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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第1章 不一样的日本（2）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高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根本不懂什么叫贪污。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腐败的困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以马尔萨斯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据说，德川时代的日本农民常用杀死婴儿的方式来减少人口。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所以近代化以后日本人很快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中国人一直被指责为一盘散沙。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自古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对周围国家不屑一顾。而日本自古以来对外界的风吹草动非常敏感，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
……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为小。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中国象一个衰弱的老人，被压覆在沉重而僵硬的价值观念之下，套在僵化的专制政制之中，依靠着腐败、疲沓的官僚队伍，牵曳着小农经济的庞大人群，艰难跋涉在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
在中国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同伴，她的身影看上去更加单薄和病弱。那就是朝鲜。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第2章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1）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致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李朝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与其说是选择官员，不如说是选拔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中举者擅长的只是四书五经中的道德教条，这些伦理教条对社会发展无益，对统治阶级却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象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第2章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2）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严格专一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学问，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对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所以，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第1章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1）
一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象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二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一九四五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栓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漫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 ，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 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第2章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2）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现在日本人又回来了，但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人就点头，更