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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商地位，把光彩事业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向国际社会推广。
信奉“积善之家有余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文化，从来不缺少“积善”和“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商人（企业家）无论是太史公《货殖列传》中的财富英雄，明清的晋商、徽商，晚清的红顶商人，还是漂洋过海的近代华侨富商，不管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缺陷，在慷慨捐助、热心社会公益方面几乎都有同样良好的记录。
其实在中国的社会中，难的不是富有者的“兼济天下”，而是富有者的“独善其身”——财富安全其实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难题。
而这个由来已久的难题，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创富者及他们手中的财富的错误认识有直接关系。司马迁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错误地以为，商人（企业家）在捐出财富的时候才是“兼济天下”，而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则是一副“奸商”嘴脸。
其实在司马迁和哈耶克眼中，企业家无论是捐出财富还是赚取利润，都属于“兼济天下”。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通过纠正大多数人的判断错误、市场信息错误来获取利润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的企业家行为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有利于市场的运转，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当然也就能增进每个人的福利。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伟大的社会伦理规范中的“社会贡献”。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阿马替亚·森论证说“严重饥荒从来不发生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原因吧。
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总是有限的，真正的守财奴毕竟是人群中极端罕见的异类。个人财富超过一定的数量之后，财富的“社会属性”就完全超出了它的“所有权属性”了。或者说，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变成了社会财富——这当然不是指“吃大户”，而是指财富实际的社会效应。这就是为什么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家会说“财富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符号”。
据说美国的各种慈善基金总额约占GDP的９％，而在中国，即使是较早发展慈善事业的上海，这个比例也仅为千分之一。
不过，如果我们只简单地据此断定中国富有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对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不如美国富人高，而不去看看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比中国更适合人们创造和拥有财富，那么我们一定错了。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艾丰先生说：“我认为中国只有造就一个不仅自己创造的财富能够安全地在这里存在，外边有钱的人也觉得你这儿安全而到你这儿来，这个国家才能富。就像土壤一样，你能把财富这个养分留下，而不是一下雨全冲走，这个土地才是肥沃的。所以一定得把群众这个观念转变过来。”
人都是需要道义承担和责任分担的，不过对于企业家来说，最首要的责任往往并不是捐钱捐物，而是首先要经营好企业、为市场提供最好的产品或者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后者对于社会的贡献其实并不比前者小。
后置的前言第1节 梳理历史的长发（1）
历史是一头公有的长发
每个人都应准备一把梳子
从林则徐到吴敬琏——一条老藤，无数苦瓜
鸦片战争一役，大清能臣林则徐并未能为满人的大清帝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华文明打出一个海晏河清的局面。文明板块的撞击，倒是很快震裂了中华的苍穹，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化作一个“三千年未遇之奇变”的参天问号。
斯时至今，大凡有点家国情怀、历史眼光的中国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只要开始迈开思维的脚步，就都无法绕过这块落自苍天的问号——“如何结束灾难，如何复兴中国”。
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灾难接着灾难，屈辱连着屈辱，危机跟着危机。对亡国灭种的忧与惧，对中华文明的痛与恨，曾深深折磨着中华的仁人志士★，林则徐、魏源奇变一代如此，康梁戊戌一代如此，孙黄辛亥一代如此，陈独秀、鲁迅五四一代也依旧如此。而绝对孤独中的陈寅恪和顾准同样绕不过“娜拉走后怎样”的天忧。
“结束灾难，复兴中国”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紧迫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活跃起来的知识分子，如袁伟时、吴敬琏、茅于轼、朱学勤等，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时，也大多把对于“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追问和求解，视为自己学问研究的第一、同时也是终生的推动力。
1945年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总算缓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灾难却仍未见减少。其后，一个旧世界被砸烂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和“资本主义尾巴”也被横扫净尽了。但是这个灾难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国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浩歌狂热之后，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终于看见天上的深渊——与天、地、人“其乐无穷”地斗了几十年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和脑袋也被斗得“一无所有”。
