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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研究生们的劳动这么重要，他们拿到的报酬却非常微薄，每个月一千多美元奖学金，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与他们付出劳动的价值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研究生目前在学校内没有任何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比如他们每个月的奖学金多少，教一门课校方补贴多少钱，这些都是完全由校方说了算的，没有任何商量谈判的余地。研究生们就是觉得不公平、不合算也毫无办法。
总之，“研究生雇员组织”认为，研究生正受到校方的“剥削”，而推翻这种剥削制度的唯一方式就是团结起来，与校方抗争，迫使校方让步，就像那些煤矿、码头、工厂的工人与资本家们的英勇斗争一样。的确，“研究生雇员组织”积极分子的表现，确实有革命者的姿态。他们在学校的大报小刊上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宣传他们的观点，声泪俱下地控诉大学，慷慨激昂地阐述他们的观点，一副“恶势力不倒台我们就不罢休”的样子，就差没有高唱“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了。
这个组织积极分子最主要的特点是：“进攻性”极强，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来投入，随时随地寻找机会吸引周围的研究生“入党”，其软磨硬缠的策略令许多不太过问政治的研究生们反感。像与我们一起吃午饭的那位骨干，还算好的呢，至少他是在饭桌上提起这个敏感话题。有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研究生雇员组织”的人盯上了他，隔三岔五地跑到他的实验室来做他的工作，即使他说了好几遍“对不起，我现在很忙，没有兴趣讨论这种问题”，还是不起任何作用，最后只好把那人赶出实验室。像这类关于“研究生雇员组织”骚扰研究生的抱怨经常能听到。
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种策略是有效的，许多人经不起他们纠缠，就点头同意加入，草草签个名，拿一张会员卡了事。也有人真的被他们说服，开始活跃地在组织内活动，并且四处去拉拢新的会员……于是，“研究生雇员组织”的声势渐渐壮大起来。
耶鲁校方当然不同意“雇员组织”的观点。校方一贯坚持说，研究生并不是雇员，而是学生，他们在学校内所做的工作是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比如，研究生们在学校里教的课程，是为他们以后任聘教授所必须接受的训练。这不算工作，学校与研究生不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研究生既然是学生，当然要乖乖地接受学校所提供的训练，乖乖地领学校提供的奖学金——是津贴，而不是工资；既然是学生，就没有权利成立工会，与学校统一谈判报酬、对条件讨价还价，更没有权利“罢工”“罢教”。
总而言之，问题的焦点在于：研究生到底算不算雇员？他们所做的工作性质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中国人，学校和老师的权威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所以，在一开始听说“研究生雇员组织”的观点时，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真反了天啦！研究生明明是学生嘛，说他们是雇员简直是太牵强附会了。”
人们还有更多的担心：如果将研究生算“雇员”，他们有权成立工会、统一与校方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如果他们真的罢工怎么办？大学岂不陷于瘫痪了吗？
这种事几年前发生过。那次“研究生雇员组织”为了显示力量，号召成员罢工：在学期末不判作业、不上交成绩。这些助教不干活了，耶鲁的教授们不得不自己为试卷和论文打分，忙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这次罢工，导致许多正在申请研究生的学生成绩不能及时寄到所报考的院校，愤怒的学生和家长纷纷打电话和写信给耶鲁校方和校报，谴责“雇员组织”成员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雇员组织”的罢工，使他们自己的威信扫地，失去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许多本科生听到“雇员组织”的种种论点后，忍不住要问一句，如果真的给了研究生们这么多权利，学校还能正常运转吗？
“研究生雇员组织”则辩护说，那次罢工，应该怪到“雇主”一方（耶鲁当局）强硬而不公正的态度。唯一避免罢工的方式，是双方进行公平的、诚恳的谈判以达成共识，而不是使劲把提出要求者打压下去。这样粗暴的做法只能导致更多的愤怒，罢工是被逼出来的！罢工到底是导致两败俱伤的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问题还是在于和平解决纠纷的渠道不够嘛。
这种观点难道完全是无理搅三分吗？到底“雇员”的定义是什么？难道一个学生不能同时是一个雇员？无疑，研究生们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但是更无疑的是，校方从这种他们提供的服务中得到了好处：只花费了相当于聘一个教授所要花费的几分之一的钱，就得到了未必比一个教授所能做的工作少的成果。如果教授做这类工作算是雇员，一个研究生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不能算是呢？这的确是不太合理吧？
对这些疑问，耶鲁坚决否认，毫不松口。于是双方卡在这个关口僵持不下。
