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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婕！⒅泄酆瞎ψ�1978年以来之所以能够迅猛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稳步提升，也都离不开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蓬勃生长和壮大。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企业，或者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核心力量，因此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最终表现为企业力量，或者说企业家力量的竞争。环顾全球，哪个国家的综合力量最强，哪个国家就必然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庞大的企业家队伍。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作者把中国企业家力量看作支撑中国国力崛起、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中国力量”，是一个富有创见的深刻看法。
不过，对于有悠久的蔑视商人（企业家）和仇视财富传统、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的中国文化来说，要把企业家力量看作国家力量可能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种观念对于实行了30多年计划经济、具有浓厚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中国内地，可以说远没有深入人心。在长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香港，由于近年来经济整体不景气，所以仇富情绪和平均主义观念也有乘机抬头的趋势。个别本港学者还跑到内地鼓吹歧视和打压民营经济力量的偏激观念，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有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平均主义和仇富心态的极端思想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带来的必将是灾难和社会的倒退。
所以说，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大中华地区，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地区，认识和尊重企业家的巨大贡献和作用、营造适合企业家成长和创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仍然是一件任重道远的、意义重大的事情。
21世纪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展机遇，如果我们不想错过这个机遇，我们的社会就必须与时俱进，而我们的社会如果要与时俱进，我们的文化就必须进行必要的革故鼎新。
作为在世界华商中拥有广泛影响力的香港主流财经报纸，宣扬企业家精神的伟大贡献、营造适合企业家成长和创业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是我们“在商言商”的《香港商报》责无旁贷的使命。所以我们香港商报社两位记者——首席记者龙镇洋和总编助理周建顺，能够不辞劳苦地写出《中国力量》一书，也算本报为这个重大的时代使命奉献的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香港商报》社长吴松营
甲申年冬于香港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节 时间开始了（1）
“时间开始了！”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胡风用圣经般的文字，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想表达的心情，可谓是神来之笔。
一个“坚硬”的铁匠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楼茂春——楼忠福的父亲，是个铁匠。当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他正在锤打着一块烧得火红、软熟的铁。每一锤打下去，都有一圈的星星向四周飞溅，那场面对于没有什么娱乐的乡村，也算是一场难得的热闹观赏，特别是对于那些光着脚、光着屁股、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乡村孩子。所以在附近乡村的孩子眼中，他并不是为谋生计而操劳的铁匠，而是一个能够制造热闹、满足他们好奇心和观赏欲望的表演者。
和当时中国乡村4亿多穷苦的百姓一样，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楼茂春也格外地高兴。按照他的逻辑推理，中国改朝换代了，大家不用打仗了，全社会都要搞生产建设，打铁生意也应该红火起来的。更远一点，如果积累了足够的钱之后，说不定还可以创办自己的打铁铺和机械厂呢。
尽管浙江东阳县耕读传家的风气和浙江其他地方一样浓厚，但楼茂春没有读过什么书。他13岁就出去当打铁学徒了。做学徒的日子，他每天都比师傅早起一个小时，晚睡一个小时。不管是多冷的冬天，他的床都只是两条合并在一起的长凳。不过，那年月劳苦百姓的睡眠，要比现在睡席梦思床垫的人香得多。他常常夜里从长凳上滚到地上，但是他的睡眠就跟铁打的一样经得起摔打，总是一合眼就到破晓。
1949年，楼茂春已经是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老师傅了，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常年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地转，跟他熟悉的人也就多了。那年月，乡村农民们虽然穷苦而忙碌，但也总还有聚在一起说话休息的时候。这样的场所一般并不固定，随着时节的变化而变换。铁匠的摊档往往是这样一个会聚村民的理想场所，一来大家需要打一些农具、刀剪，二来也顺便看看火星飞溅的热闹。
改朝换代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历来是件大事，所以1949年前后，围拢在他的摊档边上说话的村民，话题基本都集中在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而且大家基本都是兴奋的，因为大家都将不必遭受战乱了，太平日子就要开始了，只要勤奋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楼茂春是个话不多的人，但大家怎么说他是注意听的。这些话语也符合他的判断，所以心情也跟着一天比一天好，憧憬一天比一天多。想着就要好起来的生意，想着未来将有改善的生活，想着多打点铁赚够了钱就发家致富，他虽然想不出“时间开始了”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甚至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手中挥动铁锤的速度、频率和力量却提高了一个级别。
