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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胡思乱想把自己弄得很紧张。其实我从初三就开始担心文理分科的事儿了，但我这人天生慢性子，凡事一拖再拖，连假期作业我也是拖到开学前三天才赶的。所以当我听到高一结束不分科的消息时我高兴得要死，我想我又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拖了。
可现在我知道自己完蛋了。我是真的完了蛋了。
我文科全年级二十一名，理科二十二名，势均力敌，不分上下。本来我很知足，我也应该知足，因为用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二中前一百五十名就能上重点，前三十名则是重点中的重点”。但现在我却有点希望自己是小Ａ那样的——文科方面是聪明绝顶的诸葛亮，理科方面却是扶也扶不起的阿斗。那我就可以屁颠屁颠地头也不回地奔文科去了。
但问题在于理科就像我的右手，文科就像我的左手。我吃饭写字用右手，但翻书打牌却习惯用左手。
生存还是死亡是哈姆雷特的问题。
现在左手还是右手却是我的问题。
班主任走进教室，周围开始安静下来。她说她要谈谈文理分科的事儿。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们二中的文科没有理科好；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劝我们都选理科以便留在本班；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们二中的文科生就像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没有的。但“我以为”仅仅是“我以为”，而且我以为的通常都不会正确。
她告诉我们学校答应给我们年级的文科生配最好的老师，所以想读文科的人请放心地去。
这是个致命的诱惑，我觉得心中的天平有点倾斜了。
讲完之后老师笑容满面地问我们：“你们是读文还是读理呀？”我的感觉像是她在问我：“你是砍左手还是砍右手啊？”在我还没有做出选择之前全班就已用响亮的声音回答：“理——科——”
我看到老师笑得很满意。
当众人散去的时候，我轻手轻脚地走上讲台，向老师说我要一张文科填报表。尽管她很诧异但她仍什么也没问就给了我一张。我趁机问她：“老师，我是适合读理还是读文？”老师说：“你很特别，我觉得你文理都合适。但你读文也许走不了读理那么好的学校。”既然老师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怎样呢？我乖乖地退下来，心中的天平重新倾斜回来。
我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出了校门。我忽然想起原来高三一个学生说的话：
“天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担心刮风下雨以及会不会塌下来的，地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害怕地震岩浆以及会不会裂开来的，时间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宇宙的，高考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考验我们是不是会疯掉的，分科这样东西么是让我们知道从小接受的‘全面发展’教育是根本错误的。”
我伞也不打地走在雨中，很是悲壮。
天气热得简直不像话。温度越高物质越不稳定，化学如此，思维如此，心情如此，此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我像只郁闷的猫在客厅里来回游荡，一边看着坏掉的空调一边望着左右手不住叹气。
热。烦。又热又烦。
隔壁那个刚考上高中乐得要死的女生正在学林晓培歇斯底里地叫“烦啦！我烦啦！”我有点同情她。现在就烦了，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望着手中的文科填报表不知是否应该下手。我妈说我一天起码问三十次“左手还是右手”，我觉得自己很有哈姆雷特的味道。
７月３日放假，７月１０日返校选文理科，我有七天的时间可以考虑左右手的问题。但现在已经７月７日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在这种非常条件下，我不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烦，我安慰自己，高三的学生今天开始上考场拼命了。
文科表上一共有四栏：家长意见，班主任意见，学校意见，最后才是自己选择文科的理由。于是我发现自己的意愿被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发现这一点时我惊诧不已，我还一直傻傻地以为念书是个人的事儿呢！
于是我很听话地去问我的家人，从父母一直问到爷爷奶奶再到表哥表妹，结果每个人都斩钉截铁地从嘴里蹦出两字儿：理科。我心中的天平大大地倾斜。
我想到打电话问小Ａ。我打电话到小Ａ家去结果家里没人，我又打小Ａ的手机结果他在上课，他说晚上来找你好不好？我说好。
小Ａ并不是在自己上课，而是上课教别人。他为一家电脑公司对客户进行初级培训，待遇挺不错的，公司甚至给他配了手机。他已经拿到了全国计算机操作高级证书。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个人才，而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他说自己干那份工作实在有点大材小用。我对他的自信佩服得五体投地。小Ａ的人生格言是：人就活这一次，理应活得飞扬跋扈。
小Ａ晚上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看《焦点访谈》，他说出去走走？我说好。
大街上的霓虹已经升起来，整个城市显出一份与白天截然相反的味道，地面仍然发烫，空气却开始降温。
小Ａ说你理科那么好为什么要读文科？
我说因为我想念中文系。
小Ａ说你知不知道现在选中文系被认为是走投无路的选择？
我说我知道但我就是想念中文系。
小Ａ说我知道你写一手好文章，但有没有哪所大学会因为你发表的十几篇文章而收你呢？天底下写文章的人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广告牌掉下来砸死十个人，九个都会写文章。
我说是啊天底下写好文章的人不要太多哦，我郭敬明算什么东西。
