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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位置的，竟然是编辑部的几位老师，而作为出版总社社长兼《故事会》主编的何承伟，则坐在最后面一个拥挤的角落里。
作者们感到不安了。在他们所工作的单位和参加过的笔会中，何曾见过这样的情景呢？
生活这样地告诉我们：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当一位编辑以他高尚的人格，让作者从心底里发出值得尊敬的呼声时，他所办的刊物便从此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力量。
编辑们至今都没有忘记，那年到泰山开会的情景。
编辑部的七位编辑，在开完会准备返程的时候，这才发现会议所订的卧铺票只有四张，而另外三张都是硬座。
面对着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从泰安到上海，路途千余里，时间长达二十多个小时，谁愿意坐在拥挤而又充满汗臭味的硬座车厢里，苦苦忍受这种难言的痛苦？
按照中国一般的惯例，那当然是先得从干部级别排起，谁的级别高，最好的待遇当然就应该由谁去享受。此时已升任出版总社副社长兼《故事会》主编的何承伟，别说是卧铺，就是他订张飞机票飞回上海，那也是允许的。
如果按照西方人的做法，那当然是“女士优先”。
可是，这时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七个人竟都争着去拿硬座票，而将那几张卧铺票冷落在一边。
另一个叫人头痛的事情出现了：硬座票竟然不够分配。
争到硬座票的人感到高兴，没有得到硬座票的人觉得有点不够“公平”。而此时此刻，已买好的卧铺票又不便去退，就是退了这时恐怕连硬座票都无法买到了。
这时，何承伟发挥了他的权威作用，让大家都静下来，由他发布了一条决定：硬座票中必须得有一张留给他，另外他再“聘请”两名同志……
由主编拍板，事情到此也就算“摆平”了。
可是，在卧铺车厢里的几个人却翻来覆去怎能么也不能入睡。到了晚上四点多钟的时候，便有人轻手轻脚地起床，来到硬座车厢，要求何承伟前去卧铺车厢“换班”……
《故事会》编辑部就是这样一个友爱的集体。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体贴，渗透在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中，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可又是那么的高不可攀，这是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心与心之间的相互体贴。在这里，没有职位的高低，没有工作的贵贱，没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有的只是在这个可爱的集体中，灵魂得到不断的净化和升华。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能够在一种和谐、友爱的环境中工作，这应该是一种福分。因此编辑们都十分珍惜这种环境，同时也珍惜每一次为集体、为别人多做一点力所能及事情的机会。只要是集体的公益事情，《故事会》的编辑们是跑得最快的。
在一次编辑部举行全国故事大奖赛时，共收到全国各地的参赛选票达二十多万张，整整装了几麻袋。这么多的选票，如果说按照平时的工作分工，由归依玲一个人去完成，一个月也无法完成。这时，编辑们见了，就主动放下手中的活儿，将这些选票扛到楼下的大厅里，集中一起开始分类，经过几天的奋战，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在采访过程中，我听到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真是举不胜举。一件件小事，营造了一个温暖的集体。一件件小事，铸就了一个坚实的团队。
辽宁省兴城县。
一位陕西来的故事作者用颤抖的手铺开稿纸，然后掏出身上的钢笔写下了两个字：“遗书”。
其他的作者都惊得瞪大了眼睛，事情能有那么严重吗？大家高高兴兴地来，怎么就会弄成了这个样子呢？
有几个身体还能支持的作者就站起来，走到编辑部老师们的住处，未曾想这些老师们也都同他们一样地出现了呕吐。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该怎么办呢？
这时，几间屋子里炸开了锅，有人叫着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拉着负责会务的夏元寿，要他去找饭店的老板论理。人们吵着，闹着，喊着，仿佛生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原来，《故事会》编辑部在辽宁兴城举办笔会，从全国各地兴高采烈前来参加的作者，谁也没有想到吃了当地的一道名菜，名叫红烧鸡，竟然出现了食物中毒，整个参加笔会的人员，竟有70％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头晕、呕吐等不良现象，住进了医院。
就在这时，编辑部的编辑们都来了，他们不顾自身的危险，一个一个房间地看望作者，同时又与当地有关部门联系，对中毒的作者开始抢救。
鲍放、归依玲两位女编辑，在这次食物中毒事件中比较严重。但是，为了尽早地安定大家的情绪，她们不顾自身的困难，一个一个房间地看望作者，然后对进行急救的作者实行特殊关照。人手不够，她们就主动地担当起护理的责任，给病员送水，端茶。有的作者不能进食，为了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两位女编辑又端来稀饭，送到病员的面前。
编辑们在困难时处处首先想到的是作者，事后，许多作者都十分感激地说：“编辑部的老师们不但教会了我如何地写好故事，同时也教会了我如何地做人。”
1990年春天，江南大地桃红柳绿。
在这美丽的春天里，故事作者胡林森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此时正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胡林森是因为股筋骨折住进医院的。他躺在病床上，怎么也不能很好地休息。因为除了每天都要用一个沉重的铁秤砣来吊腿，痛得他难以忍受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已接到《故事会》邀请他参加在宁波举办创作笔会的通知。对于每一个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来讲，机会难得。可现在机会来了，可他却被病魔折磨着，连地都不能下。
