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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说看多了，张学良又感到要完全明了明代学术，还必须全面参照明代边防、军事、交通、经济等，明史非读不可，于是，他从埋头阳明学说转向了对明史的研究。此时，赵四小姐来到了他的身边，红袖添香，佳人伴读，张学良的苦闷和寂寞一扫而光，他的心情也随着豁然开朗起来，研究明史的热情更加高涨。夜深人静之时，青灯黄卷，看到会心处，张学良不禁击节叫好，发出声声喟叹。
其实，早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明史就有所留意，1934年他就任剿匪副总司令职时，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绥匪纪略》，是一函木版精印大开本的史书，那是惟一详细记载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书，蒋介石认为让张学良读读《绥匪纪略》，了解李自成、张献忠、牛金星等“反贼”和明将孙承宗、洪承畴等人的情况，对“剿匪”战事会大有帮助和教益。张学良看了后，认为抗战前的国内形势，有点像明末，而蒋介石倡行的“剿共”方针，也同明朝皇帝相似，以史为鉴，张学良不想如明末般亡国，因此不想打内战，最后才决心发动兵谏，这可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他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书竟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现在再读明史，张学良有了明确的目的，他想通过研究明史，找出中国一直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从明代兴亡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所以，一章一节，字字句句，张学良都读得分外专心，分外认真，一个个王朝在他眼底浮现，史海波澜拍击着他的心胸，他感慨无限。
张学良日日伏案，乐而忘倦的读史情况传到了蒋介石耳里，他非常高兴，认为张学良研读史书，可以消磨他的意志，便下令吩咐戴笠搜集明史研究的线装书，寄给张学良，并传下指示：希望张学良每个月能交上一份“读史心得”，他要好好看一看。
长时间的埋头苦读，刻苦钻研采摭奥旨，张学良对各种版本的明史都了如指掌，但他的眼睛也在长期的伏案中看花了，写字读书颇感吃力。好在他有一个同样喜爱明史的得力助手——赵四小姐，欣然承担起做笔记的工作，赵四小姐从早到晚也埋头书桌前，为张学良整理札记，充当他的书记员，替他摘抄书卷、制作卡片，乐此不疲，从不露一丝倦容。
1947年5月，张学良给大姐首芳写了一封信，要她代买大字的明史，他在信中写道：
首芳大姐：
。。。。。。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您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会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四小姐附问候
弟良手奏
五月廿日
那时，张学良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到台湾大学去教明史，或者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当个研究员，也希望能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专家交流切磋，但均未获允。他对前来探望他的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他并赠给莫德惠一首是他“真实的心境写照”的五言绝句：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当时的张学良，正因为变得热衷于学术甚至过分地服膺学术，而使得他在治人的权威方面滋生疑虑，他认为“不读历史的人，终究不能成其大业”。
读史使人睿智，也使张学良更清楚地看清了现实，他并不避讳谈政治，也不仅仅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而是谈兴甚浓，分析点评起来头头是道、入木三分。他对张严佛谈论当时的局势，俨然很有看法，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张学良本来想结合现实写写中国的动乱史，还计划研究清史、民国史。但当他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清史研究阶段时，突然发现历史只是人说的，记录下来的只是管见，人言言殊，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事实在那里，不说也不会变，尽信史，不如无书。又发现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所以，原来想再研究清史和民国史的计划也就放弃了。
但是，张学良毕竟多年潜心研究明史，对明末文人的感情诗作特别偏爱，刚从大陆移至台北时，他看中阳明山公墓的一处地方，并不讳言当时“宁与鬼住，不与人居”的心情，还以明末一位诗人所做的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表达了自己虽生犹死，百无聊赖在人世借居的惨淡情状。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2、虔诚的基督教徒
张学良信奉基督教纯属偶然，只因蒋夫人宋美龄一句“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张学良从此心向上帝，潜心研究《圣经》，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其实，早年间的张学良，宗教观念十分开放，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少年时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西方传教士们往来密切，曾受他们的影响，初度涉猎基督教义，对基督教有了好感，后来因为进了奉天讲武堂，毕业后走上军旅之路，就很少跟基督教的人来往了；1935年在武昌行营时，张学良曾结识过一个喇嘛教的活佛，活佛去西康时，张学良还亲自送了一程。这个喇嘛吃肉，张学良很奇怪，也不便问，但喇嘛坦率地告诉他说：“这有何怪？西北地区没有草木，食肉乃环境使然。天生万物以养人，何能拘泥于教义？佛为了救世，可以杀人，必要时还可以杀天下人，就看你的动机如何了。”张学良一听之下，先是大为讶疑，继而赞赏不已，称这个喇嘛活佛与他带兵打仗的军人观点完全一致。
