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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敢妄言，又不敢默然，言、默皆有责。这人臣不好当。
在另一处，韩非再次强调：
〃（非）对曰：〃申子未尽于法也。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定法》）
这样的政策之下，时越2000年，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该说谎的照说谎，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热闹，越说越有水准；不该沉默的一直在沉默，沉默已成为他们终生的通行证。
4． 破群散党
党在先秦，不是个生僻词。朱熹《论语集注
述而》有注曰：〃相助匿非曰党〃。相助匿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互相包庇。朱熹这个解释，其实有点偏。党的词义（词性？）至少在先秦时，实际是半贬义，半中性的应该还稍许带点弱褒义但主体倾向于贬义，所以《论语
述而》才有：〃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陈司败对于孔子的质疑。而孔子也很诚恳、诚实地承认：〃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党的这种偏私性，非正当性，和危险性，在韩非的著述里，凸显得倍加强烈，成为韩非专制之途的主要〃拦路虎〃之一。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与众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有度》）
〃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爱臣》）
〃故内搆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扬权》）
《奸劫弑臣》有段文字，更是将大臣、官员为何要结党营私，走上层路线，搞帮派，结人脉网，公权私化，凡事入私门，以敷衍、马虎心态对待公职的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墨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宝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矣。〃〃
着实称得上是篇纲领性文件，通用的官场自我辩护词，精准得一塌糊涂！看来确实是给黑格尔说着了，2000多年，的确是没有变化。顺便说一句，〃以足搔顶〃，这是整本《韩非子》中，唯一可见的幽默语。难得，也够形象。
结党成群，既然是官场的趋势所然和客观存在，是君主专制的最大威胁之一（《亡征》之中有数条，指私党成群，皆可致亡国败君），严禁、破散、清除党群，自然就成为韩非专制思想，穷追猛打、狠叮猛咬之处。
〃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主道》）
〃大臣之门，唯恐多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
〃作斗以散朋党〃（《八经》）
只要是人群聚集，就得加倍小心。
顺带说一句，破群散党，在先秦时期，并非是韩非个人，或那个所谓法家小团体的思想观念，而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共识，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事实上都起到了推筑中国君主专制的效果。不仅如此，或许完全是意外，破群散党，也使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猜想和臆断，沦为一句毫无指望的空话。甚至，中国社会每每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如甲申三百年，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的史籍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终因寡不敌众〃的字样，此亦源头之一。
第七部分：谈孔说儒
孔子真是儒家的创始人吗？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
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显，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如果是，那为什么在孔子，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连儒字都懒得说，都免掉了？而这种隔绝，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儒学创始人的形象，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点？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照理说，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叹孔子可谓至圣矣；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之事。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烛幽洞微，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
如果顺着《史记》继续往前走，我们肯定不能遗漏掉，由司马迁首创的《儒林列传》。在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传中，司马迁倒确实在一开始写了孔子的删诗书，作春秋，也写到孔子门弟子的简单行略。但司马迁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种背景，还是没有把孔子，包括孔门弟子跟儒，跟儒学、儒家直接联系起来，更遑论创立学派之事。在这篇《儒林列传》中，讲完了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事迹后，作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这才姗姗出场。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一件在后人看来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册的煌煌伟业，司马迁为何要如此近于刻意淡化地来写孔门与儒的关系，为何没有开门见山，最起码给个明明白白的介绍、说明？《史记》虽不像《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但也绝非信手之作。司马迁本人对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与儒之间，笔底究竟掩着一种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至少，我们从字面上读，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儒学的半点印象。莫非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样的事情，在史迁的笔下，竟是一件不值一说，或者说是，不太好说的事？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路径，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四书五经，在后世之人眼里，被视为所谓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礼之《礼记》，在其中又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儒行》，整体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辩护词与赞美诗，也是日后所谓儒者们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的圭臬与指南。但就是这篇《礼记
儒行》，让人玩味之处也颇多。其一，它同样一字未提所谓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一说。其二，文章开头，鲁哀公问孔子（如果此事属真，那它发生时，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说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吗？孔子在绕了莫名其妙的半个圈后，回答说：〃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服饰史的人知道，服装在中国古代，在政治文化学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胡服骑射的故事，大家不会太陌生，它所引发的震动，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三礼（《周官》、《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之中最为重要的即是《丧服篇》。《书城》杂志一篇名为《大明衣冠何处？》的随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朝换代与服装的关系。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明中山装，更是直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