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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德国学生告诉我，在德国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宗教信仰完全是私人的事，很少被人在公共场合讨论，也没有政客会傻到用自己的宗教信仰来拉选票，因为公众知道，这与他的政见完全无关。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可能是个很糟糕的政治家。
也许是在美国住习惯了，对于我的德国学生所指出的这许多方面，我以前竟都还没有注意到，不过一与他们讨论起来，我不得不点头称是。不过，我向我的学生们强调说，“美国”并不是铁板一块，不能一概而论。像我所在的高等学府，对宗教就不屑一顾，校园中当然有一些基督徒的社团，不过成员几乎清一色是韩国人。我的好朋友之间没有哪个是信教的，谈到《圣经》时，不是把它当成纯文学来讨论，就是带着些讽刺口吻。
我很肯定地向我的德国学生下结论说：“在耶鲁，几乎没有人信教！”
确实，我一直觉得耶鲁是美国社会中的特殊个案，与我在小学、中学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十一年前刚到美国时，我的全家住在路易斯安纳州的小镇门罗。我母亲在那里上学，而我上镇上的公立小学。在那个小镇的华人很少，而华人活动的中心就是镇上一个华人基督教会。教会大部分成员，包括牧师和他的太太，都是从香港来的。讲经时，牧师用普通话讲一句（因为要照顾一些不懂广东话的信徒），旁边一个教会成员就用粤语把他的话重复一遍。
每个星期天，教会都会派人来接我们去教堂听布道。父母很忙，又不是信徒，虽然他们与牧师和许多教徒关系很好，跟牧师讨论起宗教文化问题来也非常有兴趣，但没有必须去听讲道的义务；可是我却乐此不疲，一次不拉，还参加了教堂的儿童圣经班和唱诗班。牧师与教徒们谦和，亲切，认真，热诚，他们在精神上和实际事务中给我和我们一家很大帮助，使我们顺利地度过来到异国他乡的最初难关。在一次布道会上，听见牧师问：“谁愿意接受主？”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来。
受洗一瞬间，心里的确是感动的。牧师庄严的致辞、我身上洁白的长袍、全教堂的寂静无声，从彩色玻璃外照进来的光与教堂内阴影的交织，这一切都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在这之后，我也有很多次被宗教感动的经历：圣经中《诗篇》的些章节、教堂里听到的一些音乐、默祷时教堂里那一片低着的人头……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上读初中时，每个周末仍去教堂，不过去的是美国人的教会。一次圣诞平安夜，与教会里其他的孩子一起挨门挨户地到一些老人家庭“慰问表演”，我们站在他们门厅里放开歌喉唱起圣歌，老人们静静地倾听，默默地流泪，紧紧地拥抱我们，他们哽咽了，我也热泪盈眶……
可是“感动”并不等于“相信”。年纪越大，我对于基督教的各种疑问就越多，找不到答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最后确定我不信教，是在把整本《圣经》细细读完一遍之后。里面的确有许多真实优美的章节，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依我当时越来越“理性”的眼光看来，未免自相矛盾，无法构成前后统一的整体。更有许多纯属幻想的细节――约拿在鲸鱼肚子里的经历、摩西与法老的巫师斗法、玛丽亚的受灵而孕、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把水变成酒、让一棵枯萎的无花果树起死回生，又诅咒另一棵树使之枯萎……真的有人完全相信这些吗？后代乃至当代每一位自奉为神明的人，难道没有从这些叙述中吸取资源吗？这一切实在超出了我的信仰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
在喜欢上哲学之后，宗教离我越发遥远起来。在哲学严谨坚固的逻辑系统面前，宗教更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在卡尔洪学院，我认识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兴致勃勃地逢人就说圣灵如何在他心里显灵，他如何要把他的一生都献给圣母玛丽亚等等，他的话有时说的语无伦次，简直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们学院的其他人背后都是把他当成一个笑柄来谈论的。
我也领教过他――有一次，暑假刚刚过完，我在校园里遇见他，于是跟他寒暄几句，问他假期过的怎么样。
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结婚了！”
“是吗？”我非常惊讶。“你结婚了？跟谁？你以前有女朋友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我是六月份结婚的，在意大利。”他还是那样一本正经。
“好浪漫呀！”我开始兴奋起来。“你的女朋友……我的意思是妻子，她现在在哪？在耶鲁吗？”
他点点头。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她长得什么样子？我以前见过她吗？”
总之，谈了十几分钟，在我不断发问之下，他把身子探向我，用神秘的口气说：
“我的爱人她无处不在，任何人都有机会认识并且爱上她，因为她是伟大、圣洁而博爱的，她就是――圣母玛丽亚！”
我差点没气昏过去，那种被人耍弄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
也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后来竟对于基督徒反而抱有一些成见了，有意无意地对他们敬而远之，甚至有些怜悯他们的“轻信”。