这种争论和矛盾不只存在于耶鲁，美国各高等院校都有这样一类学生组织，在争取自己的“雇员”身份与组织工会的权利。各个大学的学生组织之间都在进行“大串联”，互相鼓励、互相声援，交流吸取心得教训，结成统一战线。2002年，他们获得了一大胜利――全国劳工委员会承认纽约大学的学生工会为合法。但是几个月后，康乃尔大学的研究生们投票否决了成立研究生工会的方案，这又令“雇员组织”的成员们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最终要诉诸类似“全民公决”那样的程序，将“研究生应否算雇员，是否有权成立工会”这样的议题交自己学校研究生来投票表决，很可能会被研究生们否决——我想，他们一定常常会有鲁迅在小说《药》中阐发的感慨：我们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你们却不领情！
第二辑 校内校外毕业典礼的最后一课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四年耶鲁生活画上了句号。
毕业，意味着离开耶鲁，也离开问题丛生的纽黑文，意味着真正走出象牙塔了。四年来虽说与纽黑文半即半离，它真给了我不少教益，让我提前为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作了不少准备，还用一种出乎意外的方式，给我上了最后一课。
2001年5月，毕业典礼活动的前一天，我们学院的院长写电子邮件给我们全体学生，最后一次提醒我们为毕业典礼的种种活动作好准备。“毕业活动的一半就是到处游行，”院长写道，“别忘了穿上舒服的鞋。”
说得太对了。整个毕业典礼活动的第一天是“毕业班日”（ClassDay）。早晨8点45分，学生们就得在各自住宿学院的校园里集合，然后列队走到大礼堂参加毕业祝祷会。结束以后，又列队穿过街道回到中心校区集合。下午呢，还是在中心校区集合，按照耶鲁传统，戴上花样百出的怪帽子列队走到老校区大操场，在露天参加“毕业班日”大会，听前第一夫人、联邦参议员希拉里的演讲。第二天，也就是正式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各个学院的学生们又要列队穿过纽黑文市中心的大绿草坪，然后再回到老校区操场，举行全校毕业典礼大会。全校大会结束后，还要列队回到自己的住宿学院，参加各住宿学院分别举行的毕业典礼，在这儿每个学生才一一领到毕业文凭……这几天，天天都要走来走去。
虽是有三百年高龄的繁文缛节老一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毕业生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所以还是觉得挺新鲜。每到游行时刻，街上都满是大袍宽袖、戴着学位帽的莘莘学子，一队队地扛着各学院的院旗，浩浩荡荡，飘飘忽忽，走去走来。两边的街道上围满了家长和记者，不停地照相，学生们隔不一会儿就会振臂欢呼，两边的人群也会热烈地对我们鼓掌应和。我们不由得陶醉在毕业的喜悦当中，自我感觉好像成了明星，受上天的青睐，受众人的宠爱。
可是，正式毕业典礼那一天的游行，我们这些天之骄子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那一天算是个很特别的日子，美国现任总统、也是耶鲁校友的小布什，出席我们的毕业典礼，接受耶鲁荣誉博士称号。同时来接受荣誉博士的，还有克林顿内阁的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鲁宾，前墨西哥总统厄内斯多·泽蒂洛，还有几位科学家、艺术家，其中居然还有我最喜欢的电视系列剧《法律与秩序》（LawandOrder）中的饰演律师的演员山姆·瓦特斯顿呢。冠盖云集，看热闹的人也特别多，警察、保安人员密布，到处戒备森严。
当我们列队离开校园，向市中心绿草坪走去，刚开始仍然是欢呼、喝彩、鼓掌，不到几分钟，欢呼、喝彩、鼓掌声突然变成了喝倒彩和抗议声浪。我吃了一惊，举目四望，大绿草坪中心有一队举着标语、拿着话筒的人们，正往我们的队伍这边不停地喊：“耶鲁应该羞愧！耶鲁应该羞愧！”还有一些人，穿着写满抗议口号的T恤衫，三三两两，或者沉默伫立，或者呐喊疾走。草坪上到处架着或者铺着五颜六色的抗议标语。我们一路游行走过去，来不及驻足细看，只匆匆瞥见其中有的谴责耶鲁校方拒绝支持学生工会，有的抨击不给校内的劳工合法权益，还有的抗议耶鲁没有给它附近租用大学地盘的商店以公平合理的租金和合同，等等。也有一些标语，和耶鲁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像抗议美国对伊拉克的贸易制裁，或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运动，那些大概是专为来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布什总统等高官准备的。
在这显然对我们不抱好感的人群面前，同学们大概感到出乎意外，都有点不知所措。有的人赶快低下头去快步地走路，有的学生好奇地望着他们，也有的平时就我行我素惯了，此时竟也毫不在意地向抗议者们挥手致意，大叫：“嘿，早上好！各位辛苦了！”引来身边学生们紧张地窃笑。不知是谁唱起耶鲁著名的加油歌，“叭喇狗！叭喇狗！”很多学生们马上都大声唱了起来，压过了草坪那边的抗议声音……
我想起耶鲁与纽黑文的关系这个难题。耶鲁不是转变态度，对纽黑文的社会问题伸出了援助之手么？我自己也参加格兰特基金会当教师，为纽黑文市“家境贫苦又成绩优异”的六、七、八年级中学生开设英语和数学加强班。耶鲁校方对我们这个由学生发起的基金会十分支持，慷慨地提供教室和其他很多便利，许多很有名望的教授，像现任校监理查德·布罗海特，和转赴哈佛任教的著名黑人学者亨利·路易斯·盖兹等人，都当过格兰特基金会的理事，或者曾在学生时代为基金会出过力哩。
但是，显然还不够。我亲眼看到了：这么多民众对耶鲁并不满意。
我们草草走完原定路线，赶快回到了毕业典礼的会场，抗议的声音却长久留在了我心里。这些抗议的人，大半当然不是冲着我们这些毕业生来的，而是是冲着耶鲁的校长、校监们来的，他们知道这些人进入会场也会走这一条路。我们抗议布什，这些人抗议耶鲁，也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