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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嗬，这个工作真不简单！”谢尔盖吹了一声口哨。
“的确不简单。”科斯加表示同意，“就为这个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你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担任组长，现在就要给你任务。”
“那么阿莫索娃呢？”
“让她去养养神吧。”科斯加讽刺地说，“到时候这个姑娘还会想出一些新花样来呢。”
谢尔盖忙碌的日子到了。二十个汽车司机的姓名还牵连到一百多个其他人的姓名。从早到晚都有人上谢尔盖这儿来。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手由于记录变得麻木了，头脑也因为无休无止的谈话和愈来愈多的新材料而弄得嗡嗡作响了。
一个接着一个，二十个司机连带他们的生活、社会关系、性格、嗜好都逐次通过了谢尔盖的审查。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特别的接近方法。这是些形形色色的人：有的年老，有的年轻；有的爽直，有的狡黠；有的文质彬彬，有的性格暴躁；有的阴沉拘谨，有的却善于交际；有的为人严肃，有的处世轻浮。其中既有先进生产者，也有中间分子；有党员，也有非党人士。
然而，这都是些诚实的人。被桑德列尔发现的谢尔盖的那种对谎言的敏锐感觉，帮助他迅速而正确地审查这形形色色的人们。
工作出乎意料地中断了。
中午的时候，左托夫把科斯加和谢尔盖叫了去。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罗巴诺夫。
“同志们，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左托夫对大家说，他颇为担心地搔了搔新剃过的头，随即问：“格朗宁，您讲一下，您审查过汽车司机查依契柯夫没有？”
“还没有呢，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我只是把他的履历材料转交给了您。”
“好。”左托夫似乎十分满意地确定了这一点，“这份材料也就不算少了。”他吃力地把身子转向罗巴诺夫，“喂，那么您呢，您调查过柳芭·阿莫索娃的朋友——格列洛夫了吗？”
“调查过了。”罗巴诺夫回答道，“他的社会关系很不好，酗酒，身上常有些来历不明的钱。可是他好像在追求柳芭，他爱上了她。”
“追求的时间很长吗？”
“他们是在凶杀之前的一个月认识的，他常到她家去，不过也和其他那些熟人一样。”
“看，事情是这样的：”左托夫强调说，“我看了你们送来的材料。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节。查依契柯夫和格列洛夫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很可能是朋友。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一方面，查依契柯夫就是汽车司机；另一方面，格列洛夫是内线。立刻根据这个推断着手工作。你们三个人成立一个新小组，我派格朗宁做组长。”
“应当查明他们和瓦伦了娜·阿莫索娃的关系。”谢尔盖建议说。
“不。”左托夫断然反对，“忍耐些吧，科尔舒诺夫。暂时把阿莫索娃忘掉。首先应当查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他们在那个星期五干了些什么事。要查明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天了，但是这一点非做到不可。”
半个小时之后，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出发到指定的地点去了；罗已诺夫则带着另一项特别任务走了。
莫斯科河区有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巷子，这是上一世纪的遗物，保存至今的确是个奇迹：到处是带有小花园、阁楼和走廊的一层的、两层的木制平房和楼房。门前放着长凳，道路是鹅卵石铺砌的。只有电视的接收天线和停在人行道旁的两三辆汽车影响了这种格局。
谢尔盖和科斯加并排走着，由于炎热感到十分疲惫。两人懒懒地交谈着。
“门牌十四号，再过四所房子就到了。”科斯加说。
两个朋友转过拐角，突然停住了脚步，互相交换了个眼色。前面，在离他们有两幢房子远，靠人行道的地方，停着一辆黑色大轿车。号牌看得很清楚：“Mг—14—88”。一个二十岁上下、穿着红背心的小伙子，坐在屋旁的长凳上，正在慢条斯理地拉手风琴，还不时将耳朵贴到琴上。
“怎么样，开始吧。”科斯加低声说。
他们走到小伙子跟前，打过招呼，就并排坐到了长凳上。
“嘿，好漂亮的小汽车！”科斯加赞美地说，“你们这儿住着什么首长吧？”
“首长，”这个年轻人轻蔑地拖长声调说，“去他的吧，这是司机科尔卡·查依契柯夫把车子开回家来了。”
“回来吃饭吗？”
“谁知道他呢。就这样他一天要回来个四五次。很明显，首长在开会，所以查依契柯夫就自由自在地到处兜风了。昨天还把他妈送到市场上转了一趟呢，你们能想象得出是什么情况吗？”
“大概也常带朋友们出去逛吧？”谢尔盖也参加了谈话。
“可不是吗，还带着姑娘们逛呢。”
“你也去玩儿过吗？”
“以前去过，现在不去了。我和查依契柯夫差不多已经有十天不讲话了。我才不在乎他呢。明天到乡下去休假，瞧，”他指了指手风琴，“我现在正准备节目呢。”
“您怎么会和查依契柯夫吵起来的呢？”科斯加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
“那还能不吵！”小伙子忿忿地回答说，“本来说好了那天一早他带我出去玩儿的。我正巧是第二班去护理一个人，有个工长病了，人家也把事情托付给我了。于是，我就在这儿等查依契柯夫，甚至还穿上了出门的衣服。更糟糕的是我又邀了女朋友。好容易才盼着他把车子开了过来。忽然间，也不知从哪儿跑出来他的一个朋友——斯拉夫卡·格列洛夫，他们悄悄地说了些什么，接着两个人就把车开走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谢尔盖惊奇地问。
