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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已经燃起，对伊拉克以外的世界来说，战火只是燃烧在在报纸版面那么大的电视屏幕，电视屏幕那么大的报纸版面之中。我自己的生活，我周围人们的生活，仍然是如此令人震惊的平静。
第四辑 东方西方如果你是美国总统
前几天与朋友一起吃饭，他若有所思地问我：“如果你是美国总统，而你从中央情报局得到确凿情报，北韩准备把它的核武器卖给一个恐怖组织——你会怎么做？”
我没有料到他会问这个，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想，我会想办法阻挠这场交易，不过具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我的朋友说：“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向北韩发起核攻击，把它的首都平壤炸平，彻底根除那些在高层作出这种邪恶可怕决策的官员——这才是彻底干掉这场交易的最好办法。”
这位朋友一向是个挺温和低调的人，所以他说出这番话来时，真把我吓了一跳。张口结舌一会儿，我说：“这种办法到底有没有效姑且不论，你用这么极端的手段，不就沦为与那些你想消灭的恐怖分子一样了吗？”
朋友耸耸肩：“这是自卫。我们都很清楚恐怖分子想要得到核武器的目的只有一个，大规模地杀伤我们的同胞。阻止他们的办法只有抢先一步把他们消灭。我当然知道这样会杀死大量的平民，就像在二战结束之前在日本投下的那两枚原子弹一样。但也就像那时一样，现在我们也是不得已。”
见我沉默不语，他又说：“既然不是他们的平民死，就是我们的平民亡，我们当然更有责任要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民。动用核武器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如果真到这种地步，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说：“我真庆幸我不是那个作决定的人。”
在这之后整整一天，我都在思考这位朋友一番话中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我猜想，这个周末，在北韩宣布它“已经”拥有核武器之后，一定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在进行我与朋友这样的谈话。面对着一个不择手段的恐怖组织，或是一个残酷血腥的独裁政权，又得知他们处心积虑地策划袭击——我们该怎么办？是用同样残酷血腥的手段——不择手段——来消除威胁，保护自己，还是坚持“不逾矩”？而这是否意味着拿自己人民的生命下赌注？
在“九一一”之后的世界，到处都是这样令人左右为难的难题——对于政府和许多参与者来说，这些难题无疑涉及法律，而对于成千上万没有参与其事的像我这样的个人来讲，更是抱什么态度的伦理难题：为了保证军事任务的成功或者军人的安全而伤害无辜的平民，这是道德所允许的吗？为了得到情报而施刑折磨一个被俘恐怖组织成员（或者，把他交给另一个更愿意用拷打来获取情报的政府），这是道德所允许的吗？将涉嫌恐怖活动者绕过正常法律程序拘留监禁、并在军事法庭治罪，这是道德所允许的吗？
当然，在“九一一”之前，这些伦理难题就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它们变得更尖锐、更实际、更迫切与扣人心弦。它们不再是哲学课上抽象的话题，供我们在茶余饭后进行思想智力游戏。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军队、美国的总统正无时无刻不面对这些难题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正影响着成千上万人们的性命与生活。
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难题。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确凿地知道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知道怎样是对、怎样是错。比如我的一位同事，悄悄地，并且不太好意思地告诉我：当她在报纸上看到伊拉克儿童被误伤时，心里“并没有十分在乎，更没有特别难过，因为我坚信，没有萨达姆的伊拉克，不但有益于美国，也有益于伊拉克本身，有益于海湾地区乃至全世界”。也就是说，为了大部分人活得更好，这少数的不情愿的无辜平民（就是死一百人一千人，与其人口总数比起来，也是少数！）只好被划作牺牲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联军轰炸了德国那么多城市，柏林成了一片废墟，德莱斯顿被全部炸毁，难道在那些轰炸里就没有无辜的平民死亡吗？问题就在于这值不值得？我们现在普遍认为为了击败人类的大灾星、大恶魔希特勒，这些手段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同样的理由为什么不能用在这场战争上呢？”这位同事如是说。
可是我也有朋友坚定不移地站在另一极，坚信：任何误伤无辜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不管萨达姆本人是怎样的暴君，只要美国知道进攻伊拉克就会伤及无辜，那就绝不应该进攻伊拉克。这整场战争是彻头彻尾大错特错。甚至有人更极端地相信：战争——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目的的战争——都是罪恶的，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战争没有伤及无辜。这些人甚至认为，在二战中联军轰炸德国的城市也是错误的举动，尽管不这样做就可能意味着联军的失败以及更多人的死亡。——“有时候道德的选择是有相当大的代价的，”我的一个持这种观点的学哲学的朋友说。
这种论调实在令我难以接受，可是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它的“绝对”与“彻底”，相当诱人。
