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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胡华来到金山，听了这些故事同样很感兴趣，就建议将这些小故事改写成一个电影剧本。
电影放映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同名的中篇故事集。
这能说明什么呢？
一则好的故事，完全会超过其自身的影响。而作为故事载体的《故事会》则必须登载好的故事，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1979年9月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故事会》虽然复刊了，但在“革命”二字的“指引”下，那些所谓的故事，大都是一些干巴巴的政策图解。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必须在故事的创作上拨乱反正。
故事要姓“故”，对于这一点，大家是“英雄所见略同”。
“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曾打着“彻底革命”的旗号，妄图割断《故事会》这种以刊登现实故事为主的刊物与民间文学的血肉关系，去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这无异于将这本期刊引向死亡。
故事要姓“故”，《故事会》更应该姓“故”。
这样一个鲜明观点的提出，使在座编辑们的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真有一种被无情地扔在山野上的孩子，在风雨中毫无方向的辗转哭喊之后，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真好。作为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何承伟认为既然《故事会》要姓“故”，那她所发作品的艺术风格上，就必须继承民间故事的长处，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结构明快简洁，故事完整连贯，情节单线发展，写作要尽量采用短句，切忌用欧化句子。要多用比喻，节奏感要强，要朴实上口，易记易传——这便成了《故事会》以后选稿的一条艺术标准。
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故事会》创刊前后所发表的一些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好故事，它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至今还为群众所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大都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朴实健康，思想则像一眼江南的古井，清澈而有深度。另一方面，它们也都保持了民间故事的传统艺术特色，适应了中国民间的审美情趣和要求。
但是，《故事会》上所刊登的故事，毕竟有别于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不可能单纯沿着民间故事的方向去发展，也不会像民间故事那样单纯，它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受到随着时代发展的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响，这就要求《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必须具有时代的特色，而不是那种在故事之前就来上一句“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样的套话。因为那样的故事与老百姓有一种隔膜感，而缺少亲近感。
这些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和从事故事研究的专家们从事实和理论上的阐述，使整天埋头在稿子堆里的编辑们茅塞顿开，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的空气吹进了编辑部。
那么，怎样才能让《故事会》姓“故”呢？
其实，《故事会》的编辑们从创刊的那一天起，就在做这项工作了。他们将一个个故事从作者邮来的稿件中筛选出来，然后让它们长上翅膀，飞出编辑部，飞到田间地头，飞到工厂矿山，飞到军营哨所，飞进一个个读者的心里，然后又从他们的心里飞出口中，飞向更多人的心灵深处。
难道这就是姓“故”了吗？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叫姓“故”！
《故事会》作为一种以刊登现实题材故事为主的刊物，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她自己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各种艺术门类其中也包括民间文学的营养时，绝对不能将其“嫁接”成别的“品种”，刊物绝不能丢掉自己所独有的口头文学的本色。如果我们在学习中不是吸取有用的营养，而是被别的刊物或思想所同化，脱离了自己刊物的故有特色，就会成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试问，如果《故事会》没有了自己独特的办刊特色，刊物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所以《故事会》要姓“故”，这个“故”就是保持其口头文学的特色，让中国的广大老百姓看了上面的故事后能够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并由此获得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
这，成了以后历届编辑所遵守的办刊原则。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9）
5．憧憬中翻开新的一页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全国第一次故事创作和理论座谈会后的1981年，美国进行了一次全年畅销书的调查，结果令许多作家感到吃惊。当年畅销书之一的竟然有一本名叫《意大利童话》。
这是一本曾被无数作家认为是“小儿科”的图书，是一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集。
这件事说明，作为姓“故”的口头文学作品，不但在中国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就是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故事这种口头文学并不因为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娱乐生活的丰富而消失，它将与书面文学以及其他各种艺术样式长期共存。
排除了“左”的干扰，实事求是地从创作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探讨，编辑部带到会上来的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编辑们的心里也豁然开朗。
