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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乔·索斯基少爷毁坏努先生汽车一事：经我们保险公司专家鉴定，汽车被毁确是事实（而不是假想的）。但是，专家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汽车破损不是故意造成的。官方调查证明，“乔·索斯基不过是想从那辆汽车旁边绕过去，就连我们开车技术最好的人也会发生类似事件”。
（二）关于乔·索斯基播放音乐问题：摇滚乐被认为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现象，普通得就像古罗马人把基督教信徒扔给狮子吃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把他们送进斗兽场为的是让公众从中享受到快乐，而不是为了让这些牺牲者经受痛苦的磨难。喧闹声也是一样，它是欣赏现代音乐的前提，而不是为了蓄意破坏人们心智的宁静。
我们的调查表明，乔治·索斯基仅仅在自家门外听音乐，而且是放到可以接受的音量。索斯基先生在证词中坚持说，他“根本”不想用音乐刺激别人，相反，他只不过试图“感受音乐的节奏”而已。
（三）关于故意低位扫射与射击：这个国家历来就有强调自卫与训练神枪手的传统，年轻的索斯基不过是在练习他的手枪射击技术。以乔治·索斯基如此高超的射击本领，子弹偏离罐头盒而射向努德尔曼的路上的机会微乎其微。
（四）关于马匹拴在努德尔曼家的道路上：这个事件促成他的偏执狂状态（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努指责乔·索斯基应为他的汽车收音机开了一夜负责），假如这条道路按照停车场管理规定用砂砾和沥青铺好，这一切本是可以避免的。
对索斯基事件的评论不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发现最初我们怀疑（在报告1中）努先生有遭受迫害的幻想（关于受压抑的黑人理论），原来这一现象源于他现在“对中东冲突的理解”。在最近邻里发生误会之后，努先生歪曲地得出三个等式：努先生等于热爱和平及受困扰的以色列国，而索斯基一家等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努先生等于手无寸铁的犹太村社，而索斯基一家等于企图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人。也许他的比喻十分精妙，但是他对自己形势的估计——除去完全捏造的部分——则矛盾重重。努德尔曼先是严厉指责索斯基一家对他存有偏见，容不下他，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诋毁美国波兰人的传统，嘲笑他们信仰的天主教，诽谤教长，蔑视他们定期去教堂做礼拜。下一步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就该诅咒我们的上帝了？假如努德尔曼不能接受有道德有智慧人的信仰，我们治安维持会不得不问他：“到底，努德尔曼先生，你到底信仰什么？”
在与我们治安维持会的接触中，有一次努德尔曼失生明确表示他计划着手写一本新书，书名显然是《古伯斯威尔在崩溃》。在那一次以及以后相继的接触中，我们明确无误地指出，这个想法不可取。在这部有所图的自体著作中他企图“讲出一切”，这部作品非但不会带来有益的效果，反而只会蓄意中伤朋友和邻居，揭开危险的旧伤疤。
他拒绝接受我们的警告，事实上他好像已经开始写这本书并且打算把我们的报告也放进他的“书”中——为了报复我们对他富有同情心的监护，他打算对我们进行暗中监视。
由于这是一个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并且到目前为止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算得上是合法的，我们尚无意采取措施阻止他的具有危险性的举动。勿容置疑，努先生将给自己带来他的书名里出现的“崩溃”。可是他为什么坚持把他所居住的城镇叫做“古伯斯威尔”？人人皆知这个城镇的名字的确是美丽的。
预测：有病。有病。有病。
8
在纽约州罗斯科郊外我像一根光秃秃的电线杆子毫无表情地戳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足足两小时，麻木地任凭昏天黑地的风雪拍打，在风中伸着的手指早已冻得失去知觉。猛烈的风搅起白色的漩涡，我怀疑从身边掠过的汽车看得见我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更不要说看得见我的手指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次旅行是否明智。说起来我是进城拜访布拉泽·伯尼的，尽管我心中对这次旅行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祥的预感。预料与考夫曼脸对脸、鼻子对鼻子、大眼瞪小眼的相遇一定是很可怕的。躲在古伯斯威尔我那假装十分温暖的小巢中自以为安全的环境里，幽默地改写着《心脏与处女膜》，我就像只快活的画眉鸟，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担一切后果，我无颜面对考夫曼先生，无正当借口可表白，亦将失去工作。恐怕这一次治安维持会是对的——虽然倘若向他们承认这一点我将遭厄运。
啊！去他妈的伯尼。我真正懊悔的是，无疑已失去了宝贵的收入——那笔已经在想象中花过了三遍的钱。用这钱为孩子们添置衣服呢还是买汽车消音器？是不是应该往冰箱里多储存些食物以备更加贫困时使用？是换屋顶的木瓦还是门前腐烂的台阶？或者把全部的钱用来去阳光明媚的加勒比旅行并且为日后将接连出现的悲惨日子而担忧？勿庸多说，在这艰难时期若让我选择为旧车添消音器和车轮胎或者去温暖的金沙滩上建城堡的话，我宁可选择把我的老爷车好好修理一下——这个国家正在萎缩的汽车维修业应该受到鼓励才对。