1937后，因为被蒋介石幽禁的缘故，往往住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古刹，与庙里的和尚多有往来，张学良耳濡目染，竟买来佛教书籍，研究起佛学来。在溪口时，张学良与雪窦禅寺为邻，雪窦寺始建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是天下禅宗十刹之一的名院，因供奉布袋和尚（弥勒佛）而驰名大江南北，张学良和寺里的又新和尚经常来往。溪口时期，张学良还曾请过有“政治和尚”之称的太虚法师讲解佛经，“佛曰觉悟”、“四大皆空”、“无人相，无我想”等佛教大道理虽未曾使张学良大彻大悟，顿悟人生，但太虚法师的其中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太虚法师说：“佛教虽主张禁杀，但却不反对杀人。如果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那么，这个人是非杀不可！杀恶人即是善念。”当时的张学良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对法师肃然起敬。后来南迁湖南，住的又是古庙，到了沅陵，则住在凤凰山的凤凰寺，在周遭一片的“阿弥陀佛”声中，张学良耳濡目染，佛心渐萌。
到了台湾以后，由于长期失去自由和茫茫无期的囚禁生涯使得张学良渐渐对世事心灰意冷，他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让他的心灵有所依靠。负责看管他的刘乙光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那时便常常与张学良谈论佛教，还安排张学良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大法师，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因此，张学良得以与佛教界印顺法师、班禅法师相识，并不时请教佛法。在法师的指点下，张学良买来大量有关佛学方面的书籍，阅读研究。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宋美龄前往阳明山看望张学良，交谈间，她问张学良最近都看了些什么书，张学良告诉她说，正在研究佛教，并很得意地讲了些研究心得。岂料，宋美龄却并不以为然地对他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有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愚蠢的人吗？”宋美龄决定劝服张学良信仰基督教。
不久，宋美龄把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介绍给张学良，请他给张学良讲解有关基督教的教义。张学良希望读点英文，可以看英文版的基督教书籍，宋美龄就请刚从美国卸任的大使董显光任他的英文老师，董显光的夫人也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和张学良谈论、探讨教义，还送了一本《马丁•；路德传》给张学良。张学良把其当做课本，将它翻译成了中文。搬到台北居住后，张学良被特许可以到蒋介石夫妇俩的私人教堂，总统府官邸旁的士林教堂做礼拜祈祷，听布道。另外，宋美龄又为张学良请了一位专职的牧师周联华，专门帮助张学良读圣经，研究神学。听从周联华牧师的建议，张学良参加了南美浸信会的函授，陆陆续续地读了十几年，并取得了毕业证书，获得了牧师资格。
张学良自此皈依基督教后，“心境平和，言行虔诚”，成了一名真正的基督教信徒，他因在此过程中，深得牧师周联华，英文教师董显光和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的引导，为感激他们的伴读和启蒙，取他们三人姓名中各一字，组合成“曾显华”作为自己的教名。
张学良确实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除了致力于神学研究外，还积极向世人宣扬基督教义，翻译了一本基督教书《相遇骷髅地》，以教名曾显华落款，于1970年在香港出版，此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也不会把名不见经传的基督徒曾显华与当年纵横捭阖、力挽狂澜的少帅张学良联系起来，在人们的眼中，他们无疑是两个世界的人！每逢星期日上午的主日礼拜，张学良风雨无阻，总是默默地坐在某个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牧师讲道，并恭敬地随着众信徒起立唱赞颂耶稣救世主的诗歌，和任何一个全心向主的虔诚信徒没有什么两样，同样，人们也不相信他竟然会是发动西安事变的风云人物张学良！
可是，张学良并没有因此而沮丧、遗憾，相反，他感到心灵的平静和安宁，当年的困顿迷雾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看破世事的豁达超然。在经过了漫长的凄苦与折磨之后，他终于为自己飘零的心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座避风港，在上帝洒播的圣洁光环中，他顶膜礼拜，如今的张学良，对神充满了全部的虔诚，无欲无求，一心一意只求心灵的安宁。他曾写诗铭志：
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
前尘往事如过眼云烟，忘掉也罢，在张学良那里，富贵、权势、功名、利禄，所有的一切统统都是虚无，只有上帝的爱，上帝的关怀，上帝的惩罚才是真的。
信奉基督，使张学良有了更多的自知和自忏，他觉得，读史使他的人生得“通”，而皈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