然而，“时间开始了”之后，展示在他日子里的现实，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
没收工商业资本家财产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没收土地的活动在农村展开。接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展开。1951年，东阳县吴宁镇的干部来找他，叫他不要自己开店打铁了，要加入政府组建的合作社，一起干活、一起领工资。楼茂春对于自己的手艺和能力很自信，尽管干部多次来劝，他还是无动于衷。后来，干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劝说也变成了命令并夹带着恐吓，但是脾气倔强的他还是不为所动。
然而，形势比人强 —— 全球的“大气候”，加上中国历史“季节变易”的内在逻辑，一场席卷神州的强烈“季候风”正在形成当中。
20世纪的50年代，世界是一个连空气中都透着“红色”的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革命豪情在全球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候，在世界最响亮的声音不是从美国白宫发出的，而是来自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个时候，世界青年人的偶像不是披头士，不是杰士邦，也不是贝克汉姆，而是保尔·柯察金，是切·格瓦拉。现在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西方学者之一——哈耶克，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那本指出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的极端危险性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在世界上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而在中国则更是1958年才有译本，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列为只有级别很高的人士才有资格阅读的“禁书”。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眉样当年又入时”★的内地“新潮”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是坐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上。他们不假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指导一切的真理，不假思索地颂扬新世界的一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950年就非常热情、积极地参加到《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去，几乎很少有人真正怀疑过，自己正在努力营造的可能是一艘“泰坦尼克”号，连胡风、顾准等人也不例外。
在不多的例外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故意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的陈寅恪。1949年底，熟读变乱、历经变乱的陈寅恪就在欢腾中洞见了欲来的山雨——“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另一个，就是已经被人遗忘的留美农学教授、四川人董时进，他在1950年上书中央领导反对“土地改革”，直陈土地改革的弊病和祸害。将董时进这个被遗忘的人“挖掘”出来的当代学人谢泳作过这样的评价：“1949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楼茂春没有文化，对一切正在酝酿的政治风云变化无从预见，也没有太多的感想。他只相信自己的铁锤不仅可以打出锋利的镰刀，还可以打出自己美好的生活。不过，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无论是秀于林的高木，还是贴着地面的小草，都一样受到波及——只是遭遇不同而已★。
陈寅恪一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著书唯余颂红妆”，而占当时中国5。4亿人口80％的农民则是“生产必须合作化”——被喻为土豆和散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终于被生硬地装入了进口的“苏联麻袋”。
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开始席卷整个中国。据东阳县志记载，1951年7月，该县吴宁镇组建了第一个铁业合作小组；同年年底，整个东阳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增加到五个；1952年，增加到26个合作小组，一个合作社；1953年出现反复，但年底又增加到28个小组，三个合作社；到1956整个东阳的手工业合作化工作完成。
楼茂春在1952年加入了吴宁镇的铁业合作社，但是很快，他就感觉到大锅饭不好吃。一个人一天可以干完的活，在合作社内，可能要三个人三天才能干完，生产效率极其低下。13岁就拜师学艺的他，在师傅的调教下不仅学得上好的手艺，也培养了非常勤劳刻苦的职业精神，很是看不惯干活偷懒的作风。耿直的性格，加上他的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在两县的打铁比赛中，他成了“打铁状元”，所以他找领导抱怨合作社的弊病，并要求离开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对他的“叛逆”非常吃惊，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单干”作风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警告他不要“不识时务”。但是他还是坚决地在进入合作社半年之后的1952年底，顶着领导的责骂和恐吓离开了。
他不知道，这一年，一个后来被认为是“替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一点面子”★的顾准，也在上海被“处理”了，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
新年之后的1953年，他自信地设计了自己的人生计划。他不知道，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年也正在执行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看不到大地将被深深犁起，看不到地上的花草树木将被新泥掩埋，看不到有人想把野草和蚂蚁也组织起来纳入苏联进口的“麻袋计划”之中。
离开合作社后，结婚已经好几年的楼茂春也与父母兄弟分了家，但他很快就组建了自己的“合作社”——他与妻子王凤珠开起了自己的打铁铺。夫妻俩在吴宁镇上租了一间平房，这间每天以一斤米租来的平房，既是他们的家，又是这个“夫妻合作社”的车间和寄托美好未来的“造梦工场”。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