直到几个月以前，我一回到纽黑文工作，就约了几个我大学时的哲学教授一起喝茶，请教一些以前在学校时还是师生关系时没有机会请教的话题，比如他们个人的宗教信仰。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一定都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是怀疑派。“上帝”这种概念是这么经不起推敲，怎么能想像一个人又攻哲学又相信基督教呢。
可是，我大错特错了，我的三位教授竟然无一例外，都相信上帝，其中一个是天主教徒，另外两个是新教徒，他们都熟读《圣经》，而且在教会里都很活跃。
“可是，可是，你真的相信《圣经》里的那些神话一样的故事？”
教我“认识论”课程的教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微笑着说：“信仰和逻辑，本来就是两回事嘛。”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得知其他几位教授的宗教信仰，有的人甚至是同一个教堂的成员。真没有想到耶鲁竟还有这样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基督徒团体。而我以前在上他们课时竟然一点也没有看出来。我在惊异的同时，又隐隐地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敬意。
或许我应该请教他们，如何妥帖地将哲学与宗教分别安顿在心中不同位置，如何处理逻辑与信仰这“两回事”之间的冲突？
我的宗教信仰已经经历了不信（在中国）——相信（来美初期）——不信（年齿渐长）的循环过程。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 “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辞》），继续否定之否定？不管怎样，对宗教的本质，对宗教的功能，对宗教在美国的无远弗届的影响，我得重新去感受和理解。
第一辑 课内课外我的同性恋朋友理查德（1）
一
认识理查德是我在耶鲁大学读二年级的事。那时我们两人一起被格兰特基金会雇用当教师，我教英语，他教数学。我们被安排在一起，成了教书搭挡。理查德比我低一年级，当时还是个耶鲁“新鲜人”（freshman，这是美国对一年级新生的称呼），他也是亚洲人，个子不高，貌不出众，黝黑的脸，细小的眼睛，扁平的鼻子，一副典型的韩裔模样。
那个学期里，每星期二、四下午，我们两人都在校园内同一间教室里教同一群孩子们。按常理说，他和我同是亚裔，而且同在耶鲁的卡尔洪学院，又是工作上的搭挡，每个星期都见面，我们应该相处得很好才是啊。即使成不了最好的朋友，也至少应该可以有说有笑。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合不来。我总觉得，他好像不太喜欢我，很少跟我打招呼，见到我只是勉强的皮笑肉不笑，看上去非常不友好。我想来想去，找不出什么得罪他的地方，于是耸耸肩，对自己说：不喜欢我是他自己的损失。只是，经常跟一个显然不喜欢自己的人一起工作实在不舒服，总是弄得我浑身紧张。我打定主意后，跟我们基金会的主任，日裔高班同学野树说好，下学期一定要把我和这个家伙调开。
夏天来临，我决定这个暑假留在耶鲁所在的城市纽黑文，继续为格兰特基金会工作，在基金会主办的夏令营里教书。而理查德也留在校园里。不过我们的主任野树履行诺言，没有把我和他又分在一起。
暑假即将开始之际，我和一个朋友在校园里散步时遇见理查德，尽管关系疏远，但我们两人还是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关于基金会的事项。理查德走开了以后，那位朋友不经意地提起来：“刚才你那位同性恋同事……”我大吃了一惊：“什么？他是同性恋？你怎么知道的？”那位朋友耸耸肩：“这太容易了。从他说话的声音、他的作派就能看出来。”理查德说话的声音比较细，而且软软的，这是事实。但是说作派，我可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而且从嗓音上也不能证明任何问题。他也许天生嗓子就细呢？如果让我说，他只是一个稍微有点神经质、自信心不强、有些阴柔的小男孩而已。
我如此与我的朋友争论，他笑了：“看来你的‘同性恋雷达’实在不怎么样啊。”“同性恋雷达”（gaydar） 是英语里最近很流行的一句戏谑语，专指发觉别人是否同性恋的灵敏程度。如果一个人的“同性恋雷达”特别灵敏的话，不管是多么深藏不露的同性恋者也能被他识破。我也听过这种说法，可是我偏不信邪。争论了一会儿，没有结果。我的朋友一笑：“你等着瞧吧。”
二
我很快忘记了这件事，直到基金会的夏令营开始以后。理查德在第一个星期的教师训练周很快地跟两个教师吵翻了，弄得我们的主任野树忙不迭地调解大家的关系，向各方好言劝说。我作为旁观者，一边暗暗吃惊理查德怎么在人际关系这方面如此奇差无比，一边不由得又同情起他来。他显然是个很不快乐的人，我何必还跟他斤斤计较呢。
训练周的周末，我们所有的教师一起去新罕布夏州露营。那天晚上，我们在篝火边一边喝啤酒一边玩一个游戏。我们大家从野树手里五颜六色的巧克力糖中每人拿一颗，红色意味着爱情，蓝色意味着忧伤，棕色意味着友情，绿色意味着错误，黄色意味着背叛……谁拿到什么颜色的巧克力糖，谁就得对大家讲一个以这个颜色所代表的主题的真实故事。这倒是个大家互相加深了解的好办法。
轮到理查德时，他告诉大家他拿的巧克力糖是蓝色的——他的主题是“爱情”。我听到身边的罗伯特在窃笑，显然不相信其貌不扬的理查德的生活中，能发生什么跟爱情有关的故事。理查德静了一会儿，好像在整理思绪，然后开始讲他高中里一位好友和他的故事。他们两人一起在学生会里共事，有一天傍晚两人一起在学校里忙活时，这位朋友突然走近理查德，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用很稀松平常的口气问理查德能不能吻他。理查德当时吃了一惊，随即因为害怕和害羞而拒绝了。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就疏远了。这个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