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
胡林森不觉抬起头来，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走进来的是前来看望他的两位《故事会》编辑。
那两位编辑来到他的病床前，询问了他的病情，问他有什么困难没有。劝他安心地养病，今后有机会再参加笔会。
令胡林森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次笔会结束后，编辑部托人给他带来了笔会上发的一只红色旅行包。
这是一种多么细心的关怀——一只小小的旅行包，论价钱来说并不算贵，论情义来讲却是重如山啊！胡林森用手捧着那只旅行包，感激的泪水早已糊住了双眼……
多少年过去了，胡林森始终没有忘记编辑部的那份深情，他不仅以自己的努力写作来回报刊物，同时每次外出采访，都带上那只旅行包，让那份难忘的情义时刻伴随着自己……
在《故事会》这艘航船上，每一个编辑就是一名勇敢的水手，他们为着这艘中国的故事之舰能够飞速前进，都勇敢地挥动着大桨。
顾伦、李中法、钱舜娟、顾乃晴、陈中朝等许许多多的老编辑，从一开始就在艘航船上建立了好的作风，奠定了一块好的基石。新一代的编辑们都以前任编辑为榜样，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发扬传统，不断地净化着自己的灵魂，创造着一个温暖、舒心的工作环境，让每一个编辑在这里获得一种心灵的愉悦和思想的飞跃，激发起他们的才智和热情。
在长期的工作中，大家开始对编辑部这个集体有了认同，某一种东西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他们在工作中拉近了的感情，靠拢了的思想，使很多事情都能达成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依靠团队精神所凝聚起来的力量。
上海这个地方，由于各种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用人机制比较灵活，因此，许多行业其中也包括期刊出版业，近年来人才“跳槽”的现象比较频繁。但是从1990年以来，《故事会》从未有一位编辑“跳槽”或向领导提出要求调动工作。
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就是激励人们不断创造，不断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最好地方。
一棵树要长大得有根，一个人立命立志也得有根，这个根就是这个人对待人生的态度。一本刊物也是有根的，这个根就是由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培育出来的一种文化，一种氛围，这是无价的。
《故事会》编辑部的编辑们在编辑刊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人格。因为人格是办好一本刊物必备的基础，刊物的人格化是刊物赢得市场的最佳状态，也是赢得市场，赢得人心的一笔无形资产。他们依靠自身人格的力量，营造了这样一种令人依恋的环境，培育了以诚信、友爱、团结为基础的团队精神，并将其自然地融入到自己所办的刊物。当我走进编辑部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群极其普通的人，普通得只要走出绍兴路74号的大门，他们很快就会在人海中淹没。他们是一群随时都恪守着“群体本位价值观”的人，除了每年一次的笔会或者是一些编辑部的活动之外，他们几乎从来都没有组织和参加过任何的社交活动。出版社来了名人，他们也从不去凑热闹，而是远远地“躲”着，只顾埋头编辑着自己的刊物，他们在这种繁忙的编辑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乐趣。为了办好这份刊物，他们数十年来如一日，淡泊名志，风雨不移，因此，读者在翻开每一期的《故事会》时，才能从那精心设计的版面和故事的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情感的交融和心灵的沟通，感受到刊物背后的那种人格的力量。
第五章“幕后”之谜 （4）
3．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
纵观中国期刊发展的百年历史，像《故事会》这样能够坚持办刊四十年而不衰，并在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刊物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由于距离，便产生了神秘；由于神秘，便产生了崇拜。人们都想知道，她的编辑部汇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书写了这个中国期刊史上的神话故事？
人们无法见到这些“隐藏”在《故事会》后面的具体办刊人，只能从刊物的文字中感觉到他们的思想与灵魂的呼吸。
对于一本期刊来说，考验的是编辑的文化与功力，是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好的编辑就是通过文字给读者以力量和滋养。
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我在前面早已写到过了。从开始创刊时的顾伦、张诚濂、李中法、林二南、刘斌，钱舜娟、王须兴、管鑫万、顾乃晴到后来的苏菊珍、吕倩如、陈中朝、吴复新、言永祥等等，他们为着这本刊物的发展，都曾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故事会》也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大的发展。
时代在不断前进，许多新问题不断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由于年龄或工作的原因，编辑部的人员也曾发生过一些小的变动。到了上个世纪末，编辑部人员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