“后来他还笑呢，说是当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去赚了一笔外快。这倒是真的，第二天他和格列洛夫俩人痛痛快快地逛了一天。至于格列洛夫，那是有名的无赖，虽然说起来他还是个大学生呢。”
“这是哪天的事？你要玩儿没玩儿成，还记得起来吗？”科斯加问。
“记得清清楚楚。是上个星期五。不过，说实在的，你们问这些干什么呀？”小伙子警惕起来。
“喂，朋友，看来不用和你绕弯子了。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看一看吧。”科斯加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他。
小伙子惊奇得吹了一下口哨。
“这就是说，他们犯案了？”
“大概是这样。”
“活该！简直是败类，不是人。”
彼得·格沃司捷夫从外表上看虽然有些粗率，其实却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又有观察能力的人。他不仅提供了非常确切和详尽的材料，还把他的房间变成了战斗司令部。根据他的建议，还把其他一些人也叫来作证了。这是格沃司捷夫亲自去叫的，做得很巧妙，没有惊动周围的群众。开始谈话的时候，他总是提出那骤然看来并无恶意的问题：
“你还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准备坐查依契柯夫的汽车那回事吗？”
“那怎么会记不得呢？”一个长着花白胡子的邻居笑着说，“你本来是那么神气，结果却出其不意地当着整个院子的人受了窘。也是活该。”他又教训地补充说：“以后不要再和这些家伙在一起鬼混了！什么查依契柯夫啦，什么格列洛夫啦。你是一个技术熟练的旋工，有才干，得过奖状，而且还给你照过相。”
格沃司捷夫的脸红了，只是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去拿香烟。
“为什么您认为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上星期五，也就是七号那一天呢？”科斯加问。
“嗯，为什么？为什么……”老头子感到有些困惑。
“啊，普洛科费·基里洛维奇，你难道忘了，那天不是去领养老金的吗？”格沃司捷夫插嘴说。
“一点儿也不错。”普洛科费·基里洛维奇高兴起来。
很显然，格沃司捷夫对于这次侮辱真是刻骨铭心。全院子的人都知道这回事，而且都同情格沃司捷夫。
傍晚，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回局里去了。
“瞧，碰上了这么一个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谢尔盖称赞地说，“可是我们终究妨碍了他准备音乐会的节目。”
“这倒不用替他担心，这样的人是不会丢丑的。”科斯加笑了笑说。
回到局里以后，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遇见了罗巴诺夫，他坐在谢尔盖的位子上，仰靠着安乐椅背，已经不那么热了的落日余晖使他眯缝起眼睛来。
“你看看，”谢尔盖指着他说，“就像一只吃饱了的猫伏在台阶上一样。”
“不要开玩笑了。”格朗宁的脸色严肃起来，“罗巴诺夫，你报告工作吧。”
“马上就报告，”罗巴诺夫从容不迫地应声说，“我已经等了你们两个钟头了。科斯加，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弄到了查依契柯夫的照片，我们这儿立刻就将它翻拍、放大了。我当即赶到了克拉芙济娅·伊万诺芙娜和薇拉那儿。老实说，那真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姑娘，而且还问你来着。”
“这与案件无关，”科斯加打断了他的话，“不要啰嗦，萨沙。”
“简单点说，”罗巴诺夫兴奋地一吐为快，“不论是妈妈，还是女儿，都在给她们看的一大包相片里，毫不犹豫地认出了查依契柯夫。”
三个人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看了一眼。
第二天早上，查依契柯夫刚来到汽车房就被捕了。他是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头发眉毛都是白色的，穿着脏兮兮的粉红色衬衫，卷着袖子，敞着衣领。
审问是在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的参与下，田左托夫亲自进行的。
查依契柯夫说话的腔调十分委屈，好像要哭出来似的。开始他企图否认一切，但是一经见证人的指认，他就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他终于承认，自己的确在那一天曾把朋友格列洛夫载到指定地点，并因此得了四百卢布。
“以后又怎么样呢？”左托夫严厉地问。
“以后他走进了大门，隔了半小时就带着一堆东西回来了。而我们这时候一直坐在汽车里。”
“‘我们’是谁？”
“我和一个姑娘，她是格列洛夫的朋友，好像格列洛夫想带这个姑娘去兜风。”
“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头一次看见。叫薇拉或者叫瓦利雅，可能是叫瓦利雅，记不清了。她是在半路上车的。”
“在什么地方？只是要说准确了。”
“我们到‘小燕咖啡馆’去接的她，靠着库尔斯克车站。”
“嗬！您为什么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儿呢？”
“我怎么会知道，是格列洛夫叫这么走的。”
“好，在咖啡馆里还碰见过什么人？和谁谈过话？”
“和女招待说过话，还能和谁说呢？”
“您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我再没有和别人说过话了，至于格列洛夫，我又没有看着他。”
左托夫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摆弄着桌子上的铅笔，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很清楚，您害怕把事情彻底说出来，也许，连咖啡馆的事也不该说吧？还有女招待，是不是？”
查依契柯夫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