠眯着眼睛，沉思片刻，才缓缓地说：“不管怎么样，张学良现在是在管束期间，他的活动应当受到限制。至于探望他的人嘛，”戴笠搔了搔脑袋，果断地说，“你必须先向我报告，否则一律不准会见。有的人，恐怕还得经过委座批准才行呢。”
刘乙光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
“我再重复一句，你们的任务就是看住张学良，一定不能出什么意外。你们布置好以后，我会去检查的。记住，出了问题，别说你刘乙光，就是我戴笠也得吃不了兜着走！”戴笠用手摸着刮得青光光的腮帮，缓缓地在屋内踱步，突然，他转身朝向刘乙光，挥着手说：“不过，说起来张学良毕竟也算得上是我的上司，有些事情，你们也不要太难为他。”
这又是一件得细心体会，揣摩深意的难事，尤其要把握好度，刘乙光点点头，“我一定牢记局长的指示。”
此刻，领受任务的刘乙光心中，兴奋与担忧同在，激动与惶恐并行。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太重大，也太令他振奋了，戴笠把这样非同一般的任务交给他，显而易见，是对他的高度信任和赏识，同时，这也是一个机会，旁人难以企及的向上爬的机会！知遇之恩使刘乙光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让局长和委座失望，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按照蒋介石确定的“严加防范，相对自由”的原则，刘乙光做了周密的安排：四组特务，分时按断，轮流值班，交替执行，张学良的卧室、饭厅、书房、出入的前后门等，全都配备看守，使张学良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时时刻刻都处在警惕的严密监视之下。
根据戴笠的指示，张学良在雪窦山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方圆六十华里之内，东不出镇江口，西不过曹蛾江。张学良若想要到宁波市等人口稠密的热闹地区，则需要提前一天“登记”，由刘乙光挂电话请示戴笠，获得批准后，在其座位的前后左右安排上层层便衣，才能得以成行。而且，即便是在被许可活动的六十华里以内，张学良的出游也是受“保护”的，便衣先行，宪兵断后，他像夹心饼干一样被夹杂在众人之间。
息善亭（后改称入山亭）是进入雪窦山的惟一通道，在这里，刘乙光布置了一个班的宪兵队，担任外围警戒，负责巡逻放哨，另外再配上便衣特务四名，把守山口，对登山的游客进行盘问，严加审查。张学良被软禁后，禁止游人香客进山，就是国民党军政要人看望张学良，也要经过军事委员会批准，由南京电话通知武岭学校校务主任邓士萍，再由邓士萍电话通知刘乙光。
旅行社的门口，站立着武装宪兵，设有游动步哨，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靠近一步。张学良被安排在“招待所”的二楼，刘乙光隔室而居，对张学良亦步亦趋，寸步不离。其余的宪兵和特务住在离招待所500米远的雪窦寺内，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荷枪而出，在几分钟之内将“招待所”团团包围。
在这样煞费苦心、兴师动众的安排下，张学良纵然就是插翅也难以飞逃。尽管戴笠、宋子文信誓旦旦地对他说：“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但事实上，张学良每到一处，刘乙光就在那里画地为牢，将他与外界隔绝，绝不允许他接近任何陌生人。更不用说时时刻刻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便衣、宪兵了，美其名曰的保护，压得张学良喘不过气来，遑论自由？
蒋介石给戴笠的指示是：用维持一个步兵团的经费，供养张学良。在蒋介石心里，只要好好地看守住这只东北虎，免生异乱，用去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费用，又何足惜矣。刘乙光忠心耿耿地秉承此意，小心翼翼地替蒋介石看守着这只东北虎。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2、戴笠下令“切断电源”
在溪口，张学良的物质生活依然是优渥的。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只要张学良高兴，用钱没有限制。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保证着他的生活，刘乙光每月月终向军统局报销，每次都是实报实销。在溪口，张学良有专门的厨师、护理员、按摩师和身边的副官。
通常张学良的早餐都很丰盛，火腿、鸡蛋、牛奶，还有金山桔，全都是按照他以往的习惯。午餐和晚餐一般都有七、八个菜，副官应汉民会来请示他想吃什么菜，然后就吩咐大师傅照着做。饭后还有张学良喜欢吃的花旗橘子、美国苹果和其他新鲜水果。特务队每个星期都要去宁波，购买他所需的海味、水果等食品。宋子文也曾给他寄来过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还委托中国旅行社代购物品运来。
张学良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但很少喝酒，也不吸烟，只是很偶尔的会在饭后吸上一支。他每天晚上大约十点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由私人医生腾蔚萱进行按摩。
知道张学良喜欢体育运动，好动不喜静，戴笠特意让刘乙光在招待所前安置了一架单杠，在旅行社后面又辟出个球场，既可以打篮球、排球，又可作为网球场地，同时还让人在溪口上游围了一个游泳池，派人送来钓鱼竿。