那是一个风雪的黎明，在新疆一片荒凉的山野上，几排木屋里都挤满了人，人们的眼睛都直直地盯着台上的那个人，人群中不时地响起一阵笑声和掌声。
这些发出笑声和掌声的人可不一般，他们中有杀人的恶魔、投毒的凶犯、敲门砸锁的高手……这是一群人间的罪人，是一些令人汗毛倒竖的魔鬼。
台上的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魔力能征服这些人？
台上那个人名叫林嘉伟，是上海的一名故事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故事演讲者，这次他是应上海市劳改局之邀，专程从上海来到这大西北一座劳改农场给犯人们讲故事的。他讲的故事，将这些高墙里的犯人们都吸引了，讲到动情之处，有几个犯人还禁不住低头抽泣了几声。
林嘉伟的故事在这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来听故事的犯人达数千人之多。听完故事后，许多犯人还主动写了听故事的心得，有的找到管教干部，表示在这里要进一步认罪服法，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林嘉伟讲的故事，篇篇都是《故事会》上发表的。
在林嘉伟把故事带进高墙之前，吴文昶已将他的故事带到了市人大会场。
吴文昶曾写过一篇作品，名叫《狗尾巴的故事》。故事是说有个刁乡长做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被人们称为刀乡长。这次他新官上任来到宏桥乡第一刀就是消灭本乡的狗，他规定每家每户杀一条狗，就得交一只狗尾巴。没多长时间，全乡的狗都被解决了，宏桥乡变成了无狗乡。后来县长带了一班人马下乡，指名道姓要吃本乡的狗肉，可狗肉没吃着，他们只吃着了一桌狗尾巴宴。宴会上县长指出为了发展本乡的经济，要求刀乡长大力发展养狗事业。于是刀乡长在全乡大会上开始进行养狗动员……
吴文昶写这个故事，用了一个奇怪的题目，给人造成了一种悬念：狗尾巴有什么故事呢？其实，他是有意用“嬉皮笑脸”的创作方法，阐述了一个让人深思而又严肃的主题。故事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也是吴文昶所始料未及的。在一次群众性的演讲中，前后鼓掌达九次之多。有的地方还将此故事作为干部教材，印发给当地干部“学习”。
就这样，吴文昶将这个故事带到了市人大的会议上。有的人大代表还给这个故事录了音，磁带到处转借。从此之后，作为市人大代表的吴文昶，除开会之余就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给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们讲故事。这位来自农村基层的故事作者所讲的故事风趣、幽默，既吸引了大家，又使大家从中了解了许多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娱乐和笑声中了解了民情民意。
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张功升，是抚顺市辽宁电厂的一名工人，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创作和改编了一百五十多则故事在群众中讲述，受到群众的一致欢迎。《故事会》的编辑们将这些故事录了下来，整理后加以发表，受到了读者的喜爱。经过在北京的故事比赛后，张功升竟被请到人民大会堂去讲故事，又通过电视为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讲故事，同时还给贺龙、陆定一、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讲故事，并受到了这些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周扬同志还鼓励他，今后要多编多讲，一直讲到共产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又被请进中南海去讲故事……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故事这种文学形式不像小说，不像散文，更不像诗歌，它没有那种贵族化、学院化的“气质”，如果有人将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当成了一种工具，去追求某种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或者将其有意地贵族化，搞得很优雅，那是十分可笑的，因为故事原本都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街谈巷议，是老百姓的东西，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会受到欢迎。从古至今，无论是在穷乡僻壤的土屋茅舍，还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廷榭，无论是吃糠咽菜的乡野村夫，还是金玉美食的王侯将相，只要有人类语言的地方，讲故事，听故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的唐宋传奇，三言二拍以及许多古典文学名著，如《三国》《水浒》《西游记》等等，原先大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这些在人民群众口头说讲的故事，流传日久，才经文人搜集整理，发展成文。更远的还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与传说。《淮南子》《山海经》《搜神记》《述异记》等等，都大量辑录了“生于民间”的“街谈巷语”所形成的故事。就连人们认为很雅的《儒林外史》《红楼梦》，也同样地少不了故事，最近有日本学者将这两部书称为“物语”，即故事。
《故事会》在现实的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
编辑们重新审视了过去的一些观点。
作为编辑组长的何承伟是这样阐述这种认识的：
“以前，往往把故事的产生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学习文化和掌握文化的权利后，他们并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活动，而是继续用生动的口语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故事作品。所以，把故事作品称为‘不识字的人的文学作品’。根据这一观点，往往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旦作者掌握了文字以后，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就会逐步消失。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编辑部的同志认识到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故事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文化、不掌握书面文字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只是促使故事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