不错。伯尼的两块钱一页。它维系着我们过下去。对怎么花他这笔钱的愉悦的想象给我们乏味的阿巴拉契亚生活平添了许多快乐，也给我的小淘气们脏兮兮的脸上增加了笑容。我们的家庭重新聚合到一起。原先这里只有绝望与凄苦，现在我们有了盼头。就连我的小家伙们也积极地参与充满生气的家庭争论，争相拿出自己不值两分钱的观点来说服我们该如何使用我的钱。瞧吧，伯尼，你瞧那刚刚够你一夜性满足所需要的费用带给这个家庭的是何等的快活啊。可是你为什么硬要把它夺回去呢？你这样做难道一点都不受良心的责备吗？你最后一次去教堂是什么时候？是迫于责任感不情愿地去参加某个脸上长丘疹的胖男孩的成人仪式吗？或是出于你的坚定的信心为求真神而去——就像古伯斯威尔的莫德以及她的惧神者们一样，每个安息日都走出家门，艰苦跋涉去顶礼膜拜？
伯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对待我？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吝啬的、可鄙的——不！你是对的。治安维持会是对的。这全是我的错。我自食其果。噢，我该怎么办呀？伯尼。考夫曼先生，大人。求您啦。以您所有神圣头衔的名义，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求您。我答应。我以在坟墓里的我母亲的名义起誓，这一次我一定遵照您的吩咐去做，再也不耍花招了。再不开玩笑了。交给您的改写部分只不过是试探而已，看您有没有幽默感。哈哈，您的确有！了不起的、高级的幽默感。您证实了自己是比我强百倍的、顶呱呱的人。您这样的人——我像企鹅一样用力扇动两臂来暖身，同时喃喃自语——您这样的人是千里挑一的、无与伦比的，如同尚未雕琢的宝石。再看看我，考夫曼先生。一路乞求人家准我搭车而抵纽约，为的是看您能否再让我试一次。一个倒霉的机会。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噢唉，真倒霉！我跳起来掸了掸裤子嘟囔着说。在出发之前这趟旅行便已为灾难所笼罩——我的厄运，我怀疑这不过是个小小的兆头，预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我为什么要离开古伯斯威尔？再进一步问：我为什么要出生？真有趣。我一边大笑一边蹦跳，也抚摸着冻僵的耳朵。不过，在我生身之母生我的那一刻我的确试过要爬回她的子宫去，上帝和那两个吓坏了的助产医生可以为我作证。他们从没见过这等事情。我一定是有感知能力的胎儿。从那一极不情愿的时刻起，一切便都日趋衰落。
唉，真倒霉！三个小时以前我搭的第一辆车上的司机原来是一个烂醉如泥的老东西。
“干吗不让，哦……我来开车？”我提议说。我们一上路车子就在溜滑的路面上左右摇摆并以极快的速度前行，令人神经紧张。
“甭。别人开车我紧张。”老东西嘟嘟囔囔地说着。公路已拐弯了，可我们仍照直开下去，离开了高速公路，然而开出几百米之后又奇迹般地回到了路上——这个老笨蛋继续开车前行，技术酷得简直像桔子冰棒。
“我开车可棒啦，”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地恳请着说，“我还是个好教练呢。嘿，想看我的证件吗。唉咳，听我说，我还教出过最好的车手。甚至教过灰狗公司的司机们。”
“甭。别分散我的注意力，”他忿忿地说道。这时发现在他刚开上的认为属于他的车道上另一辆汽车径直朝他开过来。
没希望了。倒霉透顶。我把安全带系紧，闭上眼睛，思想上准备好等待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折断几根肋骨，可能肩膀也会可笑地凹进去。要么就是一个肺叶失去功能，腿被撞成三节，几根筋腱被切断。只是为了好看吗？那我就可以控告这老东西得到一笔钱了。我已经看见自己在那个热带绿岛上，每天早晨坐着轮椅去海滩，用衔在嘴里的铅笔向孩子们示意，我开始忙着完成我的古伯斯威尔回忆录。
长话短说，我们勉勉强强开出美丽的宾厄姆顿十英里——我这位酩酊大醉的朋友终于翻进了沟里，先是一阵猛烈的颤动，接着便打个滚来了个底朝天。这一次又是我运气作祟，只是因裤子上遗了几滴尿而十分尴尬，这一点点损失就连去最低级法庭指控他都不值得，更别提眼看快到手却又飞了的那一大笔钱了。看来我永远没有机会控告他了。
第二次搭车的情况怎样呢？这一次被证实不像上一次那般富于戏剧性，尽管同样艰辛——这是个光头带金黄色假发穿丝绸衬衫的男人。他从尤迪卡过来。他是周游各地推销耐高压器材的推销商，一位绅士——这一点很快便得到证实——同性恋劝诱者，他自以为我是一个易受诱惑的人。我开始跟他东拉西扯地神侃，凡是能想到的都扯到了，典型的美国人的油嘴滑舌。到达罗斯科时我已经把当地的动植物群都已侃到，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谈的了，正要重复说我自己，此时我低头发现他的手正挠我的腿。如饥似渴的手指就像那种大毛毒蜘蛛在我大腿上爬来爬去，我无法不去理会它的存在。于是我便像任何一位处在我位置上的清醒男人所做的那样告诉他实情：我的确想跟他来那个，此时此地就在这汽车里，马上就来，只是，我想我的传染病可能还没有好。
“传染病？”
“我是说，假如这不影响你的话，我甘愿奉陪。”
“你得的是哪一种？”他用眼角的目光仔细地审视着我。我们的车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颠簸前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叫它，不过每两个星期我就得去医院，因为尿道总长在一起。他们用一个机械化设备，就像一个旋转拔根器一样——”
就这样我被带回了罗斯科。想到一来我在纽约没有地方可住，二来我不愿意面对伯尼，于是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了。说真的，罗斯科有它自己的魅力。美丽陡峭的山上散布着羸弱的鹿群，路边湍急的溪流里跳跃着表皮粗糙的鳟鱼，湿润的空气沁人肺腑。说不定我会像19世纪名叫某某的将军那样在这里支起帐篷过冬哩，谁知道呢！坦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