平心而论，在生活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照顾还是很周到的，然而，精神上呢？张学良痛苦万分，苦闷万分。有时候，他真想跑到一个无人之处，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吼上一阵，一解心中的烦忧。可是，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他张学良一个可以自由哭笑的地方，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他的身边都有警卫来回巡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遂意。即使经过蒋介石同意可以探望张学良，刘乙光也形影不离，伴随左右，说话极不方便。
悲愤交加中，张学良常常自问：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呢？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奉化溪口也不再是个清静之地。张学良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从此开始，根据战时的需要，他先到安徽黄山，再到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沅陵，最后到了贵州修文。
初抵黄山，下榻居士林别墅。离别墅不远，有一个温泉，中国旅行社在此设有招待所，为国民党空军疗养地。张学良一到，原住在别墅疗伤的空军军官被迁出，温泉区也划为张学良专用，外界任何人不得入内。
偌大的温泉区变成了只有张学良才可以进出的禁地，这引起往日常来洗浴的空军军官们的不满，背地里议论纷纷。后来看到警卫林立，张学良在严密监视下的极度不自由，他们不禁对他的境遇产生了同情，千方百计想要接近张学良。
一天，趁张学良上山游览之际，五六名军官上前，刚想与张学良攀谈几句，紧随张学良的警卫不由分说，就将众人同张学良隔得远远的。又有一次，几位军官散步至居士林别墅前，向门口的警卫提出，希望能进去同张学良闲聊几句，哪怕是请个安，问候一声也好，没待警卫回答，刘乙光急冲冲地从屋里赶出来，厉声将众军官斥退，并警告他们以后若再来纠缠，将通报他们的部队，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面对此情此景，张学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惟有苦笑。
抵达黄山的第三天，张学良游山归来，一辆吉普车突然斜刺里窜出，“嘎”地刹在众人面前。警卫们如临大敌，纷纷掏枪，刘乙光抢上一步，挡住张学良，惊恐地望向车内。但见车门“砰”地一声打开，跳下一个年轻人，神色紧张地声言要找刘秘书，要他赶快到县里去接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蒋委员长要和他讲话。
原来如此，虚惊一场的警卫人员都长嘘了一口气，纷纷收起手枪，四下散开。刘乙光一听是蒋委员长找他，顾不得再听来人道歉罗嗦，急匆匆跳上尚未熄火的吉普车，赶往县政府。
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询问张学良在路上的情况和在黄山居住的情况，并命令刘乙光他们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刘乙光向蒋介石诉苦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了。
蒋介石在电话里厉声命令：“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没有钱，先向歙县县长借用！”
县长听见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立即答应借给三千块。刘乙光又安排宪兵到屯溪去封车，这时日军已进逼南京，屯溪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那里有汽车可封，急得刘乙光团团转，最后不得不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强行封了八辆汽车，司机、助手共15人，这才上路开往萍乡。张学良对这样的突然迁移，感到很烦恼和不安。
从黄山出发，行程两天，经南昌、高安后便到达江西萍乡。在兵荒马乱中奔波，张学良的情绪自然不会好，再加上萍乡是一个小县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十分闭塞，附近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实在无处可去。因此，张学良在萍乡时倍感寂寞和苦闷。
见张学良这般无精打采，刘乙光感到十分棘手，他生怕张学良闷出病来。一年来，蒋介石对刘乙光的“管束”工作十分满意，明令不准再换他人。戴笠在不久前的一次通话中，也隐约透露给他晋升上校的问题，这令他精神振奋，劲头倍增。他相信，只要张学良本人不出问题，那么，到了年底，他的领口上一定会如愿变成两杠三星。
可如今，张学良整天憋闷在屋里，这可怎么办呢？自从负责监管张学良之后，刘乙光给自己确定了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只要不违反南京的禁令，他张学良怎么高兴就让他怎么去做，他愿意怎么寻乐就怎么去尽兴，反正军统局每月给他拨一个团的经费，钱从来不缺，再说，张学良本人的财源也很丰厚。
于是，刘乙光便让宪兵和警卫们一起动手，在住地不远处修建了一个网球场，让几个身手好的警卫陪着张学良打网球，但运动并没有排遣张学良因无法奔赴抗日前线而累积的烦闷，加之警卫们的球艺都在他之下，没过几天，他便兴趣索然了。
萍乡不但风景不好，而且天气阴冷，淫雨绵绵，张学良情绪低沉，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维生素，他的腿脚肿胀得厉害，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