我不像我的朋友们那样对自己的信念如此肯定。面对着以上这些道德难题，我在各种选择中困惑地挣扎，却得不出一个令我心中熨帖的答案。两方面的论调我都听过，可是所有的选择在我看来都不过是拿一些人的性命去换另一些人的性命——区别只在是哪一些人或者人数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而已。可是又有谁有权裁决谁的性命更贵、谁的性命更贱呢？谁有权决定，一个被美军导弹误伤，缺胳膊少腿地躺在巴格达医院里奄奄一息的小男孩的生命，没有三个美国大兵或是19个纽约地铁乘客的生命珍贵？到底谁能做出这种残酷的算术题？是否最后的裁决权还是取决于谁的拳头更粗、更壮？
在过去的几个月，在对伊拉克战争中的道德问题上，美国的主要媒体不约而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可是有时回避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与悲伤视而不见，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道德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影响着公众的态度。也许我那位自称“并不十分在乎”伊拉克平民被误伤的朋友，在亲眼目睹大量血淋淋的场面或者至少照片时，会改变看法？而我那些彻底反战的朋友们，在确实了解到他们所主张的和平的可怕代价时，也会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不论做出何种决定，我们的心情都应该是沉重的。因为这些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妥协，而许多人，包括许多无辜的人，将会由此付出代价。
第四辑 东方西方美国人为什么讨厌法国？
2003年初春的几个星期，在全美朝野沸沸扬扬地讨论进攻伊拉克问题的同时，美国的媒体对两个反对攻击伊拉克的国家——德国和法国——抨击得非常厉害。《纽约邮报》那段日子有一天的封面上，登了一幅联合国成员国开会的照片，其中法德两国代表的头颅被换成黄鼠狼的头，猛一看还真有些吓人。各大报刊上也纷纷登出各种关于法德反战的卡通漫画，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
反战的国家并不只法德两国，俄国和中国都已经表明了反对向伊拉克动武的立场，为什么美国媒体（其后当然是反映了部分民意）的矛头单单指向这两个国家呢？我想还是因为法国与德国的关系一直与美国非同一般——两国在北约中都是重头国家，在冷战时期是“自由欧洲”最重要的两座堡垒，被美国一向视为“亲密战友”和天然同盟，美国对他们此次“背叛”自然更感到刻骨铭心，而俄国与中国在美国民众心目中反正并不是美国的同盟，所以对他们的反对也就并不感到意外——以前曾读到关于中国政治斗争的文章指出，权力者对观点不同的“战友”的怒火远远胜过对敌人的仇恨，致使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超过党外斗争，原因之一是权力者有一种受到背叛的心理因素在作祟。现在看来，未必只是权力者、也未必只是中国人有这种心理。
在浏览这些漫画的同时，我又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在反战立场上，德国比法国要激烈得多，美国媒体的怒火，却还是重点烧向法国的。在许多挖苦反战的漫画中，德国人一般被画成个笨笨的、大腹便便拿着啤酒杯傻笑的秃头老汉，尽管傻了点，但是并不惹人讨厌。而法国人，则被漫画家们丑化成一个尖嘴猴腮、獐头鼠目、鬼鬼祟祟的小人。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在政治上完全不合理：法国的立场比德国要温和得多啊，它至少还为自己留了些余地，没有完全排除改变主意的可能性，声称只有在联合国支持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通过之后，法国才会考虑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德国呢，现在朝野都异口同声地坚持：不管联合国有没有通过决议，德国都绝对不会支持打仗——口气斩钉截铁，不留一点余地。
可是，尽管法国的立场比德国要温和，法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也比德国要大得多，在美国报纸和电视上，以及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中间，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在法国上，而德国反而成了陪衬品，成了大家在声讨“老欧洲”时顺便提起来的一个小零头。
为什么美国媒体对于法国格外愤怒？上星期和朋友聚会时，我问了我身边好几个声讨法国嗓门最大的人。
“德国的立场至少还是为了理念，而法国的立场完全是自私的！”一个正在读政治学的研究生说，“德国是在真诚地反战，因为他们的民族深受战争的痛苦和恐怖，他们的立场虽然太理想化、太天真，但是至少他们勇于捍卫自己理念的纯洁这一点，还是挺令人敬佩的。”
“我同意！”另一个政治系的学生说：“法国则是纯粹地在用一些小伎俩来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看起来更重要一些。我敢保证，等到它觉得自己风头出够了，还是会找个台阶下的。”
旁边有不少人附和。
“他们的国家现在在国际上明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给他们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纯粹是为了照顾他们的感情，可是他们还总是以为自己在十八世纪，总是想借着什么事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整个就是一个跳梁小丑。”一个女孩子下结论说。旁边的人都笑起来。
我看她说得那么咬牙切齿，觉得很好笑，又不禁感到，这次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