此时，一个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习气”的身影正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向中心回归，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了——中国的国运正到了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在后世的史家眼中，这一幕必然悲壮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次真正是“时间开始了”，但是太多的灾难、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险恶、太多的绝望、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太多的“无端狂笑无端哭”，已经让这个民族清醒地体味到“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艰巨、复杂和欲速不达了。
走过1989年，走过1992年，走进新的千年，也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中国人用自己的设备遨游了太空，中国经济的起落正在左右世界的物价，中华民族的信心曲线，正攀向1840年以来的最高点。
自信从来不在举国狂呼“战天斗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出现，真正的自信总是与清醒和谦虚为伍。
所以；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才会成为数千年来人类最有力的棒喝。
第四代中国领导人，是最自信也是最清醒、谦虚的一代，所以他们对人的极限是清醒的，对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屈辱和绝望是深有感受的，对复兴中国的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对着哈佛大学的学生说：“中国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至少还要两百年的时间，几代十几代人的奋斗。”
时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参天的问号，仍然高悬天空！
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从旧中国的“士农工商”到新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在中国的社会生态群落中，商人群体，除非不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之后，知识分子就成了垫底的臭老九，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孤例。看来连商人都不能容忍的年代，瞧不起商人的“士”也是不会好过的！），只要存在则始终都是排到末尾。晚清和民国尽管专门制定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但是这毕竟不是我们文明和社会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因应危机的被动选择，所以在主流意识当中，商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必成众矢之的。
晚清和民国都鼓励工商业，但是传统文明中蔑视商人和随意干扰经商活动的惯性，仍然让中国商人无法真正地生存，光是地方官吏的压榨就难以承受，为此很多中国商人选择了与洋人挂靠的办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戴“洋帽子”★。通过戴“洋帽子”确实为他们的生意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欺压，但是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洋买办”和“假洋鬼子”称号，至今还是中国话语中分量很重的蔑称。
在一个以做官为本位而且对商人歧视和不信任的社会里，“官办企业”、“国有企业”的出现自然是必然的结果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国，再到“一大二公”的苏式计划经济，其实“官有”、“官办”、“国有”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对“官有”、“官办”、“国有”始终有最大的热情，只是名称、推行手段和实现程度的不同而已。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就算他们获得巨大的成功后，也要用“官与士”的油彩来涂抹自己，以便在这个蔑视商人的社会之中获得体面和安全。晋商如此，徽商如此，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典型。
与这么一个社会生态和文明意识相对应，英雄的名分便不可能与商人有任何联系。一个因为贞洁而饿死或者自杀的妇女可以成为英雄，一个为表孝道而自残甚至是虐待和残害儿童（自己的儿女）的愚夫都可能成为官方表彰的英雄，成为见经见传的楷模。但是一个商人绝不可以，哪怕他是清白的，哪怕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传承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做官高，因为“学而优则仕”才能兑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商人最合适的帽子还是“重利轻别离”的“奸商”和“小人”——我们的文明认定了“无奸不商”的逻辑。
这么一种文明意识和社会生态结构，加上缺少“灵魂的认真”（周国平语），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官方以外的社会力量存在，不可能有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体系。
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官为本位的一元权力结构始终无法打破，以官为本位的一元社会体系、一元文化价值体系、一元话语体系始终难以消解。我们的国度几千年来就像一锅粥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始终无法像欧洲一样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而这么一种文明和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静态的封闭循环，为了追求这种稳定的封闭循环，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子民和社会肌体进行削足适履的“阉割”——“才行反时者杀无赦”★。任何有别于主流的独立思考，任何掌握财富和资源的商贾，往往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理论和知识创新的学术力量，缺乏能够调动较大笔资本和资源的商业力量，这个社会就只能像闻一多所说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在这样的社会，不仅老百姓只有“做稳了奴才”和“求做奴才而不得”两种状态，只有这样，现代文明的璀璨明珠才可能在我们的家园上盛放光芒，我们的社会才能既可以与手执权柄的高位重权相处，又可跟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相安，还可以跟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大哲狂儒相对，如此，我们才可以真正缔造和进入一个完善的和谐社会。要知道，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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