于是天平严重倾斜，大势已去，我的左手回天乏术。
回到家，我告诉父母我决定了：我读理科。父母立刻露出一副“早该如此”的表情。而我自己却没有那种终于做出决定如释重负般的高兴。
没有人是被砍掉了左手还会高兴的。
决定做出之后我开始疯狂地看小说，说是为了补偿也好最后的晚餐也罢总之我看得昏天黑地。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然后转身“走得头也不回”，相反我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我发现我永远也无法放弃我心爱的写作，也无法松手放开我心爱的中文系，我的左手握着文学，就像乞丐握着最后的铜板舍不得松手。
于是凌晨五点我悄悄起床，像个贼一样在自己的屋里填好了文科表。我趴在写字台上一笔一划写得很虔诚，当我写完的时候一缕霞光照进来，照着我的左手。很温暖。
我父母肯定无法相信我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在没有找准目标的情况下把我的未来扔了出去，而且是瞒着他们扔出去的。我想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我有很重的负罪感。
同时我又安慰自己：你是独立的你很有主见你真棒。但我做梦的时候又有人对我说：你是盲目的你不孝顺你真笨。心中的天平剧烈地晃动，一会儿这边加上几个砝码，一会儿那边搁上几个重物。我不断地做出决定又不断地把它们否决。我熬夜看一本本的财经杂志，也熬夜算一道道的物理习题，直到最后我把自己搞得很憔悴，直到最后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相信自己，不要动摇，顶住压力，天打雷劈导弹炸，是人是妖都放马过来吧！
７月９日的晚上我很早就倒在了床上。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死活睡不着。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明天一切就定下来了，今晚好好睡，今晚好好睡。
７月９日，高三的学生都考完了，他们应该在狂欢了吧？为什么周围这么静呢？他们是在沉默中爆发了还是灭亡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我必须做个决定。
伟人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握。这话没错。可在我双手掌握命运的同时它们又被别人的双手所掌握着。脑子里的问号像赶集的人流似地挤出来。
砍掉左手还是砍掉右手？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右手？
……
７月１０日。早上八点，我静静地坐在桌旁喝牛奶。母亲问我：决定选理科了？我在喉咙里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我下定决心，如果这次文科考进了全年级前１５名就选文。
我到学校的时候同学基本上都来齐了，我发现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把分科当回事。我问了十个人，十个人理所当然地告诉我“理呀”，没有一个人选文。没有一个人。
成绩单发下来了，我看到文科名次下面写着“１８”。我的头都大了。按理说我应该放弃，可我不甘心。
老师收文科表的时候只有小Ａ一个人走上去。那张表格被我死死地捏在手里，我想坦然地走上讲台交给老师，但我发现自己站不起来。我就那么定定地坐着，直到老师说“放学”，直到同学全部走完。
我看到了我的软弱与无力。
南半球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在北半球引发一场台风。可是任我挥断了胳膊踢断了双腿楼房也不会掉下一块砖来。掉下一块砖多好啊，砸在我头上多好啊，那我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去见马克思了。
我看到了我被禁锢的自由。
有个故事说鸡的寿命本应该是七年，但机械化饲养的“肉鸡”七个星期就被杀了。它们的一生只见到两次太阳：一次是刚出生（还不一定），另一次就是从鸡场到“刑场”，而且吊挂着双脚，鸡头在下，眼睛里充着血，看着这个颠倒的世界。我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充血，但我眼中的世界的确是颠倒的世界。
我看到了我的中文系。
它现在在对我挥手说再见了。通向中文系的大门缓缓关上，就像紫禁城的城门一样缓缓关闭，带着历史的凝重把美丽的斜阳就那么关在了门外。
突然间雷声轰鸣，大雨降下来。不过既不温柔也不缠绵，雨点是向下砸的。
我像七天前那样冲进雨里，同时我想到了张国荣的《左右手》。
“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
我把文科表丢掉了，我满以为它会借风起飞，结果它一下就掉到了地面，然后迅速地被雨水浸透了。纸上的黑色钢笔字迹渐渐变得模糊，最终消失干净。原来“白纸黑字”也不一定就是不可更改的东西。我确定自己发现了什么但我说不清楚，我为我说不清楚的什么感到悲哀。
我确定自己流泪了，但我分不清脸上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泪水。
不知是那天雨特别大还是我走得特别慢，总之我回家后就发烧了。睡了两天后我才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打点滴。床边围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家人。我告诉他们我选的是理科。我希望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他们抹着眼泪说：“孩子，你别读理了，你选文吧！”然而他们却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对的。
于是我悲哀地发现电视剧真的不能同生活划上等号，尽管我一千一万个希望它能像真的生活一样。
胸腔中那块小东西这次碎得更加彻底。我隐约地看到我心爱的中文系在天边向我微笑，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我很难过，我躲在被单里悄悄地为我的左手默哀。
上课没多久我就发现生物老师真是个人才，他花了三分钟的时间就从草履虫的细胞膜讲到了寒武纪时期地球上